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彼得·辛格：共情并不是人类理解他者的唯一基础

2024年10月，澳大利亚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到访中国。作为现代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代表人物，辛格的到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他与多名中国的伦理学者展开深入对谈，话题涵盖动物伦理、实践伦理学、人工智能、气候变迁、捐赠等多个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用辛格的话来说，他不希望伦理学“仅仅在纸面上被谈论”。

1975年，辛格出版了《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书，该书被誉为动物解放运动的圣经，也充分体现了辛格的治学风格：强调思想与行动的结合。如同其所代表的现代效益主义所提倡的，辛格注重根据行动的可预测结果来评判行动，同时，致力于推动社会整体福祉的提高，认为远方的陌生人与自己的亲人、近邻同样值得关注。

在这样的治学理念的牵引下，辛格将专研的伦理学与实践紧密结合，积极投身全球范围内的动物解放运动，参与创立了澳大利亚动物协会联合会（Australian Federation of Animal Societies）。此外，他也写作了多部聚焦全球不平等问题的重要作品，如论文《饥荒、富裕与道德》《我们能救之命》等。

2021年，辛格获得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该奖项旨在奖励对人类自我认知与进步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表示：“彼得·辛格的成就体现出公共哲学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作用。”不过，对生于1946年的辛格来说，伦理学、哲学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逐渐变得更加微妙。

长期以来，伦理学处理的都是“何为良好生活”的问题。但随着技术的剧变，人工智能的崛起，人们生活的秩序以及旧有的价值观念正在遭遇重组。当人的意识可以通过数据上载，打造一台诺齐克所说的“快乐机器”是否符合效益主义的原则？当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工作形成威胁，我们又该如何看待科技给社会带来的福祉与痛苦？

“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许多新的道德问题”，在接受本刊视频采访时，辛格坦言。他认为，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同流派的哲学家、哲学家与科学家都应该建立更为深入的合作，在对话中打开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相较于前两次来中国的匆匆驻足，他认为在这次更长的旅程中最大的收获，便是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资源形成碰撞。

采写 | 刘亚光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澳大利亚著名道德哲学家，现代效用主义代表人物，全球动物解放（保护）运动的倡导者，曾任国际伦理学学会主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应用哲学与公共伦理中心荣誉教授，专事应用伦理学的研究。2021年博古睿哲学与文化奖得主。（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

中国的佛教传统，

蕴藏着看待伦理问题的新可能

新京报：你的作品在中国被广泛阅读，此次中国之行你也和许多学者、学生进行了交流，对你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讨论或者话题是什么？

彼得·辛格：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第一次是2012年。2018年，《动物解放》的中译本出版时我又去了一次，但那次访问非常短暂，只有几天。这次是迄今为止我在中国待过的最长时间，长达4周。我去了更多的地方，尤其是参观了更多大城市以及中国最好的大学。

《动物解放》（30周年纪念版），[澳] 彼得·辛格著，祖述宪译，湖岸|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

这对我了解今天的中国非常有帮助。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当现代的社会，道路上有很多的汽车，高铁的速度令我惊讶。和过去来中国相比，这次我能有机会和更多从事伦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他们对很多关键问题的理解让我印象深刻。

我自己在讨论中最关心的依然是动物伦理问题，对谈者们也十分关心有关功利主义的话题。不过，我不是非常确定中国的学者们对我研究伦理的方式的反应。我更加关心伦理学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场景。同时，我也相当期待有更多中国学者从自己的儒家传统中提炼的伦理学思想出现。

新京报：在受儒家伦理影响深远的中国，相对于人的伦理，人们可能并不太关注动物伦理，这和你的伦理思想存在差异吗？

彼得·辛格：我认为我们能够进行很好的对话，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我收获了相当不同类型的针对我思想的回应。儒家传统以家庭及我们亲近的人为核心，认为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动物可能会处于同心圆的外部。

不过，儒家思想发源的时代，工业化还远未兴起，也不存在动物养殖业和食品工业，或许这并不是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即便没有过多涉及，我想在儒家传统中，人们或许也会认为我们当下很多对待动物和自然的方式并非合理。

同时，在儒家思想之外，我在中国的佛教传统中也看到了更多探讨动物伦理问题的可能性。

我一直认为佛教的基本思想与西方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有非常多的呼应。它们的基本宗旨都是要预防苦难、增进幸福。但佛教的愿景甚至并不局限于人类，某种程度上这是比西方宗教中的伦理思想更超前的地方。犹太教和基督教都相当重视人类，它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只有人类才具有灵魂，佛教并没有这样的偏见。

新京报：我知道你从25岁起就开始吃素。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成为素食主义者不太容易。如今各个国家关心动物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可以为保护动物做些什么？

彼得·辛格：我在中国演讲时会提出一些倡议。首先是更多地选择素食，我个人认为在中国吃素并没有那么困难。比如中国的很多菜都会用豆腐作食材，我在成都吃到了让我感觉非常惊艳的麻婆豆腐。除此之外还有蘑菇，中餐丰富的烹调手段能让这些素食食材成为相当美味且营养的菜肴。

其次，即使大多数人可能做不到长期吃素，我认为在社会意识层面相互敦促，避免食用大规模工业化饲养的产品依然很必要。不论是从减少动物的痛苦、减轻环境破坏还是节约食物资源的角度看，这都是最优的选择。我们不能奢求一步到位，如果一个完全无法接受素食的年轻人能慢慢开始更多从在户外放养的动物，而不是被关在室内大规模饲养的动物身上获取动物产品，这也是向前迈出的微小一步。

在充分了解技术之前，

不必空谈人类受到的威胁

新京报：在这次中国之行中你在很多地方都谈到了“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翻译问题，很多地方也把这个词翻译为“功利主义”。在普通中国读者的理解中，“功利”一词并非褒义词。它经常被理解为“唯利是图”“追求金钱的利己主义”。你怎么看待这些误解？

彼得·辛格：有关效益主义的争议确实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不同语言的翻译差异。这些翻译常常会导致一些误解，比如过于强调其中追求物质利益的含义。但如果我们回到杰里米·边沁或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里，他们是在谈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减轻痛苦、增进幸福的思想。

相较于“唯利是图”，他们的思想更接近我们前面谈到的佛教。效益主义也强烈地反对利己主义，因为利己主义只是在单纯强调自我的个体利益。这次中国之行我的一个目的就是和中国学者、译者达成更多的共识，用更准确的术语翻译效益主义及相关的词语。在中文语境下究竟用什么术语最好？这很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中国的学者在这方面正在做出努力。

《行最大的善：实效利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澳] 彼得·辛格著，陈玮 / 姜雪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4月。

新京报：2024年，埃隆·马斯克的科技公司Neuralink成功完成了脑机接口实验。一些哲学家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类实验会破坏人类的主体性。作为效益主义者，你会如何看待“人类的主体性”这些词汇？是否只要能带来总体效益最大化，脑机接口、基因编辑这类实验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呢？

彼得·辛格：在许多事情上我都非常不同意马斯克的观点。但如果从普遍意义上讨论科技，我认为确实需要具体去看这项科技究竟能否增进人类的福祉。关于脑机接口，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有足够的自由选择权决定是否使用它，这其中也包括我们是否拥有充分了解其技术性质的权利。

我不认为如果我们拥有这样的自由选择，所谓“人类的主体性”会受到威胁。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可以说，人类总体上一直在通过技术增进着自身的选择权。就像我们现在即使相距遥远，你也可以用视频采访我。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任何一种新出现的技术直接视作对人类主体性的威胁，而是要把更多的关注放在我们对其的使用上。

我对技术的潜力总体上也持乐观的态度，但同时我也强烈呼吁对它们的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

我最近写作了一篇专栏文章，评述澳大利亚近期通过的有关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相关法律的新进展。我认为，目前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像Instagram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对儿童的心理产生了伤害。澳大利亚不允许16岁以下的青少年开通账户，我是支持的。在充分权衡技术带给人的幸福与痛苦之前，空谈人类的主体性没有意义。在过去那个低技术社会，人的主体性无疑受到了最大的抑制。专制的君主能轻易地不让人们发表观点并奴役他人。

新京报：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你提到效益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对于普通人来说足够地“清楚明了”。你认为效益主义是最顺应人性的伦理学，可否展开谈谈这一观点？

彼得·辛格：是的，我认为效益主义更贴近人性，因为它归根到底来自于人们对苦难的认知。没有人发自内心地喜欢受苦。即使有些表面上受苦的事情，例如跑马拉松，其背后依然是一种对幸福感受的追求。因此效益主义的考虑显得人性化，而并不是某种十诫式的教条。

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会讲“天命”，它是独立于人的东西吗？可能众说纷纭。但从效益主义的立场来看，伦理永远与人性分不开。它根植于人之内，我们反思总结出的伦理规律也应当贴合人性。

人们长久以来可能有一个误解，认为哲学家要做的应该是“提高”我们对道德的理解，帮助我们拓展道德境界，让我们能关心的人扩展到直系亲属和朋友、以及国家之外。这当然是哲学家的一种使命。但效益主义帮助我们最深切地发现伦理与人性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切身的经验，我认为这种发现并不比前者更低级。

共情不是相互理解的

唯一基础

新京报：我了解到，你是《争议思想》（Journal of Controversial Ideas）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在这个刊物上，你鼓励作者们自由地交流而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污名化。因为表达不够“政治正确”而遭遇批评，在如今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一方面，这些批评确实限制了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有人表示他们确实被一些歧视性言论所伤害，我们需要对处境弱势的他人怀有足够的共情。作为效益主义者，会如何看这种困境？

彼得·辛格：人和人、人与动物之间确实始终存在对话与交流的障壁。但一些例子表明，即使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人与动物之间，也能有交流和对话的空间。比如大家熟知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她帮助我们了解了黑猩猩的情感、欲望。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确实已经能更了解猪或者鸡的需求。人和人之间其实也是一样，相信对话的可能很重要。

共情确实是参与对话的基础。对于少数群体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他们的处境充分共情，确实不应该贸然制定任何行动的策略。但我不认为共情是我们相互理解的唯一基础。

我在与佛教徒的一些讨论中发现，他们经常谈论共情（compassion）的问题，但我了解到，在他们的传统中，同理心和共情是有区别的。同理心更多可以被称之为一种“理性的同情心”，即使你没有在情感上充分经历他人的苦难，也能通过推理有意识地扩展自己对他人处境的理解，这种扩展也可以涉及动物。

彼得·辛格在纪录片《受审视的生活：哲学就在街头巷尾》（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2008）中出镜。

新京报：你的伦理学主张在平等的立场上衡量每个个体的痛苦。但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如何衡量？如果动物和人类承受相似的痛苦，那植物呢？效益主义的伦理学希望我们能在排除个体的身份、阶级、立场之后，对他们感知到的痛苦与幸福进行评估，但脱离了这些具体的身份，似乎也不再可能衡量痛苦？

彼得·辛格：的确，动物和人感受痛苦的能力有差别。但我们需要给予它们在伦理地位上平等的考虑，而不是武断地认为它们的痛苦无足轻重，仅仅因为它们不是人类。但衡量痛苦确实是一个关键且棘手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应该有更密切的合作，以增进我们对痛苦的生理、物理基础的了解。目前，我们会明显直觉到在人类吃肉获得的幸福，与屠宰场中的动物承受的痛苦相比是不必需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衡量会变得更精细。

将人与动物角色互换的电影《人肉农场》（The Farm，2018）剧照。

当人工智能替代劳动，

意义感丧失是最严峻的问题

新京报：随着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流行，许多编辑、出版、写作行业的工作开始被代替，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冲击越来越被人们在意。历史上每一次的科技变革都会引发失业。若从一种效益主义的观点看，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技术的迭代更新会总体上带来社会福祉的增进，而失业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但对于切实承受失业的人来说，这种痛苦是沉重的。你如何看这一问题？人工智能对当代的伦理思考带来了哪些挑战？

彼得·辛格：这确实是当下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顾工业革命中技术的发展，会发现这种情况几乎很难避免，但我们又对科技发展带来的总体福祉的提高无可否认。科技的发展确实符合效益主义，但我认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关注了那些“被牺牲者”的痛苦？

比如，失业的人到底失去了什么，他们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社会会因为科技的进步变得繁荣，因此用全民基本收入就可以预防失业问题带来的创伤。但我认为这远远不够，人是寻求意义感的生物，如果他只能够满足吃穿住行的需求，依然不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意义感、目的感也是人的刚需。

新京报：除了动物保护，你也关心贫困的问题，尤其是主张我们对远方的他人都负有道德责任。人们认为由于对远方发生的事情不够了解，很容易陷入抽象的情绪中，社交媒体也加剧了这一现象。相比较而言，人们更愿意把精力放在身边的事情上。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彼得·辛格：我关注的的确更多是全球问题而不是“周边”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远方的其他人产生影响，但更少的人会关注这种影响。气候变化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大量化石燃料并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我们将影响到所有人。这可能意味着雨水不足，远方的人们没有办法种植庄稼；海平面上升，很多人会无家可归。

如果每个人都只关注身边的事情，结果对每个人来说都会更糟。如今的媒体环境确实也影响了这种状态，我年轻的时候，许多高质量的报纸都报道出色的国际新闻，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如今，伴随着读者们更追求本地化、细分的新闻，媒体也在追随。我并不是要责备媒体，而是认为人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对更大的世界怀有更多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