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书生的编年史——来新夏学术纪事本末》日前出版，这本书分上下两卷本，是由出身南开大学的历史学者刘刚、李冬君与其学生寇德印一起编著的，历时长达10年。这部书一问世就引来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为传主来新夏是去世10年的南开大学教授，当代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藏书史研究学者，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学术权威。来新夏祖籍浙江萧山，在《二十四史》里，来家多位先贤有传。
寇德印说，自己在接到刘、李老师邀约共同为来新夏先生作传时非常高兴，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来新夏学术门类众多，他是越做越害怕。“如果最初知道有这么大的体量，可不敢轻易应承。”既然答应了，就不能不做。数年时间收集资料，寇德印笑着说自己干的是体力活，刘刚、李冬君则全盘设定了此书的思想、体例等，他们才是这本书的灵魂。
三人联手要做的不仅仅是一部个人传记，而是通过一个人来侧面反映中国近代学术史。
寇德印写初稿时意外断了腿，吊脚打着石膏，正是炎夏，他写作时后背倚在墙上，墙被汗水泡得扒了皮。他拄着双拐把50万字的“初稿”（资料汇编）交给刘刚、李冬君以及来新夏夫人焦静宜。焦夫人看后提出了宝贵建议，指出“为人之学”线索明晰，但“纵横三学”线索还需进一步深化。刘刚、李冬君则在此基础上，重新修改、调整、再创作，增强了书稿的可读性、学术性以及思想性，让书稿质量有了更高水准。
来新夏研究的学术门类众多，内容丰富，给师生三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收集到更全面、更准确的资料，他们采用了多种方式。一方面，从文献中寻找线索，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寇德印特地前往来先生的家乡萧山，采访他的故友亲朋，并进行了乡土调查。萧山档案馆里有完整的来氏族谱，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这些多渠道的探索，他们尽可能地还原来新夏的学术生涯，也为书稿的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去年3月，来新夏书院（来新夏方志馆）在杭州萧山开馆。当师生三人把样书交到焦静宜手里时，她拿着“挺沉”的两卷书稿，坚决不要别人帮助，一直自己拿着。10年中，三人曾无数次与焦夫人通话，请教各种疑难问题，她未曾催过一句，看她捧着样书爱不释手的样子，不禁令人动容。
来新夏的学术贡献广泛而深远。他著有《北洋军阀史》《林则徐年谱》《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目答问汇补》等，综合各种版本，总数达140种。他的研究不仅在学术圈产生了深远影响，晚年还通过随笔等形式将知识反馈给大众。刘刚说：“他这样做，是要走出专业领域，把历史学还给民众。他觉得自己被民众供养了一生，无以为报，心有不安，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回报给民众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大众史学。”
1983年，来新夏先生赴昆明参加第三届西南军阀史讨论会途中，远眺长江三峡神女峰时留影
“临终前将写传记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记者：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李冬君：先说我和刘刚与来新夏先生的渊源。当年我们写《中国私学百年祭》，用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的写法，这是我们讨论很久后定下的，就是做大事记，让事件和时代背景发生共鸣。来先生研究版本目录学，他知道这个写法的好处，因为编年体展示时代框架，纪事本末阐述传主在时代中发生的事件，如此有本有末，有始有终。来先生发现了我们这本书，他总结出这是编年纪事本末体，其实我们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总结。老先生开心得不行，打电话来，不吝赞美。因为这本书，我们成了来先生的私淑弟子。老先生人特别随和，我们两个到天津请他吃饭，问他想吃什么，他说硬的钢铁不吃，软的棉花不吃，其他什么都可以吃。
刘刚：后来我们的书和文章，老先生都看，看完就打电话来。来先生在江南长大，是文化世家，有家学有师承。我们写《文化的江山》参考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江南。他说中国历史这么写，你们开了一个路子，这是我们老一辈人做不到的，所以他临终前将写他传记的任务交给了我们。
记者：在写作过程中，有哪些特别的感悟和难忘的经历？
李冬君：来先生的委托对于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我们请寇德印先做收集资料的基础工作，这个过程难在是给来先生写学术传记，而不是生活传记。老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有他那么多的学术成果，要爬梳清楚，实在不容易。尤其老先生是书香世家，从小就读书，不像我们真正读书是上了大学以后，我们读书的积累和老先生怎么能比？所以整理他的东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搞史学的人要写一本书，一定要想好体例，我们决定还是用编年体加纪事本末体，因为更契合来先生的学术气质。
寇德印：来新夏先生一生研究年谱，一直以年谱这种特殊的传记方式呈现其学术面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还有《林则徐年谱》。所以我们用编年加纪事本末体例来写作他的传记，也是向他致敬。内容含一条明线一条暗线，明线是来先生的人生履历以及他的学术研究，来先生1923年出生，2014年去世，九十多年的人生；暗线是编年所反映的时代性，来先生被称为中国半部学术史，所以我们还写了来先生的朋友圈，体现时代的颠簸状态。
1946年，来新夏先生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时留影
上课口若悬河
是学校里的一道风景线
记者：来新夏先生有哪些独特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李冬君：1979年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很多住在南开大学操场上没有拆的地震棚里。有个故事在学生中流传，棚里没有电灯，来先生点蜡烛，秉烛夜读，但他来上课时，皮鞋锃亮，还是半高跟的，裤线笔直，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让我们很吃惊，感觉是上一代老先生的仪表风范。他会双手写板书，还不看，确实很有才华。
刘刚：启功是来先生的中文老师，他也跟启功先生学过书画。
李冬君：我和刘刚都选了他的目录学课，目录学是绝学。现在都是检索，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条件，所以目录学是一门基础的工具课。来先生上课是口若悬河的，全部能背下来，我们当时真的是听傻了，那时候来先生在学校是一道风景线。
刘刚：我第一次听来先生课是他讲《太史公自序》，讲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讲了许多，我记得最深的就是这一句，真的让我脑洞大开。做学问其实不在读多少本书，就在“开”这一下。来先生从中学开始研究太史公，直到晚年没断过，不管在哪儿，蹲牛棚也好，在南开大学也好，他一直奉行，我称其为“来公心史”。
这种“心史”在来氏家族里是一种文化基因，他的祖父来裕恂也是这样的。来先生曾说：“我的学问比我祖父差远了。”他给我看过他祖父写的《易学通论》，还有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跟我们的文学史不一样，他是做东西方对比，认为西学是科学，中学是文学，实际上他写的是“中国学术史”，这是通古今之变的。他们都有这种抱负。
在南开历史系里，课讲得好的，我们经历的一个是刘泽华先生，一个是来新夏先生，再上面就是郑天挺先生，但我们只听过他的一次讲座。那时候南开历史系可说是全国第一。
李冬君：我们上学的时候受老先生们的影响，就是要有学术抱负。我还记得来先生特别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过，研究历史要“为尊者讳”。他是基于反思风盛行之下，各种历史叙事专门揭名人个性上、生活中的弱点而言，对此来先生不太喜欢。他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你侧重的点是什么，历史人物在他的历史阶段上有着什么样的影响，至于个人，人性都有弱点。这给我的影响比较大。他有一本书叫《只眼看人》，就是说看人要聚焦，不要自我定性是好人或坏人。
寇德印：来先生教学里有两句话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他说治学，他不认为老师对学生倾囊相授是很好的方式，他将其比喻成倒水，他说老师有一大桶，学生是个小桶，你把水全倒进去，小桶容纳不下。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带学生到河里去挑水，也就是带学生找到路径。第二他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你一条鱼，不如教打鱼的本领。所以他教学的特点就是教你路径和方法。还有回忆说来先生讲课，手不持片纸，全在脑子里，殊不知备课阶段他做了多少。
1978年，来新夏先生重上讲台时的留影
来新夏的工作
也是朴学追求而侧重于“中”
记者：来新夏先生在历史学、方志学、目录学等领域取得了哪些重要学术成就？这些成就对相关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刘刚：南开史学有两个人物，思想史是刘泽华，学术史是来新夏。刘先生是原创型，在自家的自留地一个萝卜一个坑地深挖；来先生是传承型，以“心史”传承《太史公自序》。我们第一次听他的课，就是讲这篇《自序》，来先生是书生意气的，书生意气得以表达的时候，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否则呢，那就叫“伤心人别有怀抱”。
现在很多学者是学问做得好，但普遍缺少原创。来先生则为我们展示了一道中国文化史的彩虹，而且他建立学术平台，为大众提供服务。
其实来新夏的工作在学术上与钱钟书先生比较贴近。钱钟书的《管锥编》，实际上是考据学的朴学传统，在朴学之中做中西合璧的学问，他是唯一的一个。钱钟书把中西合璧的样子做出来了，我们很难将其思想提炼出一句话来概括他，但他做的学问，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就是绝学。来先生也是朴学追求，但他做的侧重于“中”，其中含着中西合璧。
李冬君：现在一提林则徐就会提他的一句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把林则徐的一生概括得非常准确。这句诗是来先生做《林则徐年谱》时第一个引用出来的，是他做的工作。
来先生是被刘泽华先生请回来上课的。刘先生当时做系主任，他帮过来先生的大忙。来先生在牛棚里写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书稿，交给了刘先生审看，并希望帮助出版。实际上两人平时交往不多，最多就是同事，他拿来书稿托付，那是身家性命啊，刘先生敢接着，在当时是很难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相通的认知，来先生也是认准了人。
我国能够把考据学写成随笔的没有几个人
记者：来先生在同辈学者中爱写随笔，是不是他在学术之外比较感性率性？
寇德印：我把他的随笔都读完了，大概有两三百万字。来先生1993年开始大规模写随笔，之前他一直做专门学问，退休之后，他把大部分精力转向了大众史学，大家评价说他是“衰年变法”，就是说到晚年风格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实质上来先生是以另一种形式做学问。这一点刘刚老师概括得很好，说他是把中国学术史打散了写，目的就是做文化个体性的传播。他不是率性而为的文字，是有针对性的。
有人统计过来先生晚年的通讯录，来先生以前的朋友圈，多是大学问家。晚年他的交友对象往草根方向发展，他有一个私淑弟子叫孙伟良，是一个送煤气罐的工人。孙伟良特别爱读书，曾经写信给来先生，交流读书心得，请教治学方法。晚年来先生把自己收藏的通俗史学的书籍都赠给了孙伟良，后来孙伟良在绍兴成立了“来新夏民众读书室”。另外两部分书，一是给了萧山图书馆，一是给了萧山方志馆。
刘刚：我最喜欢的是他写萧山故土的文字，在文学里都算精品。来先生是写过戏剧的，所以到晚年他找回了文学，他将一生的学术经历结合起来写，就是他的读书人随笔。他自己摸索出一种历史叙事的形式，把考据学、目录版本学的知识普及化。我国能够把考据学写成随笔的，没有几个人，来先生随笔的厉害之处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大众史学跟我们说的通俗历史是完全两码事的。
还有学术交往。他的学术交往都是通过读书，他把治学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分享给了大众，所以我说他的书生意气是采取了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他要把自己的文字流传于世，流传于民众，那是他自己的东西，讲课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任务。
1994年春，来新夏先生在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查阅古籍文献
他做了一辈子的学问
其实就是中体西用
记者：来新夏先生对学生的学术启蒙主要有哪些？
刘刚：提到读中国300年学术史，总脱不开梁启超、钱穆，我觉得他们都偏重于讲思想，而无考据的动作，所以应该加上来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这本书把中国300年学术史中的人物源流搞清，让人知根知底。梁启超属于新学，钱穆实际上是理学的路径，来先生属于朴学。朴学的宗旨就是：实事求是，中西合璧。来先生的治学路径里隐含了自己的心路，所以我说是心史。
来先生也治目录学，在目录学里他体现了传统。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其一辈子的学问成果，其实也是中体西用，也是从朴学中来的。但同样是中体西用，来先生完成了“中体”的转型，转向以文化中国为“体”，以中西合璧为用。
历史学最重要的是两种训练，一是思想史，我觉得我们的导师刘泽华先生是天生的思想家，他对于各种问题都会一层一层地深入思考下去，提出自己的见解。再一个是考据学，在南开，考据学的老前辈要数郑天挺先生，我们俩曾经听过他的一个讲座，他讲历史的“史”字，了不得，一个字给我们考证了两个小时。
记者：您认为来先生学术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哪些贡献？他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成果有哪些意义？
寇德印：谈到社会意义，从史观上分析，还有点“资治”的意味，就是《资治通鉴》的那种感觉，但是刘刚、李冬君两位老师的史观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以学术个体性来研究历史，就是反求诸己的一个过程。来先生做的是工具之学，工具之学是对学问本身的贡献，他的很多的学问已经融入到学术里了，比如后人再研究北洋军阀史，研究林则徐，研究目录学，来新夏的研究成果是绕不开的，他做的就是铺路石子，这是一方面。
刘刚：来先生的时代意义，主要还在于传承，他以太史公的“史学心蕴”为己任，成就其史学人格，变成了“来公心史”。他是一个书生，他就是这样带着历史使命来的。来先生的书生意气，能够在当代社会里发扬起来，中国书生的形象、价值，就有了新的启蒙意义，而这种启蒙是一种文化中国的启蒙。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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