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媛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我的老家是位于东南沿海的镇中心村，距离县城二十公里，是原来的省定贫困村。春节回家看到邻居家的自建房挂出了出售信息，这是一栋的占地为13*4 m2（村规划的一间宅基地的规格，下同）的三层自建房，楼龄20年，地段不是村里最好的，但在村的主干道边，交通比较便利，房子售价是108万（造价大概40万）。这个价格放到城里并不算不高，但在一个远离县城的“贫困村”里就有些引人注目了。而且这在村里并不是个案，这两年村主干道旁的多处二手自建房都以近百万的高价转让。
我们村集体是没有给村民分配宅基地的，村民的宅基地和住房都由祖辈继承而来或者向村集体有偿申请。村里交通不便，老房子改建也困难，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往村里两条主干道路边建房，搬出村子内部到路边建房成为在村子里能“跟得上别人”的象征。但近十年，在城乡建设用地两头增加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国家政策收紧，宅基地的制度性供给受限，村里不再规划新的宅基地。国家政策原则上是 一户一宅 ，但我们村里是原来祖先留下来多少块现在继承下来就有多少，以及后来向村集体申请土地是有偿的，那么有钱的人家就可以多申请几间，而有的村民则没有 宅基地 。因此当不再有增量时，村里的宅基地交易就变多了，价格也随之上升。去年开始宅基地的流转也基本停滞了，原因是自建房报建困难，那么很多想建房的村民就不会选择买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的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计划转让的单层毛坯房或者二手房成为了村里的稀缺品。百万二手房就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这本质上也是村内可建设的宅基地价值持续涨高的表现。
为什么一定要建大路边的新房？自我认同、代际责任与象征性资本
大概在2010年开始，我们村就出现了最新一轮的建房热潮，建房位置从村内转移到了村庄外围主干道，一直到现在，在外读书的我每次返乡都能发现村里的马路边上又冒出不少新房。
对常年在村的小农家庭来说，在马路边盖一间新房，是“跟得上别人”的表现，不会被村庄社会淘汰，以此获得一种自我认同。宗族性村庄不会有太强的攀比心理，但村民的做事准则就是要讲求“和别人一样”，所以新盖的楼房也大多是联排建筑，房子都是相似的外观和格局。在有宅基地的情况下，建一间三层联排新房的启动资金并不算太高，大概只需要二十万，建材和工钱默认都可以部分拖欠。
除了满足居住需求以外，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也成为很多村民选择在马路边盖新房的核心动力。过年的时候走亲戚，碰到个亲戚今年刚建了新房，他就说“我们没有大富大贵，但至少得跟别人差不多，不要低人一等。儿子也二十出头了，要是哪天带女朋友回来，看到我们住在这寨里，邻居没几户，还都是老人，吓跑了怎么办。”在我们村里，父代对子代婚姻的责任是有限的，彩礼很低，不需要提供过多的财力支持，但建房子，是为了显示“和别人差不多”“不低人一等”，不对子代婚姻产生负面影响，这对一个农民来说，就算是完成自己的生命任务，所以建房子也成为其生命历程中最重大的投资行动。
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建新房给父母养老，建房子，成为子代对父代养老责任的履行，是乡村社会所认同的“孝顺”的象征。表哥就说，“我在外边出人头地了，父母在农村辛辛苦苦一辈子，总不能还让他们住老房子里吧，村里冷冷清清的，买菜什么的也不方便。别人看了也要说我不孝顺。”村里年轻人外出在城市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就开始回村为父母建新房尽孝道，这是一种代际责任的履行。建了新房子，表哥回家的次数也多起来，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房间也够住，过年过节还能请亲戚们来聚餐，新房子成为了维系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并且这类年轻人也成为当前高价二手房的购买主力。
虽说宗族性村庄的攀比心理较弱，但房子依然还是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本存在的，很多在外赚了钱的人一定要回家建栋房子“光宗耀祖”，村里人会说“这是永久都在的”，因此村里也有很多百万房子成为季节性住所。家里有个表亲，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在城里买了房子，但家里没有建新房，他原来觉得自己不住村里，老房子就住着父母，过年过节偶尔回来挤一挤就过去了，无所谓。但后来很多亲戚都说，“在外赚了多少钱有多风光有什么用，大家看着家里两个老人住着这个房子黑不溜秋的，多少是有点丢人的，父母没面子”。这个表亲被这么一说，去年花一大笔钱在村里建了两间精装的三层房子，房子在建的时候家里的老人每天都要去看一眼，村里人一见就夸“儿子太有出息了”，他说“现在走在村里都脸上带光”，觉得这房子“建得很值”。但其实他一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可以看到通过建房，家庭和家族能够在乡土社会中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为什么坚决不进城？进城之后还要再返乡？祖业观念与强情感归属
在我们村，成年期在村庄里生活过的那一代人，基本没有人会为了满足居住需求主动进城买房。村里的人有很强的祖业观念，我们的房产有一部分由祖先继承而来，所以房子的继承性根深蒂固，大家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在村里建了房子那就是世世代代的，城里的房子是有70年产权的，买了也不是自己的。”在村里，宅基地或者自建房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可以继承给子孙后代，村民对其有长久的产权预期。这种祖业观念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民的城市化行为选择。
横向的情感联结也把村民牢牢维系在村庄内。宗族性地区，大家很重感情，大多数人希望能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住得近一点，也渴望亲密无间的邻里关系，热热闹闹的，平时饭后喝喝茶，送点东西，谁家有活要帮搭把手都是很轻松的。所以一家买宅基地的时候，也会推荐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老邻居一起在附近买，那么就算居住区转移了，自己原有的关系网络也依然牢固。
那些在成年期的社会交往中与村庄有所联结的一代人出去了之后也依然会选择返乡建房，在心理上归属感很强。在多数农民心里，外出务工只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所以过年过节回家的频次是很高的。如果村里有人进城打工过年过节不回村，大家就会说，这个人应该过得不太好，没有脸面回来见乡亲。同时很多人将农村的房子作为养老空间储备，一部分已经完成城市化的人，也就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住房和家庭后，有经济余力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回村里建房，为未来的养老做准备。
为什么一户多宅成常态？旧屋不拆不卖改建难，或成新的养老住所
村内原有的旧房子多为联排房屋，改建难度很大，所以村民都会在马路边的新宅基地上盖楼。村里的旧房子主要有三种形态，一种是在寨子里，一种是祠堂（中间为宗族祠堂，两边的巷子建房），一种是联排巷子房，不管是哪一种形态，都是共用墙体相互依附的，改建房子牵连性很强，很难拆旧建新或者改建。我们家的老房子在巷子里，一条巷子进去有二十间联排建的房子，记得当时巷子最中间的一户人家要娶儿媳妇，决定加盖一层楼，结果隔壁两间房屋的天花板受到挤压开始频繁渗水。这种情况会成为很多人改建老房子的顾虑，甚至可能影响邻里关系，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去冒这个险。而寨子和祠堂里的房子则具有很强的公共性，改建难度更大。那么村民也就选择另起新楼，保留旧屋。那为什么大部分农民也不愿意退出旧的宅基地呢？为什么一户多宅在村里依然是常态？
图为村内联排房屋
宗族性村庄有一种很强的祖业观念，老房子是祖先用尽毕生的所能留给后代子孙的遗产，这是一种血脉传承，拆除或者变卖这些房产的后代会有不孝的罪名，不符合村庄里的伦理价值规范。而且按照当地文化传统，老人去世时要回到祖宅，这样才是落叶归根，才能走得安心。因此村里有很多祖宅里面可能供奉着祖辈的牌位，承担着家庭祭祀功能。农民搬出去了也还会对老房子进行维护，因为一旦倒塌会影响周围的房子，大家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平时这些旧房也用来存放农具和囤一些自产农产品等，这也算是一种符合农村生产方式的有效利用。
更重要的是，作为村里第一轮建房热潮主力的中年人如今子女也成年了，这批尚与选择在村发展的子女在新房同吃同住的父母们，多数都计划着退回村内旧屋居住。按照老人们的说法是，跟子女一起生活吃饭习惯不一样，作息也不一样，约束太多了，如果不用带孙子，那么他们就认为自己已经退出了家庭中的生产角色，变成了依附于子女的配角。而回到村里居住，老人之间可以互相串门，可以自己在周边种菜养鸡，自给自足。而且村内旧房修缮一下，对两个老人来说居住空间也算充裕，村里的小路修得也平坦宽敞，卫生环境很好，居住环境并不比在村庄外围不差。因此，村内部分家庭的旧屋成为很多老人的退居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独立于子女的吃住空间，又相距不远，可以相互照顾，老人在能动时还能自给自足，形成有利于代际亲密关系的空间均衡。
图为村内住宅区迁移路径
不过大家愿意在村里盖房、高价买下二手房，又或者是老人们愿意回到村内居住，都得得益于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村里拆除了很多倒塌的危房、残缺的废弃建筑和部分剩余旱厕，腾出了更多的公共建设用地，马路和广场、公厕等公共空间每天都有保洁员日常清扫。前两天在广场散步就听到两个老人在议论，“我在村里，马路大大条，有广场，有菜市场，有超市，空气又好，天天能串门喝茶，城里整个小区送我我都不去住。”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在农村成长起来的中年人、老年人，都依然会选择留守乡村，发展乡村，我们也仍然要为进城农民保留返乡的退路，为看似已经完成搬迁的中老年人保留重返旧屋养老的退路。（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