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当前，宝山正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南北转型”战略要求，锚定“一地两区”定位，做细做实产业、空间、治理“三个转型”。地区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兴盛，在区委统战部的支持下，区新联会会长唐吉慧潜心研究宝山历史文化十余载，收集、整理大量文献史料，编撰出版了《江畔弦歌——宝山往事集》一书，反映了宝山城市历史文化记忆、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展示了统一战线在文化领域的积极作为。
老城旧忆
过马路的纪念村牌坊
地铁3号线殷高西路站旁的绿地中有一座高境源广场，与人声喧嚣的站台相比，广场显得静谧安然。广场上设立着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淞沪铁路的介绍，镌刻着1932年“一 · 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英雄蔡廷锴、张治中、谢晋元以及陈毅、粟裕、蔡元培、黄炎培、陈嘉庚等历史人物的大型青铜高浮雕人物谱画卷，安置着高境镇地图；正对着广场，还有一座“高境庙纪念村”牌坊。
随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1月31日，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会长为史量才，成员有王晓籁、虞洽卿、钱新之等66人。黄炎培担任了秘书长职务，他以出色的组织和领导才干，为上海市民支援抗战、维持金融工商业、救济难民等后援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持会自成立起，便无一日不开会，黄炎培在当年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大家忙碌着，办理慰劳事件，救济失业事件，各区救灾事件，登报募集国捐，收容难民事件。”
高境庙纪念村（摄于20世纪30年代）
由于高境庙是战区的重心，尤其是竹园墩、夏家塘、浦西宅、徐家巷、孟家宅一带，战后房屋被战火毁坏殆尽，附近的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无处栖身。为了能为灾民重建家园，已于6月更名为上海市地方协会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筹得了60万元，将其中6万元分别用于在高境、庙行、大场、马桥捐建纪念村。“高境庙纪念村”建成于1932年10月，共有房屋132间，礼堂校舍各一所，同时建有纪念村牌坊，为“高境庙纪念村”牌坊题字的是黄炎培，1932年9月9日黄炎培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写宝山纪念村诸碑”。后来庙行纪念村、大场纪念村、马桥纪念村建成，为纪念村牌坊题字的是黄炎培挚友、著名教育家沈恩孚。
高境庙纪念村（摄于20世纪30年代）
“高境庙纪念村”牌坊为钢筋水泥结构，四柱三间重檐式，四根华表形圆柱四周环绕着祥云，整体高6.3米，宽8.5米，地表为4.5米，埋地下层1.8米，地下基础为南北向的矩形奠基石块，高1米。
随着时代的变迁，纪念村牌坊被长期安放在逸仙路殷高西路铁道旁的逸骅集贸市场内，虽然2003年11月20日被公布为上海宝山区不可移动文物，不过前有民宅、后临菜场，使纪念村牌坊身上经常晾晒着棉被、堆放着禽类和水产品，又被紧贴“包围”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不时遭受着磕磕碰碰，杂乱不堪的现场让纪念村牌坊濒临损毁的边缘。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高境镇做了将纪念村牌坊易地保护、整体平移的打算，并在2011年11月开始了平移工程。
淞沪铁路高境庙站（《时代》杂志1937年第115期）
平移的目的地是180米外的一块空地，曾经的淞沪铁路高境庙站。为配合纪念村牌坊平移，空地上的广场已先行建设，即今天的高境源广场。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纪念村牌坊因年代久远，结构易被破坏，所以不能使用吊车，工程队将纪念村牌坊的地表地下连同基础层整体挖出后，以铺设轨道牵引的方法移动，然而纪念村牌坊其时毕竟历经了近八十年的风雨，逃不过历史的侵蚀与风化，自身早已产生弯曲，不能完全竖直，如果行进得过快，随时会有倒下的可能，于是只能缓慢地行进，哪怕一个小时只能行进15厘米，而后必须用千斤顶重新定位、调整。
180米中，最困难的是过马路。纪念村牌坊要过的马路是双向四车道的殷高西路，这里是交通要道，白天时人流车流川流不息，为了不影响正常交通，行动选择在了半夜。那天晚上，交警部门管制了一个方向的车道后，牌坊便抓紧通过，第二天白天，牌坊终于停在了马路中央的隔离区内，由工程队看守，等待入夜，再通过马路的另一半，历经前后4天，牌坊终于迁移完成。
作者简介
唐吉慧
唐吉慧，上海宝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宝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同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宝山区新联会会长、宝山区青联副主席、宝山区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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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思源
资料：宝山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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