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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蒋方良在接见白俄罗斯首都的两位市长时，被热情邀请回故乡看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却拒绝了。2004年，88岁的她与世长辞，留下一句令人心酸不已的话。
蒋方良原名芬娜，出生在白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在她出生后不久，便遭遇了十月ge命，父母被囚禁后离世，她自幼成为孤儿，由姐姐抚养长大。
1933年，17岁的她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在这里，她遇到了一个改变自己一生的人——一个叫尼古拉的同事。
这个大她6岁，有着黝黑皮肤的尼古拉，虽然有着苏联人的名字，却是一个来自中国的地道小伙子。
当时的他，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的父亲是当时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他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16岁时被派往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后还成为了苏联共chang党的预备党员。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父亲发动的“四一二”zheng变，让他瞬间从从备受尊敬的地位跌落谷底。
在当时的处境下，蒋经国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父亲，与他脱离关系。
然而，他却并未获得苏联的信任，反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在那里，他从最基础的技工干起，一路晋升至副厂长。
而他总与一双善解人意的双眸相遇，那就是温柔善良的芬娜。
一个远离故土飘零孤寂，一个举目无亲孤苦无依，两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爱情悄然萌芽，两人结为夫妻。那时的芬娜全然不知自己的丈夫竟是中国位高权重的“太子爷”。
婚后，他们很快迎来爱情结晶，喜得一个漂亮男孩，取名艾伦，就是后来的蒋孝文。
然而不久后，坎坷再度降临。受父亲影响，蒋经国被撤销一切职务，接受劳动改造，失去收入。一家人仅靠芬娜微薄的工资维持家庭生计，艰难地度过了6个月时光。
直到这一年冬天，事情出现转机。
老蒋被拜把兄弟张学良扣押，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使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发生转变。
在多方斡旋下，蒋经国被允许归国，芬娜面临艰难抉择：他乡还是故土？
最终，她决定放下熟悉的一切，跟随丈夫前往遥远的中国。
一路上，这对夫妻内心忐忑不安。蒋经国不知如何面对自己公然两次反对的父亲；芬娜则要面对全然的陌生及未知的命运。
好在父子之间没有隔夜仇。活泼可爱的小孙子蒋孝文，让黑脸的老蒋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
可看到深目高鼻、金发碧眼的洋儿媳妇，他不禁深锁眉头，深叹一口气。骨子里极为传统的他，希望儿子娶到的是一个温良贤惠的传统中国媳妇。
很快，这个“不懂规矩”的洋媳妇就惹他生气了。
回家后不久，蒋介石带领全家去给母亲扫墓。 一家人齐齐整整跪地磕头，芬娜却有些不知所措，遭到了公公的斥责，她当场泪如雨下。
此后，她决定入乡随俗，跟着婆婆毛福梅学做菜，还专门请老师教自己英文，学习中国毛笔字，换上中国旗袍，甚至研习中国京剧，方方面面是个地道的中国媳妇。
努力终有回报，老蒋渐渐转变了态度，越发欣赏这个低调温顺的儿媳，还亲自为她赐名“蒋方良”，寓意方正贤良。
1938年，蒋经国前往江西赣南地区工作。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两地分居后，蒋方良追随丈夫而来。
然而，团聚不久的他们却遭遇了感情危机。
蒋经国与自己的秘书、才女章亚若暗生情愫，二人还有了孩子。蒋方良自始至终都未抱怨半句，没想到公公却为她做主。
考虑到与苏联的关系，老蒋坚决不同意蒋经国与蒋方良离婚后迎娶章亚若。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在苏联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娶了蒋方良这样的妻子，这是你的福气。”
无奈之下，蒋经国只好先将章亚若送去桂林回避。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却不明不白地被毒死在医院。
这一段感情危机没有动摇两人的婚姻。1949年退守台湾后，蒋方良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小在冰天雪地长大的她要学着适应南方闷热潮湿的海岛生活。
随着蒋经国地位不断攀升，家里渐渐多了许多不速之客。这些有求于人的夫人们，希望蒋方良能在蒋经国耳边吹“枕边风”，可素来低调的蒋方良无意掺和，便与她们渐行渐远，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
令她没想到的是，丈夫此时又经历了第二次出轨，出轨对象是京剧名伶顾正秋。甚至蒋经国动了念头，要和蒋方良离婚，明媒正娶顾正秋。
关键时刻，公公再一次坚定地站在儿媳妇这边，阻止了婚变。他越发欣赏蒋方良身上的低调、传统且守妇道的品质。
老蒋去世后，蒋经国继任父位。媒体都用“第1夫人”的称谓称呼蒋方良，但蒋方良得知后坚决纠正，因为在她心中，这一称谓非婆婆宋美龄莫属。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除了陪丈夫出席必要的活动，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
由于长期疏于与人交流，她的精神曾出现过一些问题，开始变得抑郁、沉默，有时甚至整天都不说话。
1988年，随着78岁的丈夫蒋经国病逝，蒋方良的境况大不如从前，以前的门庭若市，如今却门可罗雀，身边仅留下少量佣人。
没有收入来源的她，仅靠相关部门一次性发放的蒋经国20个月的薪俸度日，日子颇为拮据。连去美国探望远嫁的女儿蒋孝章的计划，都因囊中羞涩险些未能成行。
在蒋经国昔日部下的帮助下，她才得以飞往美国与女儿相聚。
有人提议她像宋美龄一样前往美国安享晚年，但蒋方良最终还是回到了冷冷清清的台湾七海官邸。她说：“美国再好，终究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中国。”
然而，命运对她的打击却接踵而至。丈夫离世后的第二年，久病卧床的长子蒋孝文离世，年仅54岁。两年后，次子蒋孝武也离她而去，年仅46岁。1996年，三子蒋孝勇因食道癌离世，年仅48岁。
短短7年，蒋方良三度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晚年的她生活依旧困窘。1992年，白俄罗斯首都的正副市长访台看望她，并热情邀请她回乡看看，可蒋方良却拒绝了，囊中羞涩无奈表示：“我没有钱！”最终未能成行。
此后一生，她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但就像每个远嫁的姑娘一样，她的内心也深藏一份对故土的忧伤与与惆怅。
每年丈夫忌日，蒋方良都会为亡夫守灵，十几年如此。
她孤单的身影被美籍华人陈香梅看在眼里，心生怜悯，写去一封信：
“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心中满是凄怆的同情。你看上去如此孤单、寂寞......”
2004年12月15日，蒋方良因病结束了88岁的人生旅程。
临终前，一向寡言的她留下的最后一句令人心酸的话，她颤颤巍巍地问身边的医生：
“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的先生葬在一起？”
幸得文史相依伴，从此阡陌多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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