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他也是一众民国谍战片中的常客。
对于他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一方面，作为蒋介石的心腹肱骨，他可以说是手上沾满了我党众多同志的鲜血，罪行累累；但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取得抗战胜利，作为特务人员他亦是功勋卓卓，有着破译“日本偷袭珍珠港”等诸多战绩。
不过1946年，年仅49岁的戴笠在南京西郊的岱山飞机失事身亡。
身死名灭，教育家章士钊的挽联在我看来倒也颇为贴切其一生。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章士钊
戴笠身死之后，对戴家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家也逐渐走向了衰败。
戴笠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戴善武，是他的原配夫人毛秀丛所生。
但此人从小备受祖母宠爱，父亲又不在身边，自是养成了不学无术的习惯，有着戴笠的关系都能学业未竟的故事，可见一斑。
不过依靠父亲的帮助，戴善武的仕途还是颇为顺遂的，就如苏联笑话——将军的儿子能当将军，但不能当元帅，因为元帅也有儿子——尽管并无实才，但他的军衔也达到了少将级别。
然而戴笠死后，没了依仗他的仕途自然也就难有拔擢。戴善武虽然能力一般，但他结婚比较早，相较于父亲戴笠，他的子女也算是人丁兴旺，与妻子郑锡英生下了三男两女，分别是大儿子戴以宽，二儿子戴以宏，三儿子戴以昶，大女儿戴眉曼，小女儿戴璐璐（早夭）。
1949年4月，国民党大势已去，戴善武也到了必须重新考虑前途的时候。
当时他的祖母病逝，他父亲戴笠的老友毛人凤来参加葬礼，期间两人见了面。
两人都认为南京方面大势已去，只能面对现实，大难临头各自飞。当时很多南京方面的大员已经提前把家属送到了台湾，考虑到父辈的情分，毛人凤决定帮助戴善武，计划把戴家的孩子都送到台湾。
于是戴善武招呼家人火速收拾行李，装了十几口大箱子，准备途经仙霞岭到福建省蒲城县，通过军统在当地的一个办事处去福州，再乘船去台湾。
不料刚走到蒲城县，县城已经解放，戴笠旧部已经跑了，没等到接应的人，相反被逃亡的国军士兵认出，直接打劫，一半的财物都抢走。
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引起了当地县城解放军的关注，于是戴善武一家的身份完全暴露。
情急之下，戴善武抛下妻儿老小，选择独自逃命，期间被县公安局抓住，但戴善武拒不承认真实身份，利用守卫放松的间隙逃跑了，跑到山上当了土匪。
两个月后，戴善武为了刺探消息，派人混进县城买报纸，结果被抓捕，很快部队攻到了山上，戴善武再度被抓，在1951年1月被枪毙。
虽然戴善武是大特务戴笠的儿子，但考虑到他的妻儿从未参与特务行动，都是不知情的局外人，所以县政府没有为难他的家人。
戴善武死后，毛人凤派了一个叫陆秉章的特务去接戴善武的老婆孩子去台湾。
当时戴善武的小女儿璐璐已经夭折，于是戴善武的妻子郑锡英就带走了大儿子戴以宽和三儿子戴以昶。
二儿子戴以宏因为身份证明文件被人冒名顶替，导致无法出境，所以郑锡英将他交给了潜伏特务陆秉章照顾。
至于大女儿戴眉曼，郑锡英则无奈选择了放弃，这和当时的重男轻女思想有关，直接把她送给了当地一户姓廖的农民家中。
从此以后，戴家这四个儿女，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命运。
郑锡英带着两个儿子逃到台湾后，生活十分艰难，只能依靠政府发的一点微薄抚恤金生活。
或许是因为生活的磨砺，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父亲戴善武完全不同，两人都十分好学，都考上了大学，戴以宽在台湾读完大学后，选择留学海外，在美国当了企业高管。
而戴以昶在东吴大学就读，毕业后成了一名台湾富商。
至于被迫留在大陆的戴家二儿子戴以宏，被陆秉章当成亲儿子抚养。只不过没过几年，陆秉章的特务身份被识破，陆秉章的妻子把9岁的戴以宏送进了孤儿院。虽然没有了亲人，但孤儿院的人们很照顾这个孩子，他在孤儿院完成了学业，长大后进入一家国营棉纺厂当了工人。后来去新疆当了一名拖拉机手，人到中年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至于大女儿戴眉曼，远不如二哥戴以宏的运气好，因为养父母嘴不严，所以她的身份早就被当地人知道了。虽然她清秀端庄，脾气温婉，勤劳肯干，但因为是戴笠的孙女，所以邻里很忌讳她的出身。后来当地领导得知此事，托人说媒，她同一家汽车厂的修理工谢培流结了婚，后来工厂关闭，两人感情一直很稳定，她与丈夫生下了两男一女。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恢复通信，郑锡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戴以宏和戴眉曼。
1991年，两人赴台认亲，郑锡英在病床上羞愧的表示亏欠了这个女儿，但戴眉曼却回答母亲：“我理解您，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