1951年2月4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时任武川县公安局局长孙有光在当地老乡的带路下，一口气擒获了包括匪首张廷芝在内的五名土匪。
至此，为祸西北西北数年的悍匪张廷芝正式走向了人生末途。
当然，在面对死路时，没有人不想求生，张廷芝也不例外。
一路上，张廷芝就和孙有光不断地聊，提出想见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
“20年前在陕北，我是团长，刘志丹是副团长，高岗是教导队副队长，他们参加共产党，我办民团。”
眼看孙有光面色不变，张廷芝心知不妙。
当年西北剿匪，比张廷芝有影响力的大有人在，可张廷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中央关注的巨匪，是经毛主席亲自点名，属于枯恶不悛的那种。
可实际上就是，张廷芝有过数次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他每次都在人生道路的岔口选错方向。
一
能让毛主席也关注的巨匪，其实不是很多。
这些巨匪的历史形程非常复杂，这也就注定了在处理他们时要采取适当的政策。
大部分毛主席亲自批示过的巨匪，都是要保的，这也基于他们过去的历史贡献以及他们的民族身份，适当进行网开一面。比如“湘西王”陈渠珍等等。
比较少见的是另外一类巨匪，是毛主席点名要严厉制裁的，比较出名的如井冈山的萧家壁，是毛主席下令一定要活捉；还有大名鼎鼎的“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哪怕是周总理为之说情，但毛主席也没同意。
张廷芝就是此类少见的巨匪之一。
按张廷芝所称，他20年前在陕北参加过红军，也不是胡说八道，可正因为他参加过红军，其行为才更加可恶。
1908年，张廷芝出生于陕西靖边县金佛坪村一个豪强世家，根据资料记载，张廷芝所在的家族祖上出过八个文武举人，虽然没有出过中进士的人才，但在地方却是属于绝对的高门大户。
至民国初年时，张家影响力已经遍布周边400多个村，占地1500余亩，几乎当地的农民都是张家的佃户。也因为军阀混战的关系，张家为了自保，在自家的势力范围修建了土围子，还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
这支武装力量主要起两个作用，一个是预防土匪，另外一个就是威慑乡野。
张廷芝接过了家族遗留下来的庞然大物，并没有想着造福乡里，而是为祸一方，成了当地一害。
1930年春，冯玉祥抽调在甘肃、宁夏的西北军参战，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趁机扩军，收编了张廷芝匪部，任命张廷芝为16团团长。
刘志丹、谢子长在渭华起义（1928年）失败后也在党的指示下从事兵运工作，并借机打入苏雨生部，在其名义下挂名建军，刘志丹当时不仅与苏雨生部15团团长王子元，其还被安排出任16团副团长。随后还把高岗也安排进16团任教导队副队长。刘志丹虽然在做张廷芝匪部工作，但并没有成功。
后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任命谭世麟为甘肃暂编第六旅旅长后，开始大肆收编当地土匪以及地方武装，张廷芝脱离苏雨生部不久也投靠了谭世麟。
刘志丹利用谭世麟大肆收编地方武装的机会，也带着部分兵力接受了其改编，伺机从事兵运，这支部队在三道川与张廷芝等数股土匪合编为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
不过很遗憾的是，这次挂名建军的行动被张廷芝破坏了。刘志丹受邀去庆阳帮助谭世麟建军期间，张廷芝吞并了受中共领导的陕军杨庚午部周维奇营，该团被打散。
三道川事变后，张廷芝虽然名义上仍然属于谭世麟，但实际上已经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谭世麟对此事一无所知，事后还气得大骂张廷芝是“反复无常的小人”。
“反复无常”也成了张廷芝一生的真实写照。
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后，张廷芝始终是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与临近张廷芝匪部数次交手。
事实上，如果论实力，张廷芝匪部并不是我军对手，但我军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军，因此被张廷芝数次钻空子偷袭。
左权曾率领军委警卫连以及工兵连进军张廷芝土围子，尽管此战顺利得胜，但因为张廷芝不在土围子，从而躲过了一劫。
1935年年底，为了加强对东靖边、定边和西靖边的领导，中共成立三边特委，调谢唯俊出任三边特委书记，并成立剿匪指挥部。
可没想到的是，张廷芝策反了我军游击队连长宗文耀，致使该匪临阵叛变。
1935年11月28日，叛匪进攻三边特委以及指挥部所在地沙洼沟，杀害了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和西靖边县政府主席殷云山等10人，抢走了县政府全部物资，史称三边事变。
谢唯俊1926年入党，是赣南根据地创始人，红军著名将领，而且还很善于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他的牺牲令毛主席颇感意外和痛心。
很遗憾，叛乱后来虽然平息，但张廷芝再一次逃脱。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廷芝恬不知耻，又投靠了在包头的日本人。1943年时还涉嫌杀害了我党从苏联归国的五名干部。抗战胜利后，张廷芝匪部被国民党当局收编。
张廷芝知道自己手上血债累累，所以也根本就不打算悔改。
陇东战役期间，张廷芝世代所居的土围子被我军攻破后，其投靠了在榆林的国民党军22军。
1949年6月1日，时任国民党军22军军长地左世允率部起义，张廷芝再度逃离，所部又被驻扎绥远的国民党军111军接纳，得知绥远部队也将起义，便又出逃，后来又溜回来混进了绥远第36军。
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后，张廷芝匪部被缩编为一个骑兵连。但他当时听说自己即将被送到北平受训时，出于担心自己遭到清算，又决定反叛。
1949年11月，张廷芝匪部被我军包围，不得已之下放下武器投诚。
事实上，张廷芝投诚并无诚意，这是他一贯用的伎俩，在过去历史上就有教训，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张廷芝就率部进攻我陇东苏区，但被我军包围后假意投诚，利用间隙突围。
1949年12月，西北军区上报阶段剿匪总结，毛主席在批阅时看见了张廷芝的名字，立即批复：
“此人历史上血债较多，且反复无常，断不能留，请立即处置！”
可惜，毛主席的批复迟了一步。
张廷芝被安排进解放军军官训练班学习期间并不老实，而是私底下裹挟其余投降的土匪，不少土匪因手上有血债，出于畏惧竟然也赞同张廷芝的说辞。
1949年12月11日，张廷芝裹挟一部分土匪从训练班逃出至乌审旗王府，并再度叛乱。
当时，西北地区匪患猖獗，给了张廷芝发展的机会，张廷芝收编匪众声势浩大，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久之后任命下来，张廷芝出任“反共救国军1016部队司令”。
三
从1949年至1950年初，紧邻陕甘宁边区的伊克昭盟匪患猖獗，特别是在伊盟最南端的乌审旗，其首领是蒙古族匪首奇正山，此人原来是乌审旗的王爷。
奇正山不仅控制了当地蒙古族武装以及民众，还有类似张廷芝这样的汉人土匪武装，形成了一股不弱的力量。
当时，绥远军政委员会同意派兵围剿，但因为当地复杂的民情也是几番犹豫，还是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乌兰夫提议，调隶属内蒙古军区的骑5师进入匪区平叛，并调伊盟盟委书记高增培兼任骑5师政委。
1950年2月13日，骑5师开进伊盟达拉特旗，留第15团于黄河沿岸防匪北窜。
尽管在开战前已经有详细周密的计划，但整个进剿过程并不顺利，因为匪众都是骑兵，面对我大军优势，并不固守一隅，而是四处出击，加之匪众本就是当地人，熟悉当地的情况。给我军带来很大的困难。
伊盟世代所居的都是蒙古贵族，匪众四散逃开后，四处散布流言，称我军进去是剿灭他们的，给当地民情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图|乌兰夫
更为关键的是，诸如张廷芝这样狡猾多端的土匪，开始化妆成解放军，故意劫掠当地的牧民，给解放军的名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考虑到这种影响，我军后来改变了纯军事剿匪的策略，而是采取了适当的民族政策，来争取当地人的支持，还教当地人如何辨别解放军和土匪。
事实上，这一举动收获了奇效。
当地愿意当土匪的毕竟是少数，特别是世居的蒙古贵族，只要让他们明白，我军进入之后，目的只是为了剿匪，他们不但不会反对，还会支持。
就连当地的蒙古族百姓也说：
“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好，把我们当兄弟，我们要跟共产党走，不要听别人瞎说。”
这么一来，也就孤立了当地的土匪。
随后我大军进驻剿匪异常顺利，不光是在战事上顺利，还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在我大军围追堵截上，奇正山匪众被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之后纷纷被捕，张廷芝负伤后逃脱，躲藏在老百姓家里，殊不知他的行迹早已被通报给了解放军。
1951年夏，奇正山等31名蒙汉匪首先后经公审后枪决，张廷芝不同，因为他是中央点名的血债累累的巨匪，他被押解到绥远省会归绥。
1953年3月，张廷芝经法院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