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在回忆母亲林徽因时，曾说：
“人人都说林徽因是个美丽的女子，对我来说，母亲是一个长期卧病的病人，而且有的时候脾气很急躁。”
在无数人的心里，林徽因风华绝代，她的美不仅仅是外貌上的惊艳，更是一种融才华、气质、风骨与时代精神于一体的独特的美。
她身姿纤秀，五官精致，尤其是一双眼睛明亮深邃，被冰心形容为“清澈如潭水”。
徐志摩称她“宛如一树梨花，淡雅中带着不可方物的灵气”；
而金岳霖则感慨“她的美是一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圣洁”。
从她留存下来的照片中我们也可看见，她的面容既有东方古典的柔美，又有现代知识女性的英气。
她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设计师，与丈夫梁思成共同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研究，在战火中考察古建筑、参与国徽设计，用理性与坚韧打破性别偏见，这是一种才华之美。
她的诗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展现了她敏锐的感知力与语言天赋。沈从文赞其文字“如月下清泉，冷冽而灵动”，她有着一种文学才情之美。
她精通绘画、舞台设计，甚至能即兴创作戏剧，她的沙龙被称为“太太的客厅”，汇聚了朱光潜、胡适、沈从文等文化精英，她又有一种艺术修养之美。
抗战时期，她身患肺病仍坚持与梁思成在四川李庄撰写《中国建筑史》，住破屋、点煤油灯、吃糙米，却以“我们绝不离开祖国”的信念支撑着学术理想，这是一种气质风骨之美。
北平解放前，她冒着风险标注文物清单，力阻战火摧毁古建筑；建国后为保护北京城墙奔走疾呼，展现知识分子的担当。这是一名文化守护者的美。
她拒绝成为“依附于男性的名媛”，坚持追求事业与自我价值。美国学者费慰梅回忆：“她的身上有一种不妥协的生命力。”她又有着一种独立精神之美。
林徽因的美成为永恒之美，是大家心目中不可替代的“民国女神”，那么她的儿子梁思成为什么要那样说自己的母亲呢？
梁从诫对母亲林徽因的这番描述，向大家展示了林徽因的公众形象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让人看到子女眼目中的林徽因更为真实的一面。
林徽因自从选择了梁从诫的父亲梁思后，二人不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学术事业的深度合作。他们共同赴美学习建筑（林徽因因宾大建筑系不收女生而改学美术，但选修建筑课程），回国后携手开创中国建筑史研究。他们一同踏遍15省200余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共同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著作。
长期的劳累，使她的身体超出负荷。
一、林徽因患病
1931年2月，就在梁从诫的姐姐梁再冰刚满两岁的时候，林徽因突然病倒。经医生检查，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
此时的林徽因才27岁，病来如山倒，她的身体迅速虚弱下来，人迅速变得消瘦起来。
当时，肺结核病是一种非常难治的慢性病，20世纪初期，肺结核（肺痨）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传染病之一，在国内的患病率比较高。
那时医疗资源匮乏、卫生条件差、营养不良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肺结核病传播广泛。
20世纪30年代，抗生素（如链霉素）尚未普及，肺结核的预防和治疗手段有限，感染后病程基本迁延不愈。
这种病一直困扰着林徽因，直到她生命的结束。
1932年，梁从诫出生，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病重的母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疾病就一直伴随着母亲，以至于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一直是个“病人”的模样。
二、作为儿子，梁从诫目睹了母亲不为人知的日常
20世纪40年代，林徽因的病情加重。在抗战期间流亡西南时，她高烧不退仍坚持工作，1947年切除一肾后身体更加虚弱，长期病痛确实会导致患者情绪波动，有时候林徽因会发脾气。
在北平总布胡同居住的时期，林徽因每天需注射链霉素，常因药物反应呕吐。
1、抗战期间，梁从诫跟随母亲林徽因带着病体辗转流亡。
1940年，年仅8岁的梁从诫和姐姐一起跟随母亲离开昆明去往到了人称万里长江第一古镇的李庄。
李庄环境恶劣，那里的气候阴冷潮湿，居住条件很差，他们一家住在低矮的农舍中，缺乏基本医疗设施，连基本的抗生素药物都难以获取，营养也跟不上，日用物品也极度匮乏，冬季寒冷刺骨，夏季蚊虫肆虐，这些进一步削弱了她的健康。
她再次病倒，卧床不起。
林徽因在李庄生活了五年，其中光是卧床养病就用了四年，尽管她身体极度虚弱，仍以惊人毅力参与学术研究，与丈夫梁思成共同投入《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与写作。
由于梁思成需外出考察，林徽因承担了大量文献整理、绘图校对和文稿撰写工作，甚至在病榻上完成了部分章节的英文注释。
病中的她协助梁思成分析调研资料，校对并绘制建筑图纸。李庄时期的研究为后来《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病床上的她坚持用书信与国外学者（如费正清、费慰梅）保持联系，探讨学术问题，并为年轻学者（如罗哲文）提供指导。
过度劳累加上病情的加剧，使她一度高烧不退，体重降至不足40公斤。由于病重，林徽因经常躺在床上，有时会大口大口地咯血，她最常使用的姿势就是靠着被子半倚在床上，这样既可以看书，又可以垫着书写作。
她还要强撑着病体照料梁再冰、梁从诫两个孩子，并鼓励梁思成坚持学术。她对友人坦言：“我不能让思成停下工作来照顾我，他的研究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林徽因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打扮自己。她曾在信中写道：“这儿的生活，是近乎苦修的，但我们的精神还可以自由飞扬。”
病痛的折磨加上工作的压力，常常使她呼吸困难，她在脾气急躁时会把绘图笔摔在地上，但十分钟后又默默捡起继续工作。
梁从诫说林徽因脾气“急躁”的背后饱含着他对母亲坚韧品质的敬意。
在梁从诫的印象里，母亲被病痛折磨得憔悴不堪，甚至有些苍老，他曾说：“母亲很朴素，没有照片上那样光彩、细心打扮”。
梁从诫的回忆并非贬损，而是通过日常细节展现母亲在动荡时代的生存困境里——既要与病魔抗争，又要完成学术使命，还要照顾他们姐弟两个。
每当看到母亲被病痛折磨的样子，他就会心痛不已，很为母亲的身体担忧。
美国学者费慰梅曾在记录中说，林徽因在测绘佛光寺时高烧39度仍坚持攀登梁架。
林徽因病重时，曾有许多在国外的朋友请她和梁思成到国外定居，享受高薪待遇和先进的医疗，可都被梁思成和林徽因拒绝了。
她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挣扎，我们怎能只顾自己？”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一家返回北平（北京），她以病弱之身投身教育和建筑事业。
三、梁从诫眼中的母亲，带病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
1946年，林徽因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教授，参与课程设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建筑人才。
当时，林徽因和梁思成刚回到北平后，梁思成就被邀请到美国去访问，林徽因带着病，领着两个孩子搬迁至清华园的新公寓。
她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核心参与者，大小事都亲力亲为，每个细节都深思熟虑。
从教师的聘用、理念设计、课程规划、教学实践到桌椅板凳设备设施采购等事务，她都亲自过问。
她将战前营造学社考察的古建筑测绘图纸、文献资料（如《营造法式》研究成果）作为教学基础。
林徽因又从国际视野考虑，借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教学模式（梁林二人均毕业于该校），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体形环境”理念，强调建筑与城市规划、人文环境的整体性。
由于战后物资匮乏，建筑系初创时仅有几间简陋教室。林徽因将家中藏书捐出作为参考资料，并发动学生手绘教材插图。
林徽因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将建筑系建立起来了，她满怀期待地想去给学生们上第一堂课，却因身体太虚弱无法下床，只能派了儿子梁从诫作为代表出席。
尽管肺病缠身，病情稍有好转，林徽因就承担起《中国建筑史》《住宅概论》等课程，并指导学生设计。她以生动的语言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吸引学生，被誉为“用诗意的眼光讲建筑的先生”。
呕心沥血的操劳使林徽因的病再次加重，卧床不起，但她仍在家中召开教学会议，她躺在病榻上批改学生作业、指导论文。
在清华建筑系培养出汪坦、关肇邺等首批毕业生，他们全部成为中国建筑界的领军人物。
1947年夏，林徽因因结核病导致单侧肾脏感染，病情急剧恶化。医生建议她立刻手术，摘除被感染的一侧肾。
梁思成得知，非常担忧，他立刻放弃在美国的国际学术舞台，返回了林徽因的身边，林徽因持续低烧导致手术推迟五个月。
一直到1947年12月，林徽因做了切除一侧肾的手术，手术成功。许多朋友都来看望了她，这其中有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等。
单侧肾脏切除成为林徽因生命的分水岭，术后虽得短暂喘息，却埋下1955年早逝的伏笔。
术后恢复期，林徽因在协和病房写下《人生》、《展缓》等诗作，缠绵病榻十余年的经历，淬炼出她诗歌中独特的生命哲思。
四、梁从诫眼中的母亲在重病中参与国徽设计
1950年，林徽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艺术的情感参与了国徽设计。
她深知这一任务的神圣和重要性，本着十分严谨的态度，一丝一毫都不敢马虎，对于她而言，这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对国家未来的深情寄托。
从资料收集到草图绘制，每一步都倾注了她极大的心血与智慧。
历经了两个多月的辛苦努力，无数个日夜的灯火通明，她和团队终于完成了第一次方案的设计。
当这份承载着无数人心血的方案提交上去后，却并未如预期般顺利通过。
她没有气馁，更没有放弃，反而更加坚定了要将这一任务圆满完成的决心。
她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组的成员们，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与艺术家，围绕第一次方案的反馈意见，开始了新一轮的不断修改，不断提议，不断地返回去修改......
梁从诫回忆道，家中几乎没有了下脚之处，满地都是散落的铅笔草图、水彩渲染，以及小组讨论后留下的各种方案。
林徽因拖着病弱的身体，辗转于满地的创意和图纸之间，累得实在支撑不住，就回到床上休息一下，起来再接着画。
对此，梁从诫说：
“只有四十六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当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正式揭晓时，整个国家都为之沸腾。这枚国徽以其独特的设计、深刻的寓意以及精湛的工艺，迅速成为了新中国的象征与骄傲。而林徽因作为这枚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也因其卓越的贡献而被永远铭记在历史的长河中。
对于梁从诫而言，那段日子留给他的，不仅仅是母亲荣耀背后的艰辛与坚持，更是对艺术、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
他见证了母亲如何在病痛与压力之下，依然保持着对美的追求与对国家的忠诚，这份精神力量，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五、梁从诫眼中的母亲重病中参与挽救景泰蓝
1951年，当林徽因和梁思从一个老艺人口中得知，景泰蓝面临着灭绝的危机。
经过调查，她发现作为国粹的景泰蓝只有仅存的几家老作坊，和60多名从业者，已经岌岌可危，濒临灭绝。
她便开始为景泰蓝的命运担忧，开始了挽救景泰蓝工艺的计划并立即付出行动。她与梁思成商量，决定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成立一个工艺美术组，抢救景泰蓝。工艺美术组的成员，除了林徽因，还有钱美华、孙君莲、常沙娜、莫宗江等人。
梁从诫回忆说：
“当时有人来向她呼吁，要挽救当时已濒于停顿、失传的北京景泰蓝、烧磁等手工业。她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曾和几位年轻的工艺美术工作者一道，亲自到工场、作坊中去了解景泰蓝等的制作工艺，观看老工人的实际操作。然后她又根据这些工艺特点，亲自设计了一批新的构思简洁、色调明快的民族形式图案，还亲自到作坊里去指导工人烧制样品。”
此时的林徽因的病情也越发严重。她的肺已经布满空洞，由于肾被切除了一侧，细核菌从肺转移到肾和肠，她随时都能倒下去。
在林徽因及其领导小组的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使延续了几百年、具有传统工艺的景泰蓝重得复苏。
当前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接过林徽因设计的景泰蓝礼品时，她高兴地说：“这是代表新中国的新礼品，真是美极了！”
正是有了林徽因和她带领的工艺美术小组，才使今天的我们有幸一睹景泰蓝的风采。现如今，景泰蓝已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手工艺品，立于世界手工艺品之林。
而那时林徽因的身体已透支到极点，她的病已产生了抗药性。
1955年，在弥留之际的林徽因对学生钱美华说：“景泰蓝是国宝，千万不能让它在新中国失传。”
六、梁从诫眼中的母亲，重病中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1952年，林徽因又有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只能在床上躺着。她在给梁思成的信中曾写道：
“气管影响痰和呼吸又影响心跳甚为复杂，气管能进步，一切进步最有把握，气管一坏，就全功尽废了。”
为了尽快设计好人民英雄纪念碑，她干脆在卧室旁边安放绘图桌，以便随时绘图。
梁从诫回忆此时工作中的母亲说：
“母亲自己又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特别是底座上的一系列花圈。为了这个设计，她曾对世界各地区、各时代的花草图案进行过反复对照、研究，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我还记得那两年里，我每次回家都可以看到她床边的几乎每一个纸片上，都有她灵感突来时所匆匆勾下的某个图形，就像音乐家们匆匆记下的几个音符、一句旋律。”
这个时期，他看到母亲病的更加严重，他说：
“从五四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著、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林徽因将精力全部投放到设计中去，早就对自己的病情忽视不问，就连体检报告，也“因害怕结果不完满而不爱去问！”
七、梁从诫和姐姐目睹母亲在病中度过的最后的日子
到了1954年秋末冬初，林徽因再次病倒。多年的肺病像是一个顽固的影子，时隐时现地伴随着她，尤其是在这样换季的时候，更是容易复发。
这一次，她咳得比以往更加厉害，整夜地咳嗽，片刻不得休息，医生们也束手无策，只能想办法缓解她的疼痛。
此时的梁思成也得了肺结核病，和林徽因都住同一所医院——同仁医院。他们彼此相互挂念着，关心着、担忧着，每天都无数次地打听着对方的情况。
1955年的春节，林徽因和梁思成仍在医院里，梁从诫和姐姐从学校放假回来。他看到病床上有气无力的母亲，他的心像被撕裂般的疼痛。
为让母亲开心，他强忍泪水和姐姐向母亲讲述着在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林徽因微笑着看着孩子们，为孩子们的快乐而快乐。
病床上的林徽因感觉时日不多，但她并不惧怕死亡，她觉得此生无憾。
梁思成却非常害怕林徽因离他而去，林徽因每咳嗽一声他都心如刀绞，对他来说，林徽因是他的初恋、青梅竹马、知己、妻子、同事、是在宾大时的旧日同窗，是他非常非常爱的人，无人能代替。
1955年4月1日早上6时20分，51岁的林徽因病逝。
林徽因去世时，她最想见的人不是她已经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也不是她的两个孩子，而是与她携手走过27年婚姻的梁思成。
在她去世的前一天夜里，护士见林徽因有话要说，就来到她的身边。林徽因对护士说了14个字：“我想见一见思成，我有话要对他说”。护士看已经是凌晨两点左右了，以为是林徽因的梦话，就说等明天吧。不料，第二天一大早林徽因就去世了，给梁思成留下一大遗憾。
梁再冰回忆父母的生离死别：
“1955年3月31日晚上，同仁医院打电话通知我妈妈病危。我立即赶往医院，但她此时已经昏迷不醒。我来到她的病床前时，护士问我要不要叫住在隔壁病房的爹爹过来，我像疯了似地喊道：‘要，要啊！快叫他过来呀！’护士把爹爹搀过来时，他坐在妈妈床前，拉着妈妈的手放声痛哭。我一生从没有见过爹爹流泪，此时见到他一边哭一边喃喃不断地说：‘受罪呀，徽，受罪呀，真是受罪呀！’我此时觉得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在他们生离死别的此刻，任何‘外人’（哪怕是我）也不能打扰他们的诀别”。
林徽因的一生是诗意与理性交织的绝美画卷，是才情与风骨的完美融合。她以多重身份绽放出独特的光华。
在众人的眼中，林徽因是坚强、洒脱、浪漫、坚韧，智慧、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奇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徽因在公众视野中被过度浪漫化，成为"民国女神"的象征符号。
梁从诫通过强调疾病与性格的复杂面，是为了打破大家对其母亲的这种虚幻想象，还原真实的母亲。正如他在《倏忽人间四月天》中写道：“母亲不是纪念碑，而是活生生的人。”
他在整理父母遗作时坚持保留书信中的生活琐事，他认为正是这些"不完美"的细节，才能让后人理解战乱年代知识分子的真实生存状态。他的这种叙述，实际上是对母亲更深层的致敬。
林徽因虽然生病，依然不辞劳苦地工作，她让学术有了温度，让诗歌有了筋骨，让中国建筑有了灵魂！中国能称得起先生的女士不多，林徽因是最独特的一个。先生虽逝，光芒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