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书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是一部誉满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里面不是只有《范进中举》，还有很多很容易，都是讲述当时官场的。
里面的各色人物很多，有腐儒：范生、周进、王玉辉；八股迷：鲁编修、马静；真儒士：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虞博士；假名士：娄公子 、杜慎卿；贪官污吏：汤奉、王惠。等等。尤其是王惠，这个贪官，刻画的很形象。
《儒林外史》中的王惠，在八股科举制度下，英年得势。但是得志后，并没有一心一意为民谋福利，而是为自己。他官居高位而横征暴敛，心狠手辣，残害百姓。小说中王惠最擅长权变术，运用得最得心应手。他在中举人再中进士，任南昌知府再任南赣道的辉煌道路上，尽情地表演了自我人生“权变术”的三部曲。
新中举人飞扬跋扈，后一反常态竭尽巴结之能事。任知府后为大发横财，后贪生怕死投降朝廷叛贼，官府击败叛贼后他连夜逃跑，遁入空门隐姓埋名。他是八股科举制度选拔的败类，是贪婪成性、无德无行的恶官。
其实，不仅王惠，小说中很多人物都是典型。而吴敬梓就是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人性揭示出那个专制社会中，官场的黑暗和官场生态。
明清时期，官场生态恶化的非常严重，主要表现在：
一是官吏们自私自利。官为己，不为百姓谋福利，只是打自己心中的小算盘；官员选拔上，亦多徇私情。
二是工于虚伪。当官者不再专心于自己的职守，而是好为趋谒，酬酢多端。追求虚名的风气影响下，官员率多务名，而人亦徒徇其名，不责其实。于是，“机警辩捷者，目之为有才；狡伪熟猾者，目之为有智”。至于那些悃幅无华，不肯与世浮沉的官员，反而“不见称于人”。官吏们工于虚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官场上下，矫饰成风。
三是软熟谄佞。很多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富贵，对朝廷的弊政就不闻不问，表面上是通过谦卑逊顺之态，维持自己的一种“体面”，并藉此博取一种好的名声，实际上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富贵。软熟养态的极端，势必导致“佞风谀俗”，弥漫官场。当时社会，阿谀奉承之风盛行，并将不阿谀逢迎他人者视为“迟货”，即时代的落伍者。
最终导致原为朝廷、百姓做事，事实上却成为权门的看门狗。明末清初人钮易庵《贞白楼诗稿》中有《今乐府》多首，其中一首为《权门犬》，专门揭示依附权门官员的谄态。其中有云：
“权门犬，吠权门。好官我自为，笑骂谁复论。嗥以南，嗥以北，权门有窦恣出入。卤簿都城天地黑，徒令志士空叹息。一朝权门冷落车马稀，群犬狺狺失所依。犬兮犬兮良可悲，摇尾权门空尔为。”
那么，当时社会官吏为什么成为这样？自私自利、虚伪、工于心计和阿谀奉承之风盛行，根本原因在专制。
为什么明清官场盛行“阿谀奉承”？
君主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君主权力的不受制约，封建君主将意志凌驾于所有法律、制度、机构之上，并成为法律和权力的来源。故而理所当然的不对任何机构与法律负责，更不受其限制，进而使之监督与制衡。
于是整个社会完全看君主的贤愚、品性，甚至君主的喜好都会影响社会效果，影响国家体制， 影响一代风尚。专制本身就违背了权力制衡的基本原理，本身决定了专制权力潜在的不可靠与不稳定。
所以，不论专制社会中王朝监察制度如何完善和严密，都带有其鲜明的阶级烙印及由此带来的制度硬伤，都无法解决王朝与生俱来的内在矛盾，必然致使陷入到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和宿命。
也自然导致社会腐败丛生，官场生态恶化，官吏们最终也会陷入到自身的宿命和怪圈之中。正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的一样。无论是君主，还是清官，还是能臣，还是昏官，还是庸官，最终没有一个结局是善终的。
而这种自上而下层层任命官吏的方式使得官吏来源于君主和上级，导致他们不得不阿谀奉承，只唯上，因为只有上级才能决定其任命和升迁，人民根本无任何监督权利，你说他们不阿谀奉承，还能干什么呢？
本文参考文献：
吴敬梓.《儒林外史》
陈宝良.《明代中后期的官场生态与官场病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