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1938年3月18日下午，这时滕县城内早已陷入无人指挥，人自为战的混乱状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王铭章决定缝城而出，转移到西关或西关车站，以便继续指挥那里的总预备队与敌作战。
不幸的是，他们在出城通过西门关城壕附近时，还是被西城楼上的敌人发现了、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进行密集扫射。在弹雨中，王铭章和师参谋长赵渭宾、邹绍孟等十多人全部应声而倒，王铭章身中两弹且都伤在腹部，顿时血流如注，他大声疾呼：“抵住，抵住，死守滕县！”警卫副官李少昆忙取出白药往他嘴里灌，然而已经灌不进嘴了。自随王铭章出川抗战以来，李少昆一直在他身边从事保卫工作，可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眼前这种情景，以至于整个人都惊呆了。
敌人还在城楼上进行猛射，李少昆只得静伏待机。入暮后，敌人的射击才有减弱的趋势，趁此机会，李少昆爬起来用手摸了一下王铭章，发现师长的身体已经渐渐冰凉。他本想把遗体背走，可是王铭章很重，敌人的巡视部队又不断开枪射击，他只好把遗体移至城壕一侧，在取出水晶私章，捡了几块烂木板将遗体盖住后，与卫士陈洪恩(也已负伤)流着泪离开了现场。
随王铭章突围的人员中，除了李少昆和陈洪恩外，其余人全都牺牲了。赵渭宾、邹绍孟都是师参谋长，两名师参谋长同时殉城，这在各军的高级幕僚中殊为少见。赵渭宾刚回前线不久，而且是告别了新婚的爱人来前线的，邹绍孟在殉难前几天还给儿子写信说：“因我身属军人，刻在前线抗战，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完我军人天职，则今后捍卫国家与复兴中华民族责任端在汝辈。”
入夜之前，敌人虽然占领了东、南、西三面城墙和城门楼，但北城墙及两端城角始终在侯子平营(侯子平为该营副营长)残部和其他一些小部队手中。日军不惯夜战，入夜后担心川军尚有反击力量，对其进行伏击，因而只在已占领的三面城墙上盘踞，既不敢走下城墙进入城内，也不敢继续向北城墙进逼。
晚上9点以后，在副营长侯子平、连长胡绍章等人的指挥下，北城墙守军共两三百人扒开已经屯闭的北城门，在有组织地逐次掩护下出了城。滕县县城的北面虽也有围城之敌，但远在北关二里之外，没有发觉侯营的突围行动，东、西城墙之敌倒是看到了，然而只以火力追击，没敢直接下城追赶，使侯营得以安全撤退。
半夜时分，受重伤的吕康在蔡钲等二十余人的帮助下，用门板从城内抬出。在此前后，侥幸脱险的还有叶光文排。守城时，班长被一颗炮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地对叶光文说：“我不行了⋯⋯”叶光文一看，伤的是额头，知道他确实是不行了，只好硬着心肠对他说：“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你放心去，我给你报仇！”
就这样，叶光文眼睁睁地看着这名和他年纪相仿的战友气息渐渐微弱，直到完全不能说话为止。从始至终，他没有办法抢救，也带不走遗体，事实上，叶排原有三十七人，截至敌人攻入城内时仅剩下十一人，牺牲的这些人包括班长在内，别说遗体，就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一个。
敌人入城后，叶排残部退至南门附近，一个姓邓的老伯收留了他们。这位邓老伯对他们说：“小伙子，你们不要走南门，你们这几个人七零八落的，一脸黢黑，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和消灭。你们就在我这儿好好地休息，休息到晚上夜深的时候，我带你们走一个地方，你们跳城墙下去。咋个走法，我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突围。”
到了深夜，叶光文等十一人在邓老伯的带领下，来到一处偏僻的城墙。众人用衣服结成绳子，一个一个缝城而下，之后他们又沿着老伯指点的路线，顺利地找到了大部队。
其他零星小部队都未能突围出城。这些小部队加在一起有三四百人，他们继续同城墙上的敌人战斗，枪声彻夜不绝。次日上午，敌人大规模入城，结果到处遇到抵抗，所有零星小部队都在各自为战，与敌人进行逐点、逐屋的拼死争夺，直至全部英勇牺牲。据第五战区的空军侦察报告，即便到了午前，城内巷战也仍在继续。
滕县东、南、北三面均被日军包围，只有西面还有一条可与后方联系的通道，所有突围部队出城后都要向西南撤退。幸亏曾甦元旅坚守西关和西关车站，奋力拒敌，才减少了突围部队的损失。可是部队在突围途中有一片开阔麦地，早已被敌人火力封锁，城南敌炮兵和城西北敌人的铁路炮兵分别延伸射程，用空炸子母弹不断射击，使得麦地成了死亡地带，伤亡于此的川军官兵触目皆是。
武景文连撤得最晚，撤退时已接近半夜，遂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只得沿津浦铁路西侧南下。到了下半夜，武连准备在微山湖西岸摆渡，在渡口候船休息时，因疲劳至极，官兵全都睡着了。第二天天亮后，部队突然遭到敌人骑兵和战车的袭击，全连只有一人潜水脱险后转回徐州汇报，其余两百多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入湖中淹死，连湖水都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这时川军
自滕县战役打响，鲁南的许多百姓就踏上了逃亡之路。王逸贤一家也被迫离开家乡开始逃难，他们先投奔王逸贤的舅爷，但是随着日军进逼，舅爷家的村庄离前线越来越近，已经有隆隆的炮声传来，夜静顺风时还可以听见嘟嘟的机枪声，村民们为此十分恐慌。
激烈的枪炮声昼夜不断，持续了好些天。有一天接近拂晓时分，枪炮声忽然全都消失了，周围一片静寂。可是顷刻间村子又沸腾起来，人声、狗吠声混成一片。有人大声说：“台儿庄(实际应为滕县)失守了，川军全军覆没。”
处于战乱期间，人们都是和衣而睡，有时连鞋子都不脱。得知滕县失守，大家纷纷携着行李，牵着牲口向村外出逃，王家于是又一次融入了难民潮。年幼的王逸贤由父亲背着走，他小声问父亲：“什么是全军覆没?”父亲回答：“就是全军人马都战死了。”王逸贤又问：“住在咱们学堂的兵都死了吗?”一旁的母亲大声呵斥道：“小孩子瞎问什么?别说话！”父亲看上去心情很沉重，他没有避开这个话题，但只是小声地对王逸贤说：“大概是的。”
王逸贤非常难过，他觉得自己见过的那些川军都是特别好的人，可是现在这些好人却全都死了，这是人世间多么悲惨的一件事啊！他很想大哭，但又不敢，只好偷偷地流泪，泪水把父亲肩头的衣裳都给打湿了。
逃难路上，他们要翻越一座小山，刚到山上，就看见一堆死人，王父想绕开走，但是绕不开，而且越往前走死人越多，满山都是。死者有仰面朝天的，有只剩一条腿一只胳膊的，他们的腿上都缠着灰色裹腿，王逸贤曾经见过的镶着圆帽徽的灰军帽也随处可见，被风一吹，满地滚动。眼前的情景，把王逸贤吓得大哭起来，父亲赶紧抱着他，让他闭上眼，接着他就听见父亲对母亲说：“这是川军！”
从1938年3月9日至18日，在历时十天的滕县战役中，川军伤亡高达万余人，其中以滕县保卫战最为惨烈，包括王铭章在内，仅团级以上的高级官佐就死伤了十余人。与此同时，参战并得以幸存的川军官兵也深感自豪，从滕县突围的排长叶光文说：“滕县打得痛快，虽然我们死人多，日本人的尸体也堆了起来。”
此前日军听说川军穿草鞋，装备差，以为川军阵地立马可下，没想到川军如此富有牺牲精神，能够对他们进行“意外的顽强抵抗”，颇感意外和惊讶。日军随军记者佳藤芳子事后报道：“1938年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组织濑谷旅团混成支队，以步兵联队配合相当数量的炮兵、坦克、飞机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即王铭章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
军事评论家认为，现代战争中本来很难组织城池防御战，但就当时滕县的情况而言，却非守城不可：若无滕县血战，中方的第二线兵力就来不及布置；第二线兵力来不及布置，则运河防线吃紧；运河吃紧，徐州防线也必然吃紧；徐州吃紧，别说难以取得而后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就连武汉的安危都会受到影响。
川军以他们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敌人的前进，换来了整个战局的胜利，无怪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会发出感慨：“没有滕县的死守，就没有台儿庄的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王铭章和他的川军本就是抱着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走上前线的。滕县战役前，王铭章病体尚未痊愈即从后方归队，那时他就对孙集团军在汉口的代表刘大元说：“我是抱病前去，好呢，我们兄弟还可以见面，不好呢，我的骨头也不愿回来了。”
得知王铭章在滕县血战中以身殉城，一位当地老绅士说：“张巡、许远的故事，那是历史上的故事，而王师长是我们眼前的张巡、许远呢！”孙震在会见后方客人时说的第一句话也是：“可惜了之钟(王铭章字之钟)！”
人们仍然希望把这位民族英雄的尸骨抢运回来。王铭章的警卫副官李少昆突围回到总部后，旋即奉命返回滕县寻找王铭章的遗体，但因为敌人警戒森严，始终无法接近城外壕沟。直到第二次通过各种关系，李少昆等人才得以进入壕沟寻找，并最终通过王铭章军服上的一枚金质袖扣，确认了其身份。
王铭章的遗体找到后，被连夜抢运回徐州总部，之后经徐州、武汉运抵成都。
1938年4月6日，国民政府举行褒扬会，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特予国葬，蒋介石并为其题词“民族光荣”，以昭忠烈。
王铭章曾代表川军，誓言要以英勇抗战来为内战赎罪。川籍学者方秋苇是四川内战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老家两次在内战中被烧毁，他本人还在成都亲眼看到过田颂尧的部队(当时王铭章就是田的部属)与刘文辉发生混战。滕县保卫战后，方秋苇激动万分，因为他看到王铭章及所部果真履行了自己以死报国的诺言，并使全国同胞对于川军的印象为之大变。
“川军在津浦北段的悲壮牺牲，洗涤了四川二十年内战的耻辱！王铭章师长之死是光荣不朽的！”方秋苇在短论《悲壮之役，光荣之役》中这样写道：“凡是我将士血染的河山，皆为我们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