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9000年的历史，时至今日，绵延不衰。故宫博物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在新书《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中，挑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最精美、最具代表性的玉器，讲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玉文化故事，以一部故宫玉器通史串联起一部生动的中华文明史。在作者看来，中华玉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和儒家对玉文化的理论总结密不可分。
《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
徐琳 著
方尖碑｜译林出版社
文｜徐琳
玉德观的形成
儒家玉德观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较早记载这种观念的文献有《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孔子归结出玉的十一种德性：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以此比之于君子。这实际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大全。这和西汉董仲舒提倡的王者当修饰“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吻合，说明玉德完全是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的。
《管子·水地篇》中将玉德简归为“仁、知、义、行、絜、勇、情、容、辞”九德。《荀子·法行篇》同样论述子贡问孔子“君子贵玉而贱珉”的问题，并借孔子之口将玉德简释为“仁、知、义、行、勇、情、辞”七德。
东汉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玉德简化为“仁、义、智、勇、絜”五德，概括了玉之色泽、纹理、质地、硬度、韧性五个特性，言简意赅。
先秦到两汉对玉德的论述均构建于玉本身的物理性质上。从矿物学角度讲，中国玉文化中真正的玉指的是闪石玉，因构成分子式中含有一定的结构水，所以呈半透明并有油脂光泽，看起来十分温润，此特性形成了玉德中最重要的“仁”；玉的结构为毛毡状，韧性很强，在自然界中仅次于黑金刚石；玉的硬度在6至6.5，不软不硬，处于莫氏硬度中最佳的黄金分割点；玉的颜色多种多样，且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正因这些玉本身具有的物理性质，儒家引申出“仁、义、智、勇、洁（絜）”等各种可以和君子行为相符合的“玉德观”便有了必然性。可以说，自然界中再没有比玉更合适的矿物岩石有这么多符合儒家君子德性的特性了，这可能也是儒家发现玉、锁定玉，并以玉表达“君子之德”的原因。
玉德之外还有玉美，先秦文献中“十一德”“九德”“七德”几乎只谈玉德，不谈玉美，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中才提出“玉有六美”，将玉的外观美提到了与玉德并重的地步，东汉许慎也讲到玉除五德外，是“石之美者”，即提到了玉之美。也就是说，许慎对玉的定义，不仅强调了玉德，也注重了玉美。
在古人眼中，玉为山川菁英，以玉德喻人德，暗合了中国人固有的“天人合一”观念。故以玉之物理性质来象征人的德性，是中国人在众多彩色宝石中最终选择玉，把其作为崇拜物或寄托思想情感载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常常是某种事实发生在前，对事实的观念、理论产生在后。玉德观的形成是长久以来用玉实践的产物。西周时，大量组玉佩的使用是贵族的专利，用玉也是统治者身份的象征。孔子的玉德说应是在已有的佩玉、礼玉使用过程中对用玉实践的第一次深刻思考，他挖掘出玉的“十一德”，也是对用玉思想的第一次总结。
但在当时，这种总结未必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春秋时，儒学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其后学到战国才成儒家一派，对社会，尤其对统治者并未有真正的影响力，大多数东周玉器的使用还是延续西周的传统，按照以往的思想观念来使用玉器，玉器的礼仪性、神圣性、等级性还在人们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儒家在已有的用玉基础上的总结，第一次将玉的神圣性、礼仪性概括为玉的德性，成为后世用玉的理论思想基础，只是这种理论总结在当时并未普及，战国时还有不少人对使用玉器持反对意见，如墨子等就对儒家的贵玉思想不以为然。
贵玉思想
“君子比德于玉”自然形成了儒家的贵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最初提倡的“贵玉思想”并非以玉器本身为贵，而是贵玉所包含的德：君子之德，君子之礼。《礼记·儒行》：“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聘义》：“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宝玉、圭璋均为玉，孔子借玉来论儒者的近人之道。儒家提倡轻财重礼，以圭璋作礼物行聘礼，说明聘君重视聘礼，行过聘礼主君又奉还圭璋，体现了轻视财物而重视礼仪的思想。宝玉虽是贵重的财物，但先秦儒家重视的是玉所代表的礼，代表的德，代表的忠信，故有《礼记·玉藻》：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征、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由玉比君子之德，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反过来也成为约束君子德性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是儒家贵玉的重要原因。
儒家玉德观和贵玉思想真正取得正统地位并得到普及要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才逐渐实现。如果说先秦时期体现了使用者对玉的神秘灵性的崇拜和对等级制度的推崇，那么儒家在西汉取得正统地位，才真正使玉德观与贵玉思想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儒家的玉德观把玉的自然属性上升到与儒家行为规范的道德观念相一致，并得以成为用玉的正统思想，在全社会得到普及。汉代用玉之发达，佩玉之盛行，是和这种儒家以玉之德比君子之德的观念分不开的。借玉比君子之行，同时玉也成为规范君子行为的一个法则，王公贵族以君子自比，其外在的显示是佩玉，内在的精神因素就是玉的象征意义——君子之德。
两汉的玉德观从西汉刘向的“玉之六美”到东汉许慎的“玉，石之美，有五德”，最终明确了古人眼里真玉的含义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曰“石之美”，二曰“有五德”，两者缺一不可。故《说文》中有六十多个从玉的字，但定义却有“美玉”“玉也”“石之似玉者”“石之次玉者”“石之美者”之分，人们常常忽略了玉有五德的定义，而只提“石之美者”，以为“石之美者”均为玉，殊不知玉与石早在孔子之时就有所分别。玉与珉、与石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具有德。“贵玉贱珉”是人们对真玉辨别经验的提高，古人虽没有现代科学仪器，但在长期的接触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对玉的分辨能力，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闪石玉逐渐被锁定为真玉、美玉的过程，而一些我们现在看来是蛇纹石、长石、叶蜡石、石英类的矿物，就逐渐成为“珉”。
许慎精炼玉之五德，并分玉、石之等级区别，将玉德与玉美相提并论，应是对这一认识过程的总结。从两汉用玉的大体情况也可窥见一斑：西汉时期，王侯墓葬中出土的玉器质地还较为复杂，各种玉料似乎都在使用，如南越王墓的许多玉器，虽然有精美异常的纹饰，但本身玉质并不好。许多葬玉甚至装饰用玉使用较差的青玉或地方玉制作。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昭阳殿中，还挂着“蓝田璧”，说明蓝田玉也是当时的美玉，故这一时期对玉器雕工的重视更胜于对玉质的重视。西汉中期，尤其是张骞凿空西域以后，和田地区的优质玉料得以大量进入中原，出现了一批既美又德的经典之玉，如咸阳汉元帝渭陵出土的五件圆雕玉器，堪称艺术精品，均为和田带皮白玉子料制成。东汉时期，王侯墓中用和田上等白玉或青玉的情况较多，如佩饰的刚卯、胜形佩，甚至一些玉握猪、玉塞都用优质且没有瑕疵的和田玉，说明此时也开始重视玉器质地之美，尤其是对玉质温润细腻的和田玉的喜爱。这是人们认识玉的一种提高，从更重视玉的象征意义到玉德、玉美两者兼而用之的一个渐进过程。
正是儒家对以往玉文化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使得中国人用玉不仅仅停留在实践层面，也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从此，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奠定了历代中国人用玉、爱玉的思想基础。
（本文摘选自《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