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松森 |《子藏·儒家部·太玄卷》前言

《子藏·儒家部·新序卷》前言

文 | 揣松森

上海大学中国史博士后

南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子藏·儒家部·太玄卷》收書二十九種，整合爲精裝十六開本十四册予以出版。本卷收録目前所知《太玄》白文本、注釋本、選評本、批校本及相關研究著作（原則上截止到一九四九年），彙集《太玄》文獻精華於一編，以饗讀者。

一

揚雄（前五三—一八），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前五三），卒於新莽天鳳五年（一八），享年七十一。《漢書》卷八七有傳，其文録自揚雄《自序》，班固贊語略有補充，內容基本與《自序》相合，唯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前後矛盾。考王音卒於永始二年（前一五），揚雄三十九歲，若所見者爲王音，尚不滿四十；若年四十餘始遊京師，則不能爲王音“門下史”。對此，有人提出“四”係“三”之訛，有人認爲王音乃王根或王商之誤。綜而觀之，當以前一説爲是——揚雄約在陽朔三年（前二二）至永始二年（前一五）之間遊京師並被薦待詔，“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並於永始四年（前一三）作《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元延二年（前一一）奏《長楊賦》。此乃揚雄初入京師的數年，亦其創作大賦的成熟期。以此期作基準，可將揚雄生平劃分爲四個階段：

（一）居蜀生活和求學階段。揚雄出身中産之家，少而好學，不尚章句，博覽通故而已。爲人簡易，好深湛之思，清净無爲，不徼名當世。所交師友如嚴君平、林閭翁孺、李仲元、鄭子真等皆不屈其志、修道静默之士，而嚴君平精通《周易》《老子》，林閭翁孺雅好方言訓詁，對揚雄學術影響尤深。揚雄嘗好辭賦，心慕司馬相如文章，常擬之以爲式，寫有《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又惜屈原文肆而行隘，常臨文流涕，遂依傍屈賦而作《反離騷》《廣騷》《畔牢愁》。在這些作品中，揚雄表明其處世態度，“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漢書·揚雄傳》）。時當“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摇紀於周正”（《反離騷》），正是揚雄出遊帝都的前夕。

（二）初入京師並以賦爲黄門郎階段。揚雄出仕爲黄門郎，一説是因邑人值宿郎楊莊薦其賦《綿竹頌》等文似司馬相如，一説乃由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以門下史薦其待詔。對此，羅焌認爲：“蓋成帝之知掦子，實由楊莊薦其文似相如。時掦子尚爲王音門下史，王音薦其待詔，而成帝尚未召見。王音卒後，始由楊莊之薦遂得召見。”（《經子叢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八九頁）揚雄初入京華，對成帝時期政治現實當有感觸，創作出他最成熟也最著名的四賦，希冀以此進行諷諫，無奈效果甚微。他對此有所省思，認爲大賦雖旨在諷諫，但結果却是勸而不止，而且賦家身份近乎倡優，非賢人君子之正，於是輟不復爲。元延元年至二年（前一二至前一一）之間，揚雄仍有《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酒賦》《趙充國頌》《長楊賦》等文學創作，然心思所繫開始轉向學術研究，故上疏請求觀書石室並醖釀創作《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三）潛心學術階段。揚雄既爲黄門郎，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專注求知來實現自身價值。成帝元延二年（前十一）前後，揚雄思想發生轉變，或已開始創作《太玄》。案劉向《别録》載有《太玄》經目（隋蕭該《漢書音義》引，見《宋景文公筆記》卷中及《漢書補注》卷八七），則在綏和元年（前八）劉向去世前其書初稿已成。哀帝時，續有修訂，並解説十餘萬言。建平二年（前五）論鼓妖爲聽失之象（《漢書·五行志》）；建平四年（前三）上書諫勿許匈奴朝（《漢書·匈奴傳》）；約元壽元年（前二）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諸附麗者至大官，揚雄用《太玄》自守，“或嘲雄以玄尚白”，“客有難《玄》大深”，作《解嘲》《解難》《太玄賦》。揚雄見諸子各以私智舛馳，不詆訾聖人即爲迂怪，而太史公著書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因答時人之問，始創《法言》。平帝元始末，徵天下通小學者令記字未央廷中，揚雄採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事見《漢書·藝文志》）。此外，還撰《蜀王本紀》，“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後漢書·胡廣傳》）；又續《史記》，“録宣帝以至哀、平”（《論衡·須頌》）；釋《天問》，“援引傳記，以解説之”（《楚辭章句·天問敘》）。

（四）侍莽階段。王莽始建國元年（九），揚雄六十二歲，以耆老久次遷中散大夫。案《法言·孝至》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蓋絶筆於是年。始建國三年（一一）受劉棻獄牽連，從天禄閣自投下，幾死。不久，復召爲大夫，作《劇秦美新》《逐貧賦》。家素貧，人希至門，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始建國五年（一三）孝元皇后崩，作《元后誄》。天鳳中，劉歆寄書索《方言》，作答書拒絶，而《方言》歷經二十餘年猶未定稿。天鳳五年（一八）卒，桓譚等爲治喪，葬安陵坂上，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揚雄恬於勢利，以修學著書爲事，時人皆忽之。貴遠賤近，自古而然，故“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論衡·齊世》）。史稱“唯劉歆及范逡敬焉”，然劉歆觀《太玄》而謂其“空自苦”，蓋亦非能知之者。而桓譚以爲絶倫，言其書必傳，可謂當世知音。桓譚著《新論》載揚雄行事甚夥，往往可補史傳之闕。

揚雄之著作，《太玄》《法言》《方言》皆成書見存；其他散篇，除前文所舉外，可考者還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之“樂四”——或以爲《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所引《琴清英》即其中一篇；《隋書·天文志》《開元占經》所引《難蓋天八事》；《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連珠》；《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覈靈賦》等。隋唐時有《揚雄集》五卷，久佚。北宋譚愈取《漢書》《古文苑》所載者四十餘篇輯爲五卷（《郡齋讀書志》作“三卷”，疑誤），亦不存。明代以來頗多重編本，如明汪士賢《掦子雲集》三卷、鄭樸《揚子雲集》六卷、張溥《揚侍郎集》一卷，清嚴可均《揚雄文》四卷，近人丁福保《揚子雲集》四卷。今有張震澤《揚雄集校注》，最爲通行、完備。

二

“太玄”名義，衆説紛紜。案“太”即大，乃“道”之名，故《道德經》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玄”有多義：指天，《周易·坤·文言》稱“天玄而地黄”；指黑色，《説文解字》云“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爲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又指道，《道德經》一章所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可見，在某種意義上，“太”與“玄”意思相通。“太玄”一詞，與道家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等結構相似，包含元氣、道原、法則諸義。

太玄即本體，具有本原義。其指元氣，《解嘲》“大者含元氣”是也。故王充謂“《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論衡·對作》），張衡言“玄者，包含道德，構掩乾坤，橐籥元氣，廪受無原”（《太平御覽》卷一引《玄圖》）。其指道原，《太玄攡》有所描述：“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開類，攡措陰陽而發氣。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生一死，性命瑩矣。”由此引申，又指三才之道——“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太玄圖》）。東漢桓譚《新論》指出：“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後漢書·張衡傳》注引）説的是聖人法天則道，而在根本上“太玄”與“易”“道”“元”等異名同謂，皆法則所從出。故《太玄告》曰：“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太玄瑩》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横，表人之行曰晦與明。……陰陽所以抽嘖也，從横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嘖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在揚雄看來，天之陰陽有始中終，地之縱横有下中上，人之晦明有思福禍，其中藴含對立統一和運動變化的自然法則，而探究這些法則正是君子之事。

對於揚雄著書緣由，鄭萬耕認爲：“他撰作《太玄》的動機有兩個，一個是消極的動機，即以此爲‘自守’，甘於‘清净’‘寂寞’的一種方法，是他精神的一種寄托；一個是積極的動機，即以此爲儒家的仁義道德説教提供一種哲學的論證，借以緩和社會矛盾，維護漢王朝摇摇欲墜的封建統治。”（《揚雄及其太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三頁）所言有理，但也有不真切處。考揚雄撰著《太玄》，時間在其對大賦創作發生深切反省之後。他所省思的，不僅僅是大賦創作的藝術價值，還有賦家文學弄臣的身份問題，更涉及中央集權制度下權力運作的深層痼疾。這在《解嘲》《解難》《太玄賦》中都有表述。揚雄以《太玄》自守，並非一時失意的權宜之計，而是作爲皇權社會知識分子生存方式的一種抉擇。因此，他不僅在丁明、傅晏、董賢用事時淡泊自守，甚至平帝、新莽時期亦耽心學問，終身以學術寫作爲鵠的。這種人生追求，與此前諸子遊説王侯或不得已而述學確乎不同，却爲其後帝制時代的士大夫提供了一條價值實現之路。

又有人認爲《太玄》乃準《易》而作，並引班固贊語“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爲據。《太玄》雖在首畫有三而四重九贊、以星時數辭四者爲占、與《太初曆》相應而兼用《顓頊曆》等處明顯異於《周易》，但其經傳結構、首名含義、以天道推人事方面均與《周易》相仿，則準《易》之説不爲無故。揚雄之作《太玄》，一則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再則曰“爲仁義”（《法言·問神》）。對此，吳祕稱“《玄》之準《易》，非準《易》之道，準《易》爲書也”（《問神》“曰勿雜也而已矣”句注），司馬光認爲“《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集注太玄經·説玄》，明正統《道藏》本，以下所引均出此本），“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問神》“其書則作”句注），解釋不同。不過這些僅是表象，揚雄著書有更深的現實刺激。他所不滿者主要有二，一是章句之徒破碎大道而失却儒者通天地人之追求，二是西漢《易》學從孟喜到《易緯》漸有背離孔子德義傳統而回歸占候卜筮的趨向。面對這種學術困境，當時有識之士莫不探求破局之道，而揚雄的辦法是通過“希聖”和“擬經”來恢復儒學真精神。因此，馮樹勳指出：“揚雄之作《太玄》，乃深受《易》學內部範式衝突的困擾，透過别闢蹊徑的方式，試圖以新的《太玄》系統，與現存殊途的《易》學系統，以功能相似，運作相異的方式，同歸向仁義的目標，因之揚雄之摹擬亦爲改造與創新。”（《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二〇一五年版，第二九八—二九九頁）

還有人以爲《太玄》是刺譏王莽而作。如北宋孫明復云：“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孫明復小集·辨揚子》）其後，南宋高似孫、清陳本禮皆主是説。此説與準《易》説並非根本矛盾，但在時間綫上存在問題。據隋蕭該《漢書音義》所引《别録》，則《太玄》初稿當成於綏和元年（前八）劉向去世前。有人懷疑這條材料的真實性，認爲《七略》不録《太玄》一書，劉向《别録》亦無由論其經目。考《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諸子略儒家“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詩賦略陸賈之屬“入揚雄八篇”，除去新入之篇，《七略》原有揚雄《訓纂》一篇、賦四篇。揚雄四賦奏於成帝元延二年（前一一）之前，劉向《别録》著録四賦而附記作《玄》及揚烏事，亦屬正常。而王莽於永始元年（前一六）封新都侯，綏和元年（前八）爲大司馬，期間並無過舉，更無篡漢之跡，則譏刺王莽就無從談起。即退一步，據《解嘲》“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疏，獨説十餘萬言”之文，則《太玄》經文及解説最遲在哀帝時已經寫成，彼時丁明、傅晏、董賢用事而王莽免大司馬並以侯就國，故疾莽亂政亦成無的放矢。雖然不排除揚雄晚年修訂時有刺莽的可能，但説其創作《太玄》的動機就是疾莽，則無疑存在時代錯置之失。總而言之，與其説揚雄針對具體人事而著書，毋寧説是其在探求天地法則與禍福之道。

史載《太玄》篇卷有異，蓋其成書有一個過程，或存在不同版本。東漢桓譚《新論》曰：“《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是桓譚所見有經三篇五千餘言、傳十二篇，較今本傳文多出一篇。四庫館臣認爲：“至桓譚《新論》則世無傳本，惟諸書遞相援引，或譌十一爲十二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太玄經》）然隋蕭該《漢書音義》所引《别録》亦作十二篇，其中《玄攡》作“玄舒”，《玄瑩》作“玄營”，多《玄問》一篇，則桓譚《新論》所言不爲單例孤證，不宜斷然否認。又案《解嘲》，除經文五千言，還有“説十餘萬言”，其中當包含傳文外的其他材料。《漢書》本傳載：“《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爲其泰曼漶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則班固所見除經三卷、傳十一篇外，另有章句。因此，束景南認爲《漢書·藝文志》“揚雄所序三十八篇”中之“《太玄》十九”，包括玄經三篇五千文、傳説十一篇及章句五篇，乃揚雄晚年序定的版本（參《〈太玄〉創作年代考》，《歷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劉韶軍則提出揚雄素惡章句之學，斷不會自作章句，推測這“十餘萬言”乃草《玄》所搜參考資料（見《揚雄〈太玄〉成書及原本考論》，《蜀學》第十六輯，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第四三—五三頁）。但他給出的理由並不充分，因爲至少有一個事實無法忽視——六朝以前提及揚雄《太玄》章句者遠不止班固一人。如東漢荀悦《漢紀》哀帝元壽二年（前一）載：“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千，説十餘萬言，筮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剥《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晉范望《太玄經序》曰：“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宜訓解。”《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載：“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據此，《太玄》應有揚雄所作章句，衹不過這部分已經亡佚，唯有經、傳流傳至今。以今本校之，《太玄》經傳僅有少量脱文，篇目並無闕失，故其邏輯結構與思想內容猶可得而論。

三

《太玄》準《周易》而作，然其法頗異。《周易》卦畫有二，曰陽（—）與陰（--）；《太玄》首畫有三，曰一（—）、二（--）、三（---）。《周易》有六位（自下而上曰初、二、三、四、五、上），《太玄》四重（由上而下爲方、州、部、家）。《周易》以陰陽倍增而生八卦，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太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而爲八十一首。《周易》每卦六爻，與位相應，合三百八十四爻；《太玄》每首四重而九贊，分道而行，凡七百二十九贊。此《太玄》與《周易》之顯著差異，亦可見《玄》首的基本結構。

至於《太玄》的思想體系，《漢書·揚雄傳》有提要鈎玄，可以之作爲研究綱領。本傳曰：“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渾天説乃《太玄》思想體系背後的天學知識基礎。據《太平御覽》卷二引桓譚《新論》，揚雄最初信奉蓋天説，經桓譚啓誘和辯難而改遵渾天説。《玄首都序》云“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就是《太玄》取象渾天而作的明證。“參摹”，天地人也，一二三也；“四分”，方州部家四重也；“極於八十一”，《太玄圖》所謂“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也。《太玄瑩》曰：“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這與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邏輯一致，實取象於三月、四時。“三摹九據”，《太玄告》稱：“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這裏以“三摹九據”象徵世界圖式的演化，它們不僅指示事物空間位置和發展階段，也藴含着陰陽消息和吉凶禍福之道。故《太玄圖》曰：“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剥落乎八，殄絶乎九。……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雖以思福禍爲説，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亦當作如是觀——每摹三據而成，每據三分而爲九贊之營位。然九贊與四重並不相應，所謂“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太玄圖》）。换言之，三分是基本生成法則，九贊（九位）乃相應時空場域，因此説“天地奠位，神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太玄攡》）。總之，《玄》首九位，位各有辭，稱爲九贊；《太玄》八十一首亦分九段，稱爲九天（《太玄數》），都用來反映周期陰陽消長和萬物終始的過程。如以《中》《羨》《從》三天爲始，《更》《睟》《廓》三天爲中，《減》《沈》《成》三天爲終。具體而言，“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太玄圖》）。可見，《太玄》是以“三”“九”爲特殊數字的一套數理體系。

《揚雄傳》曰：“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據馬王堆帛書《要》篇，知《周易》之象、數、義藴含巫、史、孔子等歷史階段性特徵。西漢中後期《易》學發展偏重象數卜筮，變得異常繁瑣龐雜，揚雄對這種術數化傾向有所反思，堅持孔子開創的義理傳統。但在秦漢時期天人合一思潮下，“數”“類”是探究天人關係的主要方式，而作爲陰陽五行、四時八方、律呂、星曆等事物基礎的“數”，尤其成爲人們研究乃至附會的對象，這在諸如《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記》《京氏易》《三統曆》等書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太玄》也不例外，其中以《太玄數》所論最爲系統。

《太玄數》首論筮數及占斷之法。《周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揲之以四；《太玄》天地之策各十八，地虛三，凡三十三策，揲之以三。其法：從三十三策中取一策掛於左手小指間，是爲“别一”；其餘三十二策分作兩組，是爲“中分其餘”；兩組策數分别除以三，是爲“以三搜之”；將兩組餘數（二或五）置於掛策之旁，是爲“並餘於艻”；“一艻之後”策數爲二十七或三十，重複“中分”“三搜”，是爲“再數”；此時餘數爲三或六，策數有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等三種可能，除以三，得到七、八、九中一個數，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此爲定畫。經此六步，可定《玄》首一重，所謂“六算而策道窮也”。逐次畫方州部家四重，構成《太玄》一首，故云“非卦也，數也”。這是以數的形式展開，象徵宇宙秩序生成。

《太玄》之占斷，以“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爲總原則。陰陽指首次和贊數的奇偶，奇數爲陽，偶數爲陰。陽首逢奇贊爲吉，逢偶贊爲凶；陰首反是。星指某贊所次星度及所值天官星宿。時指占筮時間，所謂旦、中、夕也。數指九贊之數及相應五行數。九贊分作三表，指示始、中、終三個階段，每次用三贊，觀其始、中而以終贊決之。五行數指按五行方位排布一至九等數字，其中一、六居北爲水，二、七居南爲火，三、八居東爲木，四、九居西爲金，五、五居中爲土，故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四、八、九爲緯。旦筮用經數一、五、七，夕筮用緯數三、四、八，中筮用二經一緯二、六、九。辭指九贊之辭。星時數辭四者與首次之陰陽相結合，觀其從違以斷休咎。

次論五行數與萬類相配。九數之生數和成數配合，所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太玄圖》）；復與五行、方位、四時、天干、地支、聲色、嗅味、形性、生克、五臟、性情、五事、庶徵、方神、星位、象類等相統合，包羅世間萬物。這種以五行爲框架歸納物類的基本結構，和《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相關篇章存在明顯演進關係，它們都是試圖通過“數”“類”來構建一個融合天人時空的世界圖式。

又次論五聲象類、律呂之數以及“九”數之義。以君民人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律呂相生，三分損益，各有短長。日辰各有其數：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五聲生於日，甲乙爲角，丙丁徵，戊己宮，庚辛商，壬癸羽。十二律生於辰，子爲黄鐘，丑大呂，寅太蔟，卯夾鐘，辰姑洗，巳中呂，午蕤賓，未林鐘，申夷則，酉南呂，戌無射，亥應鐘，故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律呂之數合七十八，與《太玄》起數之虛三，正合黄鐘之數八十一。在《太玄》中，“三”象天地人，三三而九，“九”爲陽數之極，具有特殊意義。因此，天地人事多以九相統，而有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等名目。

最後論首次、贊次、日星推算，以觀休咎。推玄算是爲計算首次。其法：家計以其數；部一計零，二計三，三計六；州一計零，二計九，三計十八；方一計零，二計二十七，三計五十四，方州部家之和即首次。如《聚》三方一州二部二家，其家數二加部數三加州數零加方數五十四，其和五十九就是該首之次。求表之贊乃推算贊次。其法：玄姓去太始策數（首次）減一，乘九，再加贊數，得去玄數；除以二，有餘進一，得該贊去冬至之日數；若去玄數（贊次）爲偶，即所得日之夜；爲奇，則是所得日之晝。如《應》二方二州二部二家，其去太始策數爲四十一，減一，乘九，得三百六十，求第一贊則加一，該贊去玄數爲三百六十一；半之，得一百八十又二分之一，進一，則該贊去冬至爲一百八十一日；去玄數爲奇，則該贊乃去冬至一百八十一日之晝。求星即求贊日星度。一歲之曆，起冬至牽牛初度，日行一度，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而周天，故贊去冬至日數即其星度。如《應》初贊去冬至一百八十一日，其星度一百八十一，在井宿二十九度；三贊去冬至一百八十二日，其星度一百八十二，在井宿三十度。其他可依此類推。此所謂“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而《太玄》綜括數理、曆日、天官等自然科學知識，具有天文曆法的性能。

《揚雄傳》曰：“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玄》首贊和《易》卦爻皆當期年之日，故北宋司馬光在《集注太玄經·説玄》中云：“《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認爲《太玄》仿《周易》卦氣説，具有曆法的作用。對此，《太玄圖》言其法數甚明。《太玄》策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泰中三十六。以三十六策律七百二十九贊，乘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爲太積。以此分策值日，則“七十二策爲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曆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没，玄之道也”。案《太初曆》朔策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一歲十二又十九分之七月，十九歲爲一章凡二百三十五月，二十七章爲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没”也。但此“三統”與劉歆不同：“鄧平八十一分法的三統是章蔀名（一元三統），劉歆三統，實爲曆名（即孟統、仲統、季統）；鄧平三統年數相加爲一元，劉歆三統，各成一統，雖交錯編排，實自成體系；鄧平曆爲八十一分法，劉歆曆爲四分法。”（參《張聞玉文集·天文曆法卷》，貴州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第四五九頁）又秦漢《顓頊曆》實亦用四分曆數據，衹是曆元、歲首不同，而《太玄》言歲實、星度等皆本之，因此説“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

《揚雄傳》曰：“筮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講《太玄》內容與宗旨。其內容囊括筮法、休咎、象類、人事、五行、道德等，由此構成一個天人相通的世界圖景。《太玄掜》言：“昔者群聖人之作事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太玄圖》謂：“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事事其中。則陰質北斗，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六合既混，七宿軫轉，馴幽推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即是對這種世界結構體系的精要表達。至其宗旨，從“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要合《五經》”兩句話中可窺一斑。案《法言·問神》載：“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足見《太玄》思想以孔學儒家爲歸宿，絶非術數占筮之倫也。司馬光稱《太玄》和《周易》“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集注太玄經·説玄》），正是深刻把握到《太玄》與孔門《易》學德義傳統的思想精神相通處。

經過以上分析，《太玄》思想特點可得而言。大要可歸結爲三方面：

（一）天人合一，以天道推人事，以人事明天志。天人合一是秦漢時期廣泛流傳的思想潮流，身處其中的揚雄自然受其影響，但他對人格天以及讖緯、神怪等持批判態度，而注重吸收陰陽五行、天文曆法等自然知識以統合萬類，具有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色彩。《太玄告》“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實爲揚雄天人論的精闢概括。《法言·五百》稱聖人占天地，但與史官之不同在於“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亦可與此相證。儒者通乎天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揚雄以儒者自期，故既從天道推明人事，又用人事探求天志。此類例子很多，如《太玄瑩》由大道論因循革化，《太玄文》比觀天地貴生與人倫政治，《太玄圖》將自然現象與五倫關係作類比，《太玄告》用德刑生克論證父子君臣之道，皆是也。

（二）講三才之道，尤重人事時位及禍福休咎。時重其始，位則貴中，以盛滿爲大誡，由此而占吉凶。此論甚夥，如“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極，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太玄攡》），“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太玄文》），“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太玄瑩》），“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勮莫困乎九”（《太玄圖》），“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福禍各有下中上”（《太玄數》）。但求之過甚，難免會造成機械定勢，反而有違時中之義，無怪乎明葉子奇譏“其法膠固而無變”（《太玄本旨序》）也。

（三）融合儒道，以儒家爲宗。《太玄》思想兼綜衆家，而以儒道爲主，儒道融合色彩顯著。至於二者比重，或云無分軒輊，或説道主儒輔、儒主道輔，多有争議。從師承關係和思想淵源來看，《太玄》在書名取義、宇宙形成論、辯證觀念、無爲理論等方面無疑受道家思想影響。但對道家思想有所取亦有所不取，故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法言·問道》），“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同上）。揚雄雖重三才之道，然其出發點和落脚點却在人倫政治之道，如他答人問“道”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同上），即爲顯證。結合現有材料綜而觀之，可知揚雄具有明道、徵聖、宗經的儒家思想特質，《太玄》一書融合儒道思想而亦以儒家爲歸。

四

對於《太玄》，時論褒貶不一：桓譚稱其絶倫而必傳，劉歆以爲衹堪用覆醬瓿，張竦視同鼠坻而不肯一觀。雖侯芭受業，傳習《太玄》，但其書闇然。故班固云：“自雄之没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或人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罪在僭擬；王充贊其極窅眇之思，材擬聖人。張衡、崔瑗頗重其書，並爲注解。至於漢末，梁國成奇傳《玄經》，章陵宋衷撰《解詁》，而成奇、張昭、陸績皆覽焉。陸績稱美揚雄“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宜曰聖人”，“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説，其失者因釋而正之”（《述玄》）。蜀李譔著《太玄指歸》，吳虞翻、陸凱亦注《太玄》，魏王肅爲作《注》七卷。其後，晉范望云：“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後轉爲郎，讎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爲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亡其本末。今更通率爲注，因陸君爲本，録宋所長，捐除其短，並《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中，訓理其義，以《測》爲據，合爲十卷，十萬餘言。”（《太玄經序》）所注《太玄經》十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二卷”）今見存，是較好的通行本。

隋唐以降，注解研究之書益夥。隋蔡文邵作《太玄注》十卷，唐員俶著《太玄幽贊》十卷，唐王涯撰《太玄注》六卷、《説玄》一卷，唯《説玄》流傳至今。到了宋代更是達到研究高潮，相關論著數量遠超其他朝代，其注釋本可考者就有數十家（參劉韶軍《揚雄與〈太玄〉研究》第二章，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一年版），然大都亡佚，僅少量見存。今存北宋司馬光《集注太玄》十卷，其前六卷輯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宋惟幹、陳漸、吳祕諸家音義，加以己意，撰爲集注；後四卷之《玄首》等注及《太玄曆》則全録許翰之作。此本年代較早，質量極高，世間流通頗廣。另有胡次和《太玄集注》宋本殘卷在世，《永樂大典》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四抄録全文。金元以來雖研究高潮退去，然亦代有其作。其亡佚者，有金趙秉文《太玄箋贊》、元吳澄《校正太玄經》、明葉良珮《太玄經集解》、明劉琯《玄干》、明許世卿《太玄玄言》等等。其存世者，以明葉子奇《太玄本旨》、清焦袁熹《太玄解》、清劉斯組《太玄别訓》、清陳本禮《太玄闡秘》、清鄭維駒《太玄經易補注》等較爲知名。

自東漢中葉起《太玄》由晦而顯，到了魏晉時期形成一股研究熱潮。對其評價以褒贊居多，如張衡謂“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後漢書·張衡傳》），劉敏元稱“《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晉書·劉敏元傳》）。然亦不無貶詞，如云“《太玄》幽虛而少效”（《意林》卷四引王逸《正部》），“《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耳”（《世説新語·文學》注引王隱語）。至顔之推則對揚雄道德文章並加貶斥，認爲“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數子爲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顔氏家訓·文章》），遂啓後世詆訾揚雄德行出處之漸。

唐宋時期道統觀念逐漸强化，雖然揚雄及其《太玄》研究日盛，但對其評價已不及漢魏時期那麽高。唐韓愈認爲揚雄地位在孟荀之間，“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韓文公文集·讀荀子》），可代表中古時期學人的一般看法。北宋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程氏遺書》卷二五），“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程氏遺書》卷四），評價還較平實。其後，論者態度嚴峻，批評益苛。如北宋蘇軾《答謝民師書》云：“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南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曰：“莽大夫揚雄死。”歸結起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學風上的模擬問題，二是出處上的德行問題。後人聚訟紛紜，然争論焦點大體不外於此。直到晚清時期，唐晏尚且説：“子雲爲學，最工於擬，故賦則擬相如，《玄》則擬《周易》，《法言》則擬《論語》。計其一生所爲，無往非擬。而問子雲之所以自立者，無有也。故其晚節失身賊莽，正其不能自立之所致也。後之人可以知所戒矣。”（《兩漢三國學案》卷十一，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五五三頁）所謂“失身賊莽”，當指揚雄入仕新朝並作《劇秦美新》。但新莽政府多漢朝舊臣，揚雄一生淡泊自守，雖作《劇秦美新》之篇，較彼汲汲進取者何如哉！蓋後人所説多是有爲而發，實非揚雄生平行事之定評。

至於“模擬”問題，漢代儒者抨擊其非聖人而擬經，主要出於崇聖尊經的觀念；而後世乃批評其爲學無所自得而缺乏創新。前説不必深辨，一則揚雄未嘗稱自己著作爲“經”，“玄經”之稱乃他人尊號耳；二則對於堅持“經可損益”觀念的揚雄來説，《太玄》“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法言·問神》），撰寫一部著作以傳先聖人之道，非但不涉僭擬，反是儒者分內之事。後説亦屬皮傅之論，因爲班固已經明確指出揚雄著作“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對各類文章基本範式和思想精神的模擬與突破，斷非晁公武“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郡齋讀書志》卷十）。對此，馮樹勳精闢論析道：“他當不認爲屈原是完美的典範，但却以充滿同情的心，爲屈原尋找可行的方案；當他不滿貴遊文學的賦作，不同意文學侍從的職能僅是裝點‘鴻業’，他並不如班固以爲是‘輟不復爲’，他把政治主張寄托於四大賦中，表達他的政治理想。當他發現賦的‘勸而不止’，是由於把欲望凌駕於藝術欣賞之上時，他提出‘文質彬彬’的方案，來緩解先秦‘質先於文’與漢代‘詩賦欲麗’的典範衝突。在他不滿西漢諸家《易》向着與孔子‘德義’相反的原始卜筮傾向而趨之時，他不是大聲疾呼儒家理想與現實的分歧，而是以實驗性的《太玄》，表示‘殊途’可以‘同歸’的方向。這説明了揚雄把典範衝突視作一己必須行經的學術歷程。亦由是揚雄的模擬，就後果.效果來看，近於‘入室操戈’。但細察其用心，乃揚雄於在範式衝突旋渦內，苦苦挣扎以求解脱.解決的心路歷程。”（《揚雄的範式研究：西漢末年學術範式衝突的折中之例》，第三〇六頁）此論當深得揚子之心，可以作爲對模擬難問的經典解答。

《太玄》之部類，《漢書·藝文志》以下公私目録大率置諸子部儒家，當是都看到了其子書性質和以儒家爲歸的思想宗旨。但也有不同處理，如《通志·藝文略》將其歸在擬易類，《四庫全書總目》列之於子部術數類。蓋鄭樵以其準《周易》而作，而四庫館臣視爲方術占書。前者牽涉經傳與諸子關係問題，後者關乎古人所謂“道”“術”之辨。在《漢書·藝文志》中，經傳與諸子往往相通，其或依經立義而尊其“文”，或述道言治而重其“獻”，二者互因互動促使歷史文化不斷演進。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太玄》這部儒家子書看作《易》傳之屬，亦未嘗不可。這大概也是司馬光將其作爲研《易》階梯的原因。至於“道”“術”之辨，歷來講法衆多，兹以揚雄之言作爲觀察。《法言·君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通“技”，指方術或方術之士；但衹有通三才之道者纔堪稱大儒。方術之士探尋自然世界，偏重知識和技術；儒者則尤其重視人文之道，時時將人類文明精神注入天人關係中，追求思想與價值。要之，一者重求天道，一者貴明天志；而聖賢在天人互動中體察並申發的天志，纔是人類社會的道德典範和價值理想，亦即人道之極的最高原則。由此來看，《太玄》雖多涉方術知識，然宗旨所歸乃在道德仁義禮智等倫理政治之彝憲，所以無疑應當定位其爲思想性的儒家諸子著作，而斷不能等之於術數占筮之書也。

五

揚雄《太玄》代有流傳，自東漢時期注解本開始興盛起來，至宋代達到研究高潮。是書今有宋刻本殘卷留存，但以明清兩代版本居多。相較於《揚雄著述版本薈萃》《揚雄文獻輯刊》等書，《子藏·儒家部·太玄卷》纂輯宋代至民國間相關文獻二十九種，在遴選方面有以下特點：

注重版本之全。在《子藏》“求全且精”的編纂原則指引下，本卷選取《太玄》不同版本的代表性傳本，以最大程度地呈現其流傳面貌。如收録晉范望解贊《太玄經》、唐王涯撰《説玄》、北宋司馬光撰《集注太玄》、南宋張行成撰《翼玄》、明葉子奇撰《太玄本旨》、清焦袁熹撰《太玄解》、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沈祖綿撰《太玄校義》諸書，其中《太玄經》《集注太玄》《太玄闡秘》等均擇録多個版本。

注重校跋本遴選。古籍珍本經名家校跋題識，兼有學術與收藏價值，往往身價倍增，故歷來被人寶藏。本卷選入清張寔批校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劉履芬抄本、清顧廣圻跋清抄本、清錢大昕等跋宋抄本、章鈺批校清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陶氏五柳居刊本、傅增湘跋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郝梁刊本等。

注重稿抄本收録。稿抄本爲古籍版本重要類型，研究價值不容小覷。本卷擇其優者選入，如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沈祖綿撰《太玄校義》稿本，《太玄經》收有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劉履芬抄本、佚名抄校本等。

《子藏·儒家部·太玄卷》系統彙編《太玄》一書相關文獻，可謂集其版本與研究著作之大成。我們相信，本卷的出版，必將進一步促進揚雄《太玄》乃至漢代思想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二〇二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