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阔别数年，乡村学校变化巨大
春节假期期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它是一所位于安徽省西部H县Z镇的乡村学校，从七岁到十三岁，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难忘的童年时光。我在这所学校读书时，学校里的各项基础设施都不甚完善甚至可以说破败不堪，在我还是一二年级，也就是2007年左右，当时这所学校的小学和初中是分开的，我所在的小学部没有电灯，一到下雨天老师便点上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学生们坚持学习。2009年H县将这所乡村学校的中学和小学合并在一起，在中学教学楼后面盖了一栋四层大楼作为小学部的教学楼，配备了崭新的窗户、明亮的白炽灯，学生们都可以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学习，学习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学生吱吱呀呀的桌椅是自备的，学校里没有统一的食堂、宿舍，住在较远村庄的同学放学要挤着超载的面包车回家，更不用说也没有像城里学校一样的塑胶跑道操场。
2014年我刚刚进入初中，本来我的轨迹应该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这所学校继续念完初中，然后参加中考，考上H县的一中或者二中。那一年，父母出于望女成凤的想法，把我转进了L市最好的一所中学，之后我便和母校告别，成为了万千小镇做题家的一员。如今阔别十年，再次回到母校，我惊奇的发现母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是泥巴和石子填埋而成的土操场，已经修葺成绿色草坪与红色跑道交相辉映的大操场；学校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仅建了崭新的教师公寓、学生公寓，还修建了统一的学校食堂，中小学生能够以三四块钱极其低廉的价格吃上热乎、新鲜的一日三餐；教室配备了统一的桌椅，安装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并配备了图书室、多种多样的活动室……
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母校，我一边对这些变化感到很新奇，一边又很欣慰，感慨道：“现在家乡的学生太幸福了，学习条件越来越好了！”。同时也遇到了我小学时的数学老师张老师，他今年已经65岁了，虽然与十年前相比头花花白了不少，但是仍然精神抖擞。他热情的向我介绍这十年来学校的巨大改变，并谈到自己的近况，说道：“在前几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是退休后也闲不下来，正好赶上学校的学生公寓修好了，住宿老师比较欠缺，便继续担任住宿老师这个职位。所谓的住宿老师，其实也就是看管学生的宿舍管理员。这个活也比较辛苦，和一群皮猴子似的十几岁的学生打交道，晚上要一间一间宿舍的检查，给的钱又不多，年轻点的老师都不愿意干，校长就找到了我，我便接了这个活”
二、陷入困境：生源与师资双重流失
“这几年学校变化这么大，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孩子的教育。但是给了这么好的条件，学校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张老师介绍到，自2009年这所学校的中小学合并以来，共设置九个年级。早些年，小学每个年级开设两个班，平均每班六十到七十人，中学每个年级开设四个班，每个班也至少都有四十至五十人，全校学生数量约一千五百人。而且那时候老师人数也有近百人，师资力量比较强，吸纳了一批年轻、有活力的新老师。县教育局重视各个乡镇学校的发展，对每个乡镇学校每年考上县、市一中的学生都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每个乡镇学校每学期也会在期中、期末等重要的考试之后进行相互之间的比较，这所学校基本在这种教学质量评比活动中都会拔得头筹，因此在远近十里八乡都有不小的名气，也吸引很多外乡学生就读。然而从2018年开始，学生人数在逐年骤减。例如该所学校的初中部九年级，从早年的四个班变成三个班，再变成现在的一个班，从一百多人骤减至现在的几十人。张主任介绍到，现在全校只有五百多人，每个年级基本上都合并成一个班，去年秋季招生的一年级只有三十几个孩子。
随着学生的减少，教师的数量和配置也在发生变化。在于张老师的交谈过程中，我总结了目前该所学校教师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乡村教师年龄结构不均衡。目前该所学校教师数量约六十人左右，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年龄在45岁及以上的老教师，这批老师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老师在五年之内即将退休，剩下还有十几位平均年龄在35岁及以上的中年老师，这批老师都是学校在刚合并时引进的青年老师，经过十余年的成长，这批老师已经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剩下还有不到十位是这几年刚来的青年老师，平均年龄25岁左右。从教师年龄结构来看，老中青比例严重失衡。
其次，中青年教师群体外流率高。乡村教师流失严重，在全国范围来看都是屡见不鲜的难题。目前这所学校中青年教师基本上都或多或少的参与过各种县、市的考试。我所了解到我小学时英语老师徐老师和体育老师闻老师，在2009年同时来到这所学校任教，相知相识组建了家庭。后来两位老师都多次参加县、市组织的教师选拔考试。2017年闻老师成功考到了市里一所小学，而徐老师则是多次无缘，继续留在这所乡村学校，现在仍然在关注各种考试机会希望能考出去。像徐老师这样一直在坚持考试的中青年教师不在少数。张老师说：“现在每年很少有新的年轻老师过来，即使来了不出一年半载也就走了。这几年教师的整体待遇都提高了，学校里正在任职的教师平均每月到手工资有四五千，每年加上绩效奖金，年收入有十万左右。学校还建了教师公寓，在学校或附近没有住房的老师都能分到一套五十平米左右，水电、家具齐全的套房。”然而整体待遇的改善仍然阻挡不了中青年教师向外流失的趋势。
最后，乡村教师专业需求缺口大。专业性结构缺陷是乡村教师年龄结构失调，数量严重不足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在这所学校中一位老师兼任多学科的现象十分普遍，语文老师兼任科学老师，英语老师兼任美术老师，数学老师兼任信息老师，教导主任兼任音乐老师。虽然各个学科之间具有相互贯通之处，但是在专业性上有较大的不同。在乡村学校，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这样的学科本来就不受重视，在专业性不强的情况下更是难以促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三、多重因素形塑乡村教育“空心化”
乡村教育作为折射乡土社会转型变迁过程的窗口，是涉及乡村社会多重关联的总体性社会事实。当前乡村教育陷入了“空心化”困境，究其根本，是乡村教育过度城镇化的结果，其背后源于社会环境中多重因素的驱动。
（一）向上流动——教育期望与阶级跨越
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打破几千年来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阶级流动通道，读书、考试、做官成为万千平民子弟逆天改命、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途径。即便是现在，社会充斥着否定教育价值、宣扬“读书无用”的各色论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仍然深深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虽然当今的社会比几千年前要更加的开放、包容，也为每个人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机会，但是对于家庭资本薄弱的寒门学子来说，读书可以说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唯一渠道。
我的家乡位于安徽省西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人便陆陆续续外出务工，外出务工的这批人在城里不仅买了房、置了业，眼界也变得更为开阔，在外打工习得的城市教育意识与理念引起了自我反思。他们意识到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像以往依靠自我奋斗取得优势地位的传统路径已经转变为通过统一性的教育选拔机制。父母们对子女的期望也从原来的接力打工变成希望子女努力学习，取得一张在劳动力市场中被认可的大学文凭，从而改变身份，打破阶层围困，彻底摆脱农民身份。因此，教育承载着农民家庭阶层跃升的梦想，农村父母往往举全家之力，在县城里买房，让子女在县城的学校念书，希望以缩短接触教育资源、升学机会的距离，并增强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以我自身为例，我的父母都是在九十年代去上海务工，从小他们便在我耳边不停念叨“但凡我有个高中文凭，都不像现在这么辛苦”，告诫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以后找个坐办公室的活多轻松”。在2010年左右我的父母在L市市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作为我日后读书的学区房，后来小学毕业便将我转入市区最好的中学。像我这样的家庭在这几年越来越多，甚至现在许多家庭在孩子上幼儿园时便进行规划，上小学就转进县城念书。
（二）横向攀比——熟人社会的教育竞争
鲁迅先生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此言非虚。贺雪峰老师在其著作《南北中国》中，将中国农村分为原子化农村、宗族型农村和小亲族农村，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也呈现出差异化的面子观，其中小亲族地区的农村以外显性面子观为主导，凸出表现为农民之间在建房、红白事仪式上竞争尤为激烈。俗话说“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不要里子要面子”，在乡土社会这个熟人场域中，面子是村民在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社会资本和地位象征。我的家乡也是典型的小亲族农村，这几年来村民之间相互攀比成风，不仅表现在越建越高的“豪宅”、谁家买了宝马、奔驰豪车等物质上的竞争，还体现在儿女出息上这个看不见的“隐形战场”。
儿女出息的比较，实则是一种教育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是血缘关系竞争，如在同姓家族之内各兄弟之间相互比较；也是一种地缘关系竞争，一个村庄内部异姓家庭间进行比较。还是以我自身为例，我尤其记得当我得知自己研究生录取的那一天，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爷爷时，他激动地说：“你也是给我们老陈家争脸了！”。这两年春节回老家，我爷爷和他三个兄弟也总是把我们这一代的几个小辈的学业拿来比较。村里也都知道老陈家出了个“名牌大学研究生”，过年和爷爷走在村里，遇到村里熟人先是夸完我聪明、努力之后，再吹捧一把我爷爷怎么能培养出一个“这么优秀的大学生”，虽然爷爷很谦虚地回应，但是看的出来他对这些吹捧非常受用，因为我“有出息”所以让我爷爷在村庄社会网络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种教育竞争已然成为村庄攀比的新风潮。我了解到自我在2014年转入市区就读后，没过多久二爷爷家的三个孙子孙女们也都陆续转到了市区学校读书，这几年村里许多适龄儿童则是直接在城里读小学。这种竞争的实现途径是：在城里买房子，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好学校念书，孩子在城里学习，成绩好，能考上好大学，不仅说明孩子天资聪颖，也是父母有能力、有本事的重要表现。而且这种教育竞争也具有一定的等级特征，最高层级的是在省会或将江浙沪地区购房定居就读，中间层级的则是在市区安家落户念书，最次层级的则是把孩子送到县城或相邻较大乡镇的中心学校读书。在竞争过程中，村庄舆论会对村民行为选择产生较大影响，如若某村民的子女一直在乡村学校读书，即使成绩较好，也可能会受到村民的非议，认为父母无能才导致子女不能接触到更优质的教育机会，浪费了孩子的天资，这种“污名化”的非议会让当事人十分羞愧，甚至在村里抬不起头。
（三）配置失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尽管微观层面的阶级流动和中观层面的村庄竞争对乡村学校的“空心化”困境的产生形成重要影响，但是其根源则在于宏观层面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发展来看，城市地区的经济水平远远优于农村地区，这就决定了城市在教育体制、教育资源上所占据的优势要远远超于农村地区。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突出体现在师资力量方面。以我就读的市区初中为例，这所中学之所以能被评为市区最好的中学之一，不在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如何完善，而在于与同市其他学校相比之下遥遥领先的升学率。如果从学校环境来看，其面积狭小、设施陈旧，甚至不如我的母校，但是在这所学校任教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国内一本院校毕业，甚至我还听闻去年有一位复旦大学数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报考该所学校，最后竟然落选。而与母校老师们的学历对比，老教师基本上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中专师范生毕业，年轻些的老师也都是省内普通师范学校本科毕业，基本没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除了经济基础的客观现实因素外，政策导向也在进一步加速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了农民的落户限制，打破了城乡二元制的制度结构。我所在的市区针对农民购房不仅给予经济补贴，还可享受户口迁移、子女就近入学等政策。这就鼓励了大量农民进城买房，进一步加速城镇化速度，也造成了教育过度城镇化的后果。据悉，我家小区所在的这片学区的小学，在2023年秋季入学的一年级适龄儿童就有七百人，而我的母校这两年平均每年招收的一年级学生竟不足五十人。二是中考分流政策加剧了农村家庭的教育焦虑。所谓的中考分流是指在初中毕业升学过程中，依据中考成绩将学生分别导向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虽然其政策初衷是为了培养专业人才、提供多元化的发展路径。但是就当下我国教育形式来看，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且不受社会认可，在职业学校读书的孩子也会被打上“问题少年”的标签。更不用说在父母的认知观念中，考上大学才是唯一正经的出路。在这种政策导向之下，各类市场化机构也在大肆宣扬中考的重要性，教育焦虑弥漫整个社会，孩子能否考入普通高中成为压在家长心中的一块巨石。农村家庭也不甘示弱，纷纷将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转入城镇上学。在这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之下，整个社会都将教育内卷推向高潮，进一步拉大城乡教育资源配置鸿沟，形塑乡村学校师生出走的“空心化”困局。
四、结语
望着一间间红墙白瓦的教室，走在宽敞的塑胶跑道上。我不禁回忆起小学时与同学嬉戏打闹的场景，近千人在操场做广播体操的画面。曾经热闹繁华的校园，如今逐渐变得冷清。无比惋惜，难道这所学校最终的结局也是将走向消亡吗？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乡村学校人数将会越来越少，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从古至今的历史实践已经展现了教育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开发民力和启迪民智是各个历史时期进步发展的核心力量。当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乡村教育是发展基础教育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地区生产力的关键一环。未来乡村学校将何去何从，也应该是全社会应亟待关注的与解决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