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明很少被拿来比较。然而，近年来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的比较研究呈现出增长趋势。例如，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丽贝卡·罗宾逊近期出版的《帝国崇拜：早期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宗教与政治》一书，分别探讨了中国与古罗马在早期帝国形成过程中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本书引起关注，不仅是因为它最初是一篇博士论文，让我们对人文学科比较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还因为它揭示了比较研究的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可比性，而非对某一主导模型的简单服从；二是交流性，需要东西方学者在古希腊罗马与中国古代研究领域中携手合作，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或许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比较古希腊城邦独立理想与中国大一统理想的意义，并认识到这种比较在不同文明自我反思中的独特启发性。比较是一种强大的学术工具，它为古老的“经典”主题开辟了全新的视角。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及政治演化的理解，还能够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增进彼此的自我认知与理解。
“经典”概念的起源与发展
不过，人文学科中的比较研究尚未建立在坚实的基础研究之上，其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语言障碍、大学课程的保守性，以及将历史研究局限于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和议程的倾向。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经典”这一概念本身。不同的文明、时代和作品之所以被视为经典，是因为它们在治理、艺术、文学和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所提到的哲学究竟指什么？是整体的哲学，还是仅仅指西方哲学？对于西方人而言，《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以及朱熹整理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否也能被视为经典？后世通常将古典文明视为人类与政治成就的典范。例如，罗马帝国曾被后来的欧洲帝国，如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奉为楷模，而古典艺术也成为启蒙时期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典范。然而，既然符合经典范式的文明不止一种，我们究竟应以哪一种为指导？
“经典”一词源于西方的诠释体系。古罗马作家奥卢斯·盖利乌斯（Aulus Gellius）或许是最早以现今意义使用“经典”一词的人。他在其著作《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将一流作家与他认为的“无产阶级”作家加以区分。这一术语后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和传统教育体系，倡导研究与效仿古典时代，由此也催生了对古罗马与古希腊的比较性评价。
进入18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提出古希腊视觉艺术优于罗马、伊特鲁里亚及埃及艺术的观点。他在塑造“经典”希腊的概念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希腊形象在某些方面被理想化，甚至被去色彩化。在其著作《古代艺术史》中，温克尔曼描绘了一幅理想化的古希腊画面，生动展现了政治、社会与知识如何推动并提升古希腊艺术创造力的辉煌场景。
18世纪后期，这一理想化的希腊形象被德国哲学家康德及其后继者视为哲学的发源地，并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史中的“经典出处”。正如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所言：“哲学，作为区别于神学的学科，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同样，古典学家马丁·威斯特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我们所理解的哲学是希腊的创造。”这仅是诸多类似论述中的两个例子。
西方对中国哲学态度的转变
1777年，康德继承了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观点。早在18世纪初，莱布尼茨就赞扬了中国人在实践哲学方面的优越性。康德认为，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进行了真正的哲学探究。这一观点也得到了18世纪中期哲学史学家约翰·雅各布·布鲁克（Johann Jakob Brucker）的认同。布鲁克曾探讨过各种“野蛮”哲学的起源——包括迦勒底、波斯、埃及和印度等文明，而非希腊文明。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克在其哲学史中将中国哲学视为超越希腊——野蛮二分法的范畴，并以此框架构建古代哲学的历史。他将伏羲比作古希腊的丢卡利翁（Deucalion），并认为老子、孔子、孟子和朱熹是正统的哲学家。
然而，康德后来受到了克里斯托夫·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的影响。迈纳斯是德国哥廷根大学世界智慧史学科的教授，这一新兴学科推动了科学（或今天我们称之为伪科学的）种族主义，并强化了殖民地的知识体制。迈纳斯将人类分为两大“部落”：高加索人和蒙古人。他以伪科学的方式描述“蒙古人”在身体和心智上较为“弱小”，因此这些民族不可能拥有真正的哲学，哲学必然起源于古希腊。事实上，古希腊人除3世纪的狄奥尼修斯·拉尔修斯外，从未声称哲学的独占权。像迈纳斯、康德、提德曼（Tiedemann）这样的思想家，在《推测哲学的精神》（Geist der speculativen Philosophie）中首次忽视了中国哲学，他们以及当时的其他一些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可以进行“哲学化”（philosophieren），但不具备真正的哲学。因此，他们重新定义了哲学的起源，这一定义符合当时新兴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
“经典”哲学家、作家以及“经典”作品的产生，源于特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通过不同的原因，试图确立特定的知识规范。例如，布鲁克作为一位路德教牧师，在评价孔子时，根据他对哲学的普遍看法作出了调适。在布鲁克看来，哲学的地位低于真正的宗教，他在著作中写道：“来自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主张，孔子既完全不知晓，也有意忽视来生的教义，且在他的道德体系中对宗教的关注甚少。”对于布鲁克而言，这一缺陷是严重的，因为他撰写的哲学史，深受18世纪欧洲虔诚主义思想的影响。
比较古代经典的当代启示
经典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被视为“经典”的内容往往容易变得“排他”。以3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罗马公民普罗提诺（Plotinus）为例，他曾前往印度与古希腊人称“Gymnosophists”的印度哲学家交流，但在大多数英美哲学体系中，他通常被排除在“经典”哲学家名单之外。相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古代哲学家，通常被视为经典人物，这一选择源于19世纪对他们哲学的理想化解读，并且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看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古典文明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们必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专业的知识和对多样性与历史背景的高度敏感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应该进行这样的比较吗？如果我们希望这些古典传统保持活力，那么我们确实应该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必须警惕，当古典传统变得排他时，它们就会自我孤立；且它们促成的将会是分裂而非融合，滋生的是优越感而非相互学习。经典之所以被视为“经典”，不是因为它们被列入知识规范，而是因为它们能引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我批判，并加深我们对现代世界的理解。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通常被视为古希腊文明的巅峰时期。然而，修昔底德可能并不会将他所生活的动荡时期视为“经典”。他或许仅同意，尽管他在《历史》中叙述和解释的悲剧事件发生在一个城市，但这座城市为后代提供了一个相当负面的榜样。修昔底德之所以具有启发性，并不是因为他是“经典”的，而是因为他是真诚且深刻地观察自己时代的人。同样，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以及其他许多希腊和中国思想家，之所以被视为经典人物，并非因为知识规范将他们定义为经典，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倡导了一种关于“成为人”的独特观点（这个词可能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创造的），这种观点依赖于实践智慧的美德；而儒家则提倡一种特定的德行，激励人们成为仁爱之人。尽管两者存在差异，希腊和中国古代文明都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人性洞见，而这些洞见正是当代东西方经典学者应当互相交流互通的内容。
本文根据潘泰利斯·戈利奇斯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作者［希腊］潘泰利斯·戈利奇斯（Pantelis Golitsis）/文，系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与教育学院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副教授 杨雪/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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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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