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思和（1907—1980年）
一、齐先生的谦和品格
我大学二年级听齐先生讲授世界中古史，当时对这门课并没有多少兴趣，好像都没有找什么课外书来读，不过应付考试而已。我在1956年毕业留校后，于1958年下乡劳动一年，自1959年起，入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先生为主任），随先生学习中古史并任教，直到先生去世。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受益良多。
多年来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绝对的忠厚长者，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谈到别人，都是说他们的优点，说他们学问如何的好，人品也如何的好。即使对教研室年轻助教（最多时有八九人），也都是说你如何不错，如何有进步，而从未疾言厉色。他富有幽默感，不论上课、聊天，时常讲一些笑话，令人捧腹不止，可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从来不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谈到他的老朋友、藏语大师于道全（时在民族学院任教），语言学问如何地好，可是似乎从不研究语言，而是研究如何制造小球藻（时值三年困难时期，到处研究开发代用食品），如何用暖水瓶煮饭以保持营养，为了研究放音乐以使牛羊多产奶，自己买了几头羊，还给羊穿上雨衣，带着半导体收音机，雨天也外出放牧，风雨无阻，只是是否达到多产奶的效果，则大概无从证实。我听了真是笑疼了肚子，才知道解放后我们知识界也还有这样的怪杰，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特行。
可齐先生自己却是道地的好党员。无论是总支的意见，支部的意见，还是党员个人的意见，他都十分重视，并且坚决贯彻执行，有时态度近乎唯唯诺诺。我当时对先生的这种态度有些不解，总感到齐先生原来是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应该是很有性格的人；又听说他解放初是什么“骂人团”成员，如何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有时还怀疑他有些假。呜呼悲乎！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因为我们受党的教育，当时总认为像齐先生这样的人，就是道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他们要注意站稳立场，学会用阶级观点看问题等等，因此不能对他们有深切的了解。后来天长日久，我感到齐先生确实是一个老好人性格，不可能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解放后运动一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骂人团”是怎么回事，大约是解放初一些燕大的教师出于不了解，说过非议共产党的话吧），就更加小心谨慎，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可是既然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在风口浪尖的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很难逃脱批判和被批判的命运。自我批判当时大家都已习以为常，被批判可就有点那个。1958年我在乡下“大跃进”，学校里就大批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大写劳动人民的历史，齐先生难免也要被波及。
我到教研室后，他对我表示信任，很快就让我讲授基础课，起初是和我合讲，后来我发现齐先生尽量让我去讲，他自己有些想避开基础课的讲授。当时适逢南开大学没有世界中古史教员，要北大的老师去兼课，一度齐先生自己风尘仆仆，每周两次乘火车到南开上课，而让我在本校上课，我想他大概就是以此避开被批判吧。因为当时虽然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南开大约还不可能对来兼课的外校老师展开批判。可惜齐先生的这个想法（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也并未能帮助他逃脱被批判的命运。不久系里又要开展学术批判了，课是我上的，可是我一个年轻助教，大约还不够被批判的分量，所以被批判的还是齐先生，因为上课用的教科书是他编写的，所以同学们就从教科书里找问题，开一个批判会，请他来参加。我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些批判的内容了，依稀好像有一条是说他的讲义中说查理曼“精力过人”，属于吹捧帝王将相。这样的会现在想起来颇有些滑稽，可是当时是很正经的。不过总的说来，这个阶段的批判还属“和风细雨”，比起“文化大革命”时的既“触及皮肉”又“触及灵魂”的批判来，简直算不了什么。
齐先生一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除了读书外，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殊的爱好。有一回我曾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外语，他说他的经验是背字典。他在上中学时，即拿一本英文字典，在到学校的公共汽车上背诵，把这本字典上的字从头到尾都背下来了，这样英文也就掌握得差不多了。我很羡慕先生这样的学习毅力，可是自己却做不到。他还告诉我，因为患糖尿病长期卧床，夜间失眠睡不着，就取大英百科全书一卷，阅读其词条，也得到不少知识。他所编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文材料的介绍，很多就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
二、齐先生的会通之学
齐思和先生是20世纪我国的著名史学家，是我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古今，尤其精研我国先秦史、晚清学术思想史、乾嘉考据学和世界中古史等。他又深得历史理论之要旨，所以能融会中西、纵横古今，多所发明。今仅就他的会通之学，略作介绍。
先生精通乾嘉之学，段、戴、钱、王，道来历历如数家珍。我和他初次见面，他知道我是山西人后，立即就说，你有个老乡阎若璩，是大学问家，做过《古文尚书疏证》，解决了伪尚书古文的问题。考据之学，是我国史学的看家本领，齐先生指点我进入这一殿堂。我在这方面也逐渐念过一点书，可是总觉得不得要领。齐先生让我去念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以建立一个全面的梗概，然后再去循序渐进。可是我总觉得自己是搞中世纪的，和考据之学相距甚远，不肯多下工夫，结果在这方面没有把先生的本领学到手，未能升堂人室。
齐先生研究历史有自己的宏观思维，并非就事论事。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写《西周锡命礼考》和《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即对中、西封建制度做了详细的比较。根据这种比较，齐先生还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盖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所以从西方的封建制度，也可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封建制度。先生的这一比较研究对西方学者很有影响，后来美国人柯尔本主编《历史上的封建主义》一书，老汉学家卜德论中国的封建部分，即多根据先生之说，多有征引。
齐先生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将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外国史联系起来，进行比较”。但他的这种中西比较、中西互证的方法，并不是“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比较”，而有其严格的方法。他要求会通之学的通，要建立在专的基础之上。首先要有窄而深的专题研究，然后才可能有各学科之专家，集各专家研究之成果，才可能做到通，才可以编写通史。他指出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很大。但梁氏关于西方史学的知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译成的教科书。这些通俗教科书，不能代表西方史学研究之理论与方法。所以梁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的，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用这种方法来治史，是不会有成绩的。齐先生会通之学的通，还并不是把不同的事物做简单的排比，而是要研究其共同的规律。他在《周代锡命礼考》中说：“人类文化之发展，虽迟速不同，质文各异。然所循之途径，则大致相同。”所以把西洋封建制度和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比较，则其荦荦大端，并无二致。齐先生运用其会通之学，做中西古今之互证与互较，得出许多创见，试举一二，以明其博大精深。
1.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齐先生的《西周锡命礼考》，即首先举西方封建制中臣服礼、宣誓效忠礼等，以与之对照，说明二者之相似。“孟子井田说辩”，则应用西方庄园制度，说明井田虽然是孟子的理想，当亦有所依据，并非完全凭空杜撰。他1935年在哈佛写的博士论文《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主要有封土制、国家形态，经济社会状况三大部分，颇有后来布洛赫《封建社会》一书之气势。该书谈到中西封建之比较时，齐先生说，中西封建制度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宗教，中国就没有西欧那样强有力的天主教会，不过西方天主教主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罗马教廷统治下的中央集权、永久和平理念等，亦与封建制不合，经过多年的调整，教会始得适应于封建。而中国的宗教则并不构成对封建之妨碍，政治统治和宗教祭祀之职，统一于王、公、卿大夫之一身，故其权力更为强大；关于再分封，则中国的宗法制度既是一个祖先祭祀制，也是再分封制，如此使整个帝国转化成为一个大家族。而欧洲的再分封制则领主来源多种多样，虽然有长子继承制，可是其他次子则多得到修道院生活。所以中国的封建制比之西欧的，更有系统，组织更完善。
2.齐先生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之研究，更显示其中西会通、中西互证之学问。目前出版的先生于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讲授的《史学概论讲义》，就是一部融会中西史学的大著，今日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还写过不少有关论文。早在1929年（当时先生才22岁），他就写出《先秦历史哲学管窥》，用西方历史哲学之方法，勾勒出中国先秦丰富的历史哲学内容。他比较中西史学，以为中国古代史学最为发达，广博丰富、包罗万象，二十四史是知识的海洋，文化的总汇；而欧洲的史学，直到18世纪，仍然是以政治、军事史为主，19世纪方才有了经济、文化等内容。到了现代，我们的史学就落后了，所以要吸收西史之长，改造国史。他在论述晚清学术时曾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乃是一政治运动，政治运动过去，其书已经无人问津。可是今日一些汉学家，还在那里批驳康梁，以显示其方法的细密，其实这一派的学说在中国早已过去了。又说，晚清我国之翻译运动，严复译《天演论》等，林琴南译小说，均是学术名著，所以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世界史的翻译，只是一些教科书，没有一本一流著作，使我们只略知西洋的史事，而不知西洋的史学，只有教育作用，而无学术价值。这些意见，今日仍然值得我们注意，而只有会通，才能提出如此深刻的意见来。
3.齐先生晚年写成《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后来有人对该文提出意见，即西迁地点的确切位置问题。但齐先生此文本意，在于证明欧洲史上的匈人即匈奴。这是先生又一大会通之作。他计划写一部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从中国匈奴的西迁一直写到日耳曼人的迁徙。而匈奴人的迁徙，在此最为重要。先生认为，北匈奴的活动，中国有许多的记载，而匈奴进入欧洲的活动，见于罗马历史家的记载，中西文献的记载是互相衔接的。可是许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匈人即匈奴，实为割断历史。他的努力，就在于要证明中西记载之连接，证明中西历史之相互影响。可惜他晚年体弱多病，这一宏伟计划未能完成。我自己虽然也尝试做一些比较研究，但在比较过程中时常感到对比较的双方了解都很不够，所以所论甚浅，不能使自己满意，也未能将齐先生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
先生一生谦恭和蔼，平易近人，从不疾言厉色。舍读书、教书、著书外，别无他求。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历史学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先生晚年卧病在床，多次对我说，人生就像跑长跑，最后几圈是最重要的，到那时还要能保持充沛的体力，还要能冲刺。他小时候对身体注意不够，所以跑得不好。从健康方面说，先生晚年确是不佳，但从事业方面说，先生依然给我们后辈留下巨大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齐先生学贯中西，如果天假以年，他本可以带领我们在世界中古史的建设中，做出更为辉煌的成绩。 可惜他过早逝世，使他的许多理想未能实现。（节选自《北大史学》，2008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