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最初的设想是：招聘一批日本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围攻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以此来挑起事端。真如此，就没有后来的柳条湖事件了。
但谨慎的石原莞尔觉得不妥，一来日本浪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在活动进行中可能会穿帮；二来这帮人人多嘴杂，万一泄密，可能会功亏一篑。考虑到此，日本人又回到了“皇姑屯事件”的套路上去了。
再来说时间，事变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但由于消息被日本内阁察觉，不得不提前至特使到来之前行动。于是，就定在了9月18日。
关东军忙得热火朝天之际，东北军作为“地头蛇”似乎变成了聋子、傻子。
大战之前，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作为军阀混战剩下的“蛊王”之一，东北军上下竟然毫无察觉，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实，当天北大营的电话线被两个日本兵剪掉，这种事情还是被捕捉到了的，但却没有被利用起来。
除了事前的警觉性不足，事后的防范同样存在着漏洞。大战在即，退一步说，日常的防备，东北军做得似乎也不那么尽如人意。关东军的刺刀都捅到胸口了，你们还在忙着打电话请示命令，能打好仗才怪。
攻下沈阳后，关东军闯进了张学良府邸，并从保险柜中搜出了53张收款单，签收人都是日本人，几乎都是日本军政要人。最大的收款单是50万元，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作为日本两大政党之一政友会的主要成员，床次竹二郎可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犬养毅上台组阁时，他还担任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了他这么多钱？
因为彼时的床次竹二郎正在竞选首相，正是用钱的时候。张学良也许是想通过“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竹二郎上台，以换取床次竹二郎对华友好，或者至少对东北友好。
作为东北的扛把子，张学良是不缺钱的，但他的钱肯定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想拿就能拿，既然拿了还签下了收据，肯定是对张学良承诺了什么。
这也许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本的防范措施。但关东军或者说日本军队，一直以来的“下克上传统”，不知道“少帅”是否有过了解？如果知道了，不知道还会不会“进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于关东军”，又或者“加强军事上的戒备，把九一八抹杀在摇篮之中”。
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作为后来人，能够做的，就是复盘历史、总结历史，在以后的类似事件中，运用历史，尤其是对于东瀛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