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印象·派对:POLA美术馆藏印象派艺术大展”,再度成为城中展览盛事。印象派作品反反复复排列组合,上海观众依然热情如初,为什么大家那么热衷“印象派”?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月22日对外开放的“印象·派对:POLA美术馆藏印象派艺术大展”,以涉及的名家、艺术流派之多,时间跨度之久,再度成为城中展览盛事。从莫奈、雷诺阿、塞尚、梵高、高更,到马蒂斯、毕加索等印象派及后印象派,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作品悉数到场。

近年来,印象派绘画作品专题展览和与之相关的展览来沪的次数并不少。2014年,k11商场内举办的《莫奈·印象》大展,参观者的队伍自楼梯蜿蜒而上,形成独特的景观;早在2013年,上博就曾举办过“从巴比松到印象派”,关注印象派绘画的起端发轫;2019年上博“美术的诞生”大展,探讨艺术史中长期被视为印象派对立面的学院派艺术;2023年“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大展,呈现印象派如何作为艺术变革的重要环节。印象派作品反反复复排列组合,上海观众依然热情如初,几乎每一次,“印象派”都会成为展览中的“爆款”。



其实,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鼎盛时期的所谓印象派,并不是一个目标一致的标有宣言的画派,而是一群在各自的方向上不懈探索的志同道合的人。也许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抱着对自然的新理解,创造了一种崭新的色谱,完成了一种新的技术。笔触和笔触之间的鲜明对比,让光活跃和闪烁,正是这种灵活的笔触,在画布上保持住了瞬息万变的现象,在构图上多截取客观物象的某个片断或场景来处理画面,打破了写生与创作的界限。比如,库尔贝坚持绘画只能涵盖真实与实际存在的事物,以现实主义的风格描绘弗朗什·孔泰的地方风景;柯罗善于刻画宁静诗意的乡村景致,他与巴比松画派关系密切,而后者最早尝试于自然中写生,对印象派意义深远;马奈则擅长以大胆而狡黠的方式赋予传统图式和创作原则以新的意义——在一个古老故事的外壳下,实际却是一片真实的“当代”巴黎近郊风景。莫奈描绘吉维尼田间干草堆的作品,亦是极度平凡的日常之物。



印象主义画家把身边的生活琐事和直接见闻作为题材,多描绘现实中的人物和自然风景,他们的笔下不再是陌生又遥远的宗教题材,让一些不具备专业美术史背景的普通观众理解起来不用跨越知识的藩篱。印象主义画家还废除了传统学院派的阴影而代之以鲜明灿烂的颜色,把对自然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到了首位,让目睹这些作品的观众无不心情愉悦明快。

这次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作品均来自日本。日本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接纳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印象派”一词以及“印象主义”(印象派运动),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富豪横扫全球艺术品市场,一掷千金在拍卖市场上屡屡创下画作价格纪录,其中多青睐印象派作品,莫奈、梵高都是他们的最爱,深藏于日本私人美术馆的印象派作品不计其数。



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才接触到印象派这一艺术流派,而印象派与中国的关系从上海发端。艺术教育家邵大箴曾经说过:“倘若要问,对现代中国油画影响最大的欧洲绘画流派是哪个派别?恐怕不少人给出的答案是印象主义。印象主义对中国人有着非凡的魅力。”20世纪20年代是印象派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前半期,众多留日学生的归来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汪亚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汪亚尘1921年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后返国,任教于上海美专。同一时期,大批留法艺术家归国,也带来了印象派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上海,比如这次展览中刘海粟绘于1930年的作品《巴黎圣母院夕照》中,不难看出艺术家与当时世界艺术潮流的巨大共振。



对大部分观众而言,绘画的题材是存在,着笔的色彩是情感,当那些难以理解的折磨大众的题材,让位于库尔贝等人倡导的“我画眼之所见”,印象派的“现代性”显而易见。捕捉明丽闪烁的光线、描绘日常生活的印象派在上海成为展览的“爆款”密码,反映的正是人们对画面所描绘的美好日常生活所发出的共鸣。

作者:徐佳和

图片:王 凯

编辑:小 开

责任编辑:李 纬

栏目主编: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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