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和异乡的界限日益模糊，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面前，在春节归乡的传统面前，我们究竟是归客还是游人？
日前，青年作家吴纯与鸟岸书店创始人汤佑之、《镜面反射》播客主播刘绍禹，在年关将近的时刻，谈了谈吴纯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遣游人》，以及当代人客居己乡的生存现状。
“与故土保持距离的写作”
汤佑之：2012年，你怎么想到去给联合报文学奖投稿？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行为，一个非常短的篇幅，在短篇小说里面， 5000字的篇幅能做的功夫是非常少的，而且这篇短篇最后还拿了短篇小说的评审奖。
吴纯：2012年我本科毕业，但是从大三开始我就在一家报社当实习记者，当时就是在乱投稿的阶段，而这个短篇，是压着联合报的截稿日期赶出来的。有一天我在工位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当我下意识觉得那是一个诈骗电话时，对方跟我说，《驯虎》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
其实就是一个意外的礼物落到你的手上，因为之前我的小说没有发过任何期刊和文学杂志，我可能跟大多数年轻写作者不太相同，我觉得说我至今日的文学经历，是一个不断发生“错位”的过程。我也没有去过文学论坛，比如“榕树下”“黑蓝”等等，高中时想参加《萌芽》比赛，那时我家那边很少有人提起这个比赛的，你连一本杂志的报名表都不知道怎么找来，我对于文学的感受，或者文学练习，其实是一直处于孤岛状态，所以这个奖，对于23岁的我来说是一个确认天赋的礼物。
对谈活动现场
汤佑之：我看《驯虎》时就有一种感觉，它是一个快速写就的短篇，也已经过去十二三年，但现在看依然觉得非常成熟，语言干净克制，不纠缠于意象，意象清楚地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当时一拿出手的作品，就能写到这个程度，我想知道你当时是怎样的写作准备状态。
吴纯：念大学时写过一些非常不成熟的作品，我也觉得是一个挺奇妙的事，就是刚好那时就写了《驯虎》，刚好就是投到了联合报文学奖。如果要说写作上的准备的话，可能是跟我前期的文学审美有关系，我小时候喜欢看《红楼梦》，因为也没有什么书可以看，《红楼梦》被我翻过好几遍，还有张爱玲等女性作家的作品。我对文字审美可能有比较稳定的基础。而《驯虎》里头的意象，或者说它的处理办法，跟我阅读的台湾文学有些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这篇小说的质地。
汤佑之：但是2015年之后，你发表的作品好像不多。
吴纯：其实跟我当时的写作焦虑有关系。现在大家对寓言写作的认知，像韩江的《素食者》，接受程度是越来越广的。十年前的期刊跟杂志，可能还是对现实主义题材更加青睐，那时我也想做偏于现实主义的尝试，我好像得去模仿谁、模仿哪些很受期刊欢迎的作者，可能对其他作家来讲，这是很容易很趁手的事，但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不适的，我很快就发现那个路径一点都不适合我。所以后面有好几年，我是一直没有怎么发作品，其实就是陷入了自我思考的停滞期：我如何去继续我的创作？那如果我真不是这种直面现实主义的这样一种写法的话，我还有没有其他的一种可能？
刘绍禹：在期刊发中短篇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是一种比较好模仿的文体，然后发表起来也快。中短篇小说的线路其实是现在的正值巅峰期、正进入巅峰期的青年小说家的写作里，大家比较愿意投身去的一个方向。但吴纯是反其道行之，就是一直决定写长篇小说。你也可以继续再讲一讲，阐述你的这个决定：你新近的创作还是长篇小说，而且篇幅还不短，你为何钟爱长篇小说？
吴纯：也不是我的偏好，是我出于对目前自己的写作的考量。写《遣游人》有一个起因，就是看了波拉·尼奥的《2666》，感觉有被他鼓励到，于是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去尝试写长篇。另外是写过一个长篇之后，其实有得到一种长篇式的思维逻辑训练，我自己不太想浪费这种训练，我还想让自己再走得更远一点。我认同一个豆瓣读者说的，写小说有时候是一个需要搭建世界观的过程。它是有点像盖房子，有一个世界观的模型，我会容易流连在那样的世界观里，暂时不想出来。
汤佑之：《遣游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从她自己的文学审美意象生发开来写的，而不是从一个故事的人物剧情的演绎生发开写的。所以门槛是一定是摆着的。请吴纯自己来介绍一下书的情节。
吴纯：其实就是一个寻找手稿的过程。那它的主线，或者说它最表层的结构是“我”，一个抄写员，受作家委托着，找出究竟是哪个抄写员偷走了手稿。这个其实是从一开始设计好的结构，包括究竟是谁拿走了手稿的谜底。长篇里头穿插的几篇短篇小说，其实就是作家写的手稿：作家在这片土地上去寻找灵感，或者说以一种在写作伦理上不太光彩的形式，窃取现实的部分去完成，去完满她的作品。
这四篇短篇小说的设计实际上也有考量，就是一边是寻找手稿的表层故事的进行，对接到这个短篇里头时，前后有一种互相隐喻，或者说互相像照镜子的关系。到最后谜底揭开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作家为什么要安排“我”去找手稿，或者思考这些手稿是不是故意写给抄写员看的。
刘绍禹：这本书里的这个现代主义的特点，它用短篇小说的特点和风采，附加到长篇小说的写作上，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我记得人大创意写作班好像是有那么一个名句，叫“阅读是最大单位的自由，写作是最小单位的抵抗”，落在这个说法上，你可能抵抗的就是从前那种长篇小说的写法，而是用短篇小说的风范，加上一个支撑长篇小说的骨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有意思。
汤佑之：我相信很多人拿到这本书时，对这个书名有点疑虑，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书名？
吴纯：最初交稿时随意地取了一个很流行的书名。后来我想到小说里，“我”对作家说的一句话：我读你的小说，好像在看一个遣唐史写的日记。这个词启发了我，遣唐使，一个外来者的形象，同时又带着一种交流的目的来进入到这个土地。当时我就很想用这个“遣”字。那后面“游人”这一个词，其实我觉得是在讲人物的状态，就像汤老师讲的“客居己乡”，既是故土的人，同时也是现代游人。这个复合词就这样子拼装出来了，过了好久之后我就去查这三个字，我就看到有一句诗就叫“遣游人回首”。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巧合，回首要看什么？你为什么会回首？这个就是创作跟现实之间的不断这样碰撞出来的有趣的东西。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有时候创作不是先去跟随现实，有时它是反过来的，先有虚构，然后在现实生活里头无意看到某些存在和映射，这个过程是挺有趣的。
汤佑之：我的理解是，你在创作跟阅读的过程中，你是一个离现实生活比较远的人。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吴纯：嗯，我经常是处于一种待机的状态。
刘绍禹：对，待机的就是大白鹭，站在顺济桥那里待机，这样两个小时纹丝不动。
吴纯：朋友说我经常神游，就我可能听别人讲话，然后我在我脑子里在想一些很小众的事情，看起来就很像待机的状态。
吴纯
汤佑之：作家陈润庭跟我推荐这部书时，他凭借着对吴纯的文本的信任，说这个会是我们潮汕最强的作家。我看这个小说前面100页左右的时候，我看得一头雾水：这个潮汕性在哪里啊？除了有个别人名、地名，还有一两个跟方言有关的词出现，基本上就没有了。读着读着，发现是嵌套了四个短篇小说。这四个短篇都跟潮汕有很强的联系，所以我看到短篇小说那部分以后，我才大概看出这个作家确实是潮汕人，但是她跟自己的故土是有隔膜、有距离的。我估计你现在写的新小说也是这个腔调。
吴纯：腔调说不上，但逻辑跟您讲的差不多。《遣游人》是我第一本长篇小说，其实是我写的第二本书，因为我之前有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已经签约，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未能出版。当时我在手机里头把完稿日期给记录下来，是2021年的11月13日，从2019年的夏天开始写，写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中间经历了硕士毕业、找工作，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困在一个地方、无法自由地去行动的时期。
回看我这部小说，我会感觉到这几年发生的事情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人不停在一种看似故土，又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上，游走和徘徊的故事。里头人物的那一种迟疑、焦躁或者犹疑，我觉得都可能真的是这三年里一种现实跟虚构、现实跟写作互相的映照。
“漂浮着的现代人”
汤佑之：绍禹作为北京人，可能不见得能体会到我们这种状态。
刘绍禹：但我觉得泉州有一种现实感，就像《遣游人》里骆以军老师的推荐语说的，在这个相对比较现代主义的故事中，背后永远有市井的音量——有人群发出的声音、噪音，各种各样的人，好人坏人、男女老少发出的市井声音，始终存在于这个文本的背后。
汤佑之：吴纯以前有过一个对谈，也有讲到地方性，我记得大概意思是说，大部分地方到后面都会呈现趋同的面目，就是小镇县城看起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离那个对谈过去也快十年时间了，你的观点肯定有所改变，包括反映在你的小说里的“地方性”。像作家陈润庭、黄守昙的写作，或者像陈崇正写的《归潮》，这种都是属于地方色彩强烈，方言运用非常多的作品。但是吴纯的写法又跟他们不一样，即使有在写地方性内容，也尽量去少用方言，偶尔用到，但也非常克制。
吴纯：我看过一个语言心理学的研究，说人进入一种新的语言环境时，新语言某种程度可以帮你屏蔽掉过往的创伤，语言确实是很奇妙的东西。我在书里写老人王庶虹，他讲话时就带有明显的潮汕话的口头特点，写年轻人，我就尽量地用普通话的思维去写，因为现在潮汕很多年轻人会用普通话交流，包括我自己，我无法用潮汕话去谈论一些比较严肃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目前很多方言区的现状。
豆瓣上有个读者写了个书评《语言区隔但人是连接》。里头提到：“六位抄写员应该都与语言有关：记者（“作家”必须依赖的讲述者）、民俗研究者（古老的语言）、陈行扬（不可靠讲述者）、记录声音的人（鸟兽语）、脏话使用者（更接近俚语？）、失写症老人，‘作家’与其说看重几个人的共性，不如说更关注他们的差异，而这或许正是本书的焦点：语言区隔但人是连接，在一起。”
这个评论读出了我对这个文本的设计。我们经常说求同存异，但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试着求异存同——默认个体性的存在，成长环境也好，地方习俗也好，无法去概括你作为个体的特点，但我们可以有心意相通，相互理解的时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现代社会的常态。
汤佑之：有一个到不了的未来，有一个回不去的过去，现代人就是处于这个两端的中间。你有一个故土，但是你在故土又处于游人的状态，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非常了不起的意义。据我了解，现在国内的跟吴纯同样年龄段的作家，还没看到有几个人这么写长篇，大家还都是写的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题材。
刘绍禹：汤老师你可以再具体讲一讲你的这个“两头不到岸”。我听了这个说法，就觉得非常诗意。
汤佑之：简单解释就是“两头不到岸”。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小时候喜欢看港片、听粤语歌，广州、香港这边代表着一种所谓的强势文化，代表了一种更现代化、更洋气的文化，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你作为一个广东人，或者潮汕人，跟那个雷州半岛、湛江，还有包括梅县客家那边，他要打拼发展，他要去哪里？他肯定去广州，或者去香港。可是当去了那边以后，不管你广东话说得怎么样，你永远都会被别人认出来是外地人，包括你的口音等等，绝对也是骗不了广州本地人的。你在那边能干什么？那也不是你的故乡，你在那边其实也是没有根的，就在那边打拼。
这个就是我说的两头不到岸，它不单是说现代人，你回到那个一直想逃离的故土，必然会生发的一个感情。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漂浮性，它正是现代性的一个特点。而关于这部小说，我突然想到了《坎特伯雷故事集》，讲的是一帮人要到坎特伯雷朝圣，每个人在途中讲一个故事，渐渐地，你会发现每个人讲述的故事都在砸碎他们自己原来的形象。可是砸碎以后的样子呢？我觉得就是吴纯的小说里面写的这种，由我自己来定义自己，坚固的东西消失了，就呈现出一种流动性。
吴纯：不管是在故土还是在异乡，其实大部分人都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后来我回想这部小说时，我觉得我在写一群无法离开的人。可能大家现在都非常喜欢讲离开，讲逃离，“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你渐渐会发现世界残忍的另一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没办法离开的，他们可能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但即使是一个年轻人，他也会有无法离开的缘由。
当寻稿进行到最后，侦探“我”说的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接受故事的失去，故事才有可能重新开始。这是我在小说后面留的一个虚构的希望，也是我在小说里为数不多的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祝福，或者说感念吧。
《遣游人》简介：
《遣游人》是青年作家吴纯首部长篇小说。作者凭借想象构架了一座充满创造力的复调叙事迷宫：不会打字的作家一边写作新长篇，一边找到六位抄写员，将小说手稿的内容录入文档，而后却发现一部分手稿不翼而飞。抄写员之一的“我”接受了作家的委托，帮她找出盗手稿的人——“我”和作家将其命名为寻找G的行动。
在侦查的过程中，“我”与几位抄写员依次见面。出乎意料的是，抄写员仿佛各怀心思，并且都是跟潮汕有着显性隐性关联的人：历史学者、辍学青年、独居老人、寻找失踪恋人的武家后代、神秘的网络女孩……“我”犹如进入一座扑朔迷离的迷宫，进行着一场身份置换的叙事体验：G为何要偷走作家的手稿？失窃的手稿上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遣游人》是作者用自成一派的细腻、迷人、跳跃式文字罗织而成的语言之网，筛取出梦境与现实、历史与记忆的幽暗与灵光，也是其对世界、芸芸众人、岭南风俗、芜杂生活和更广博的知识趣味的一次热烈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