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85—1988年师从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获博士学位。近期出版有《苏格兰道德哲学十讲》《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与《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王权》等。
采访人： 赵逸轩、韩宗洋、魏思雨、杨牧樵，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
01
统治何以成败之谜，剧作如何思索提笔？
学人：您将莎士比亚历史剧与英国宪法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契机是什么？
高全喜：说来话长。我早年是学文学的，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不陌生。我在大学期间有一个特点，喜欢背景比较宏大的或者思想比较深刻的东西，像《战争与和平》、《浮士德》、《悲惨世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类读物，尤其是《浮士德》，我还专门写过小册子。但以前从来没想过就莎士比亚专门写点东西。很快，我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又转到了德国政治思想。我现在的职业是做宪法研究，偏重于中西历史宪法研究。至于我为什么进入法律与文学这个领域，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直接原因。我在上海交大法学院开过一门课，叫做“法律与文学”。这门课在国内主要的法学院也都开设过，选择的文本都是中国古典文本故事。我这门课跟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以西方经典文学为研究对象。这门课的第二个板块便是莎士比亚的几部历史剧。莎士比亚身处现代社会发轫转型的英格兰，通过他的一些历史性作品，我分析了一个现代社会是如何发育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怎样的法律问题。后来我想，既然讲了这门课，势必要写一本较好的法律文学著作。
第二个是深层原因。我曾出过一本上下两部的《中国宪制史》，就想也写一部英美宪政史的作品。疫情期间我完成了一本苏格兰道德哲学的书，之后想继续追溯英格兰。正好，我觉得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可以从一面展示英格兰的早期宪政主义。
高全喜老师《中国宪制史》封面
通过解读文学作品的方式研究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并不常见。毕竟文学作品和现实的历史文献资料有所不同，与现实的历史演变也有出入。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不是一般的历史剧，他的英国历史剧的大部分内容和历史演变密切相关。他的人物、时间、地点以及其中的内外战争等重大事件，比如弑君篡权，大体和现实的历史演变是相匹配的。换言之，只有莎士比亚提供了可比照研究的对象内容，他的作品足以承担我的研究预想。
我一直认为我们今天依然处在早期现代的政治逻辑或者宪法逻辑的阶段。我写着莎士比亚，想着中国的事情。我内心一直有一个问题意识——现代社会是怎么发生的？莎士比亚作品里可借鉴的那些人和事，对我们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上述两个原因，促使我一口气写出了这本40多万字的书稿。
学人：政治学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由谁统治的问题，一个是如何统治的问题。莎士比亚历史剧几乎每一部都围绕特定的君主展开。虽然其中登场的政治人物的形象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但强化塑造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亨利五世和英雄凯撒等形象。您认为莎士比亚的政治史叙事对这两个问题的关怀是否有偏重？是否反映了他更关注由谁统治的问题？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人。
高全喜：“谁来统治”，“如何统治”，这是政治学的两个问题。宪法学可以把这两个问题拆分为三个问题。宪法学讨论的是通过一定的宪法制度和规则来约束统治者，实现个人权利的保障。权力的正当性涉及到“谁来统治”的问题，约束统治者则涉及到“如何统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加前提的问题——权力是怎么产生的？权力的来源是什么？
权力的来源，甚至它生长的过程，作为狭义的现代宪法学中的预设问题受到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遮蔽。这个问题在宪政体制已经构建完成的西方社会，被当作已解决的问题。但我们今天研究莎士比亚时代的问题，或者来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这个前提问题就无可避免地要打上一个问号了。因为莎士比亚的时代和中国晚清以来的时代，都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正当性逐渐丧失，新的权力在转型过程中要逐渐实现其新的来源正当性。同时，这种新的正当性要逐渐转化为宪政的框架，即一种对权力的约束机制。
我们看到，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展现的历史演变过程就涉及到了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即王权的创建和王位的继承问题。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一旦拥有了王位，那么统治就是正当的。但这个原理在现代社会并不适用。即使继承了王位，君主若是无为，权力是保不住的。莎士比亚深受近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基雅维利式君主论的影响，认为统治者若没有才能，也是没有真正统治能力的。可是有为的君主又面临着另一个困惑——德性问题。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有大量有为的君主，但他们形象都是非常邪恶的。理查三世就是一个典型。哪怕是亨利五世，也不是莎士比亚完全理想的人物。因为有为又有德的君主在血缘继承方面或许又存在缺陷。
所以这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变成了莎士比亚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君主形象。每一位君主都有自己的问题，有的有德无能，有的有能无德，有的则在继承上有弱点。这些不同面向的问题可以让我们从中梳理出英国封建王朝中晚期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形式，新的社会力量以及新的人性的潮流的综合叠加，最终导向了光荣革命。虽然莎士比亚没有确切预测到议会制和宪政君主的建立，但他呈现的问题意识及其转变过程是足够深刻的。作为艺术家而非理论家，莎士比亚最擅长的就是发挥想象力，但在他的政治想象中并没有给出一个理论答案。
翟志勇教授在一次评议我的书时指出，阿伦特曾经揭示了光荣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把国王的权威和权力做了二分。权力归于议会，国王只有权威没有权力，解决了权威和权力的矛盾问题。与理论家不同，莎士比亚通过故事情节把这个问题展示出来，留给我们解读它背后的东西。他所赞赏的亨利七世与亨利五世都是通过强化君权，与新兴市民阶级结合，来对付贵族。这个时期是短暂的。法国也有这个时期，但法国是无限的君主专制，君主把贵族全部消灭了。没了贵族以后，法国走向了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的君主暴政。君主暴政又必然引起大革命。英国恰恰是因为君主强权的相对性，使得它仅仅通过光荣革命和新制度的建立就把问题解决了。
学人：您提到了法国大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的区别。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是非常欣赏英国式的社会转型。他们认为英国宪政的发展之所以比法国等更稳健，在于英国人精通调和之道。您在书中也提到，英格兰的绝对主义王权最终没有成为法国路易十四那样的绝对专制主义封建国家，得益于各种早期宪政主义之合流及其作用。您认为英国人的调和传统是否和王权主义时期多种思想倾向的并存有关系？
高全喜：当然是有一些作用的，但还与英国普通法及其政治传统也很有关系。法律本身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多方间契约博弈以及调和的结果。英国的法制是调和的，是逐渐演进的多方利益博弈后达成的共识，大家都是赢家。再加上英国的多元文化历史的作用，最终光荣革命的过程并不惨烈。光荣革命后，英国又颁布了几部法律，例如权利法案、继承法案、宽容法案。这些法律既符合新兴精英阶层的利益，又包容了传统的旧贵族。它授予王权权威，又从制度上把权力从王权中区分出来。这种所谓自然演进或者改良主义的道路，使得英国做得很好。
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大致发生于1789到1799年间，是激进革命的代表。
学人：在您这本书里，关于英格兰的王位继承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有关于 “正义” 的危机，托马斯·阿奎那说 “正义” 是自然法的核心，正义构成了一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评判标准。但人在现实生活又离不开，也不可能摆脱人定的、实证的法，莎士比亚的王朝剧中，王位的传承几乎离不开篡夺与阴谋，内战与动荡，正义似乎很难来到此岸。请问您怎么看待这种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冲突？
高全喜：自然法，它是一般的，某种情况下来说是一个普遍的，带有点道德性的一种规则，一般来说，大家遵循自然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然法并不具有强制力。具有强制力的是国家的立法，因为国家的立法是有一套国家的权力机关或政府为它背书的，国家立法就变成了实证法。
大家在很多时候都会提到自然法，我们能够在很多作品里看到自然法有关的概念，比如说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等，这些都是自然法，但只说这一套有用吗？它只是一种信仰，怎么落实？谁给你落实？
实证法是国家颁布的一种法律，你要是触犯这个东西，就会受到惩罚，你可以上诉，也可以打官司，可以胜诉，也可以在败诉后申请更高的裁定，但最后一切会依法有一个执行，这些法律就是实证法，实证法和自然法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有一个转换的。
有些比较好的国家，把自然法通过一定的机制转换成了实证法，这样就使得它的实证法相对来说具有着更多的正当性与公正性，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他的实证法在制定的时候，就是靠着强权制定的，没有吸收多少自然法。
而自然法也不是说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只有通过人民，即平民百姓的努力争取。例如，通过议会选举，并采取公正的选举程序，把最多人的最大愿望从自然法转换成实证法，这是需要通过一套程序的，也就是说，你的自然法和实证法是通过一套民主的程序，或者说代议制的程序，完成转换的，这个政治过程就比较好。
但很多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证法就不是这样制定的。这种情况下，实证法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违反自然法的东西。那么对这种实证法，就要变革。
02
市井始有勃勃生趣，进取之人邂逅机遇
学人：剧本与观众之间总是存在着互动。例如，作者通常会为某个特定的群体创作，而这个群体可能会通过观演或演出后的评论对剧本进行反馈。那么，以莎士比亚为例，首先，他的观众群体主要是谁？他是为谁而写作？其次，观众与戏剧之间的对话是怎样的？当时的观众如何评价这些对话？这样的互动是否会影响莎士比亚的创作呢？
高全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莎士比亚的时代正值新兴市民阶级的崛起，而他本人也受过古典教育，并很早就进入社会工作，后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逐渐成为了社会精英。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老贵族，莎士比亚的精英身份并非源于家族背景或王权的恩赐，而是依靠个人奋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莎士比亚代表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诉求和利益，他的成功也正是这一阶级崛起的典型体现。
在我的研究中，我引用了许多当时像托马斯·莫尔这样的文学家、外交家，还有修道院院长等，他们大多出身于市民阶级。这些人虽然接受的是通识教育，但并非贵族精英的高级教育，而是市民阶级的资本文化熏陶。后来，这些人成为了社会上非常有影响力的成功人士。
托马斯·莫尔最终成为了国王的宠臣，担任重要官职。虽然莎士比亚在当时并不那么显赫，但他的成功也显而易见。他的墓志铭中写得非常自豪，提到他购置了两处大宅，这足以证明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莎士比亚最终成为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正得益于他对市民阶级需求的理解和服务。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格兰政治家、作家、哲学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图中左边人），为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英国大法官。因反对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图中右边人）在英国自创圣公宗并实施政教合一，被他处死。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莎士比亚创作的作品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群体，而环球剧场也反映了这一点。莎士比亚的剧团虽然获得了官方的许可，但并不是完全由官方资助，而是独立运营的，依靠观众的票房收入维持生计。而他的观众群体，主要来源于当时的伦敦市民，尤其是四大律师公所的律师和律师助理。这些观众是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支持者，因为他们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能够理解戏剧中的隐喻和语言技巧，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与剧中的主题紧密相关。
今天我们在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往往通过文字来解读，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戏剧是通过演出而真正展现其魅力的。 只有通过观看演出，观众才能体验到戏剧中的对话、场景设计以及演员的表现力。而莎士比亚的主要听众，正是伦敦市民阶级中的这一群体——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四大律师公所的律师群体在莎士比亚剧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莎士比亚的剧院容量有限，一场演出通常只能容纳二三百人，最多三五百人。然而，当时四大律师公所以及相关的法院、法律职业群体在伦敦的规模非常庞大，可能有上千人，这一群体成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重要观众基础。这种法律职业群体不仅为莎士比亚提供了稳定的观众来源，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背景和灵感。另外，当时的观众不仅限于律师和律师助理，还包括一些从事经贸、炒股的小资本家，以及一些在皇家或政府中担任小官职的人。这些观众共同构成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核心观众群体。
不过，市民阶级虽然日渐壮大，却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附于王权。他们的价值评判体系也没有完全摆脱帝王将相的叙事。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中，王权和贵族的故事依然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类似于今天人们关心的政治热点和名人轶事。即便有些国事不便公开议论，前朝的旧事，特别是与王权斗争相关的内容，仍然吸引着大量的注意。
在这一 背景下，莎士比亚的剧作往往以这些权力故事为题材。他所描绘的历史剧，既包含了市民阶级的关切，也未能完全摆脱王权的束缚。即使莎士比亚的剧团不常受邀到宫廷演出， 他们仍然以此为荣，这体现了当时剧团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独立于王权，依靠市场和市民的支持生存；另一方面，他们也受益于王权的认可，并以此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创作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背景。一方面，他在作品中并没有完全反对王权叙事，尤其是都铎王朝的叙事，他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道德和政治结构。然而，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也不旨在为王权背书，他试图超越这一叙事框架，构建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所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仅局限于英格兰王权的争斗和内部冲突，他的政治想象力试图追溯到更古老、更具历史深度的题材。通过借鉴罗马悲剧和其他远古传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拓展了英格兰政治文化的界限，创造了一种超越了当时市民阶级与王权之间简单对立的叙事。
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尤为明显。他的作品既服务于当时的市民阶级，同时也对这一阶级尚未完全成熟的政治意识保持了一种反思和超越的态度。这种复杂性使得莎士比亚的戏剧既具备了市民阶级的现实关切，又具有超越王权叙事的宏大格局。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市民阶级的形象非常突出。像福斯塔夫这样的角色以及《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等戏剧，都是对市民阶层及其价值观的刻画。这些作品逐渐扩大了莎士比亚在市民阶层中的影响力。一方面，莎士比亚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意识形态影响，反映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在戏剧中加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这种双重性使得他既赞同主流的王权叙事，又通过描绘市民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帮助培育了未来的市民阶级意识。
因此，莎士比亚常被视为英格兰人文主义的代表，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他的作品不仅为后来的市民阶层意识提供了文化基础，还为英格兰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例如，大家普遍认为，英格兰现代国家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圣经》的英语化，二是莎士比亚戏剧的普及。这两者共同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础，影响了英格兰的生活方式，并逐渐形成了被民众广泛接受的文化价值观。
虽然莎士比亚本人可能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些影响，他的观众在当时也未必对此有清晰的认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市民阶级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显著。旧贵族的价值体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语言成为了塑造英格兰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从这个角度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是文学上的成就，更是在英格兰民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化基石。我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对英格兰社会和文化贡献的一个核心部分。
学人：确实，莎士比亚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市民阶级的生活与社会阶层的互动。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不仅描绘市民阶级与王权的关系，许多作品的叙事背景实际上是置于海外贸易和当时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比如说《奥赛罗》与《威尼斯商人》，它们都想象了域外的场景，这与当时英国逐步从一个王国迈向帝国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尤其是走向海外殖民的阶段。包括《暴风雨》，都描绘了全球贸易和探险等主题。那么，您如何看待莎士比亚对从王国到帝国的这一历史转型的态度？这些作品是否反映了他对这一转型过程的某种看法？是否可以说，莎士比亚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英国从一个内向的岛国逐渐走向海外扩张的历史进程？
高全喜：正如您所提到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从两个主要的视角来分析。一方面是他作品的整体分析，另一方面是他历史剧中的主题和视角。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最突出的主题往往是战争，特别是围绕王位合法性的战争，比如英法战争和红白玫瑰战争。这些战争构成了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要叙事主线。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集中探讨的内容，多是关于贵族和君主之间围绕王位争夺的冲突。比如《亨利六世》中的塔尔博之死，《理查三世》中的贵族纷争，展现了贵族之间因封建权利、财产权继承权以及名誉权而发生的对抗。历史剧中的战争是英法战争，争夺的是王位的合法性和封建权利。这些战争及其相关的政治斗争主导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而商业生活和海外扩张的描写在这些剧作中所占的比重则相对较少。
至于您提到的全球化和帝国化，虽然莎士比亚的某些作品确实反映了当时英国开始涉足海外事务的萌芽阶段，但他所处的时代与真正的帝国时代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当时英国的领土扩张远不及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但这还仅仅是一个雏形，英国尚未成为后来那个全球帝国。
有些学者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中，往往试图从帝国主义的视角去解释他的作品，特别是通过像《暴风雨》这样的戏剧，来探讨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的早期表现。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时代，英帝国的雄心和全球殖民活动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并未形成维多利亚时期那样的大规模扩张。因此，莎士比亚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系统地描绘这种全球化和帝国化的意识。
尽管如此，莎士比亚确实处理了一些与全球化相关的主题，尤其是在涉及异域场景和海外人物的戏剧中，比如《奥赛罗》和《威尼斯商人》。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虽然反映了当时英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但它们更多地集中于个体与社会、身份认同和道德冲突等问题，而不是对帝国扩张的宏大叙事。所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虽然出现了全球化的雏形，但我们不能将他完全视作一个帝国主义的预言者或倡导者，他更多是在描绘当时社会和文化中正在形成的一些复杂变化。
莎士比亚确实处理了大量关于金钱、契约和贸易的问题，尤其是在像《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门》这样的作品中。这些作品反映了早期现代社会中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可以看作是莎士比亚对当时英格兰逐渐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一种回应。
莎士比亚的作品几乎完全忽略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主题，尤其是与土地、耕作以及自耕农相关的内容。在他的剧作中，土地的作用并不像在封建社会中那样突出。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土地，而贵族的权力和地位也由此而来。然而，莎士比亚的创作大多聚焦于城市生活，尤其是围绕着金钱、契约和贸易展开的市民生活。这一点尤其明显，在他的剧作中，城市和商业逐渐成为了主要的叙事背景，而土地、农业和乡村生活却几乎被忽略了。这也反映了当时英格兰正在经历的转型。虽然英格兰作为一个岛国，其经济仍然主要依赖土地和农业，但莎士比亚更关注的是城市化和贸易带来的社会变化。他对海洋和贸易的描写，尤其是在像《暴风雨》和《威尼斯商人》这样的作品中，体现了英国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的独特地位，但这种描写更多是对当时市民阶级崛起的回应，而不是一种全面的历史记录。
总的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了城市化和商业化对社会的影响，而不是封建土地制度或农业生活。他所关注的，是早期现代社会中的市民阶级如何通过贸易和契约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然反映了英格兰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还没有达到后来维多利亚时期的帝国扩张和全球化的规模。
03
两朝玫瑰相得连理，磅礴风雨大西洋起
学人：您在书中参考了蒂利亚德关于《理查二世》到《亨利八世》的论述，即莎士比亚和同时代许多英国的文人墨客一样，积极参与了一种以“都铎英格兰的构建”为线索的历史观。那么，从宪政的角度，为什么都铎王朝对于英国如此重要呢？
高全喜：都铎王朝对英国是非常重要的。在都铎王朝之前，英国正处在历史的大分裂和大溃败之中，属于一个沉沦时期。在当时的历史家眼中，或者现实的老百姓眼中，都铎王朝之前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的争斗，都不关乎我们个人什么，不就是谁当国王吗？但是无论是税赋还是兵役，老百姓都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和血汗的代价。然而，相对来说，损失最重的还是贵族，英国主要的大贵族基本上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基本上损失殆尽。也正是因为这些大贵族在这场战争中死的差不多了，英国的转型反而没有多少掣肘了，因为当时的贵族可了不得。除了贵族，另一个实力群体就是教会，教会的土地比国王、贵族更多。可以说，著名的1215年《大宪章》实质是大主教和贵族们与国王缔约。而这场兰开斯特王朝与约克王朝的玫瑰战争，对众多贵族和老百姓的摧残，致使英格兰的国家元气损失殆尽。
都铎作为从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显赫高贵的血缘系谱上都能找到联系的家族，至少在正当性与合法性上，拥有了其统治的法源基础，又弥补了两个家族的裂痕。所以，终止战争、创造和平，为未来的繁荣提供了稳定的秩序，都基于此成为了可能。这就对未来英国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基础。在环绕于外的国际环境中，英国的统一也使得英国成为了欧洲的一个重要的国家，虽然那时候的英国还比不过法国，而且西班牙与荷兰也在新兴之中，但他们可以大体上能够平衡并立。在都铎王朝统一以前，由于内部战争连年不断，国家分裂，若其他国家一旦介入，国内战争的天平就会有所扭转，进而国家政局从外部被其他国家所左右。所以，无论是对内和对外，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来说，都铎王朝确实是英国非常重要的王朝，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都铎玫瑰。亨利七世使得兰开斯特家族（纹章为红玫瑰）与约克家族（纹章为白玫瑰）之间的玫瑰战争终止。亨利七世的父亲埃德蒙·都铎来自里奇蒙家族，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来自兰开斯特家族，他本人迎娶了约克家族的伊莉莎白，由于他的血缘和婚姻，亨利采取将约克的白玫瑰与兰开斯特的红玫瑰结合的都铎玫瑰徽章。
第二个原因，都铎王朝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地产生了新教改革。国王亨利八世与天主教的纷争和独立，这本身就是一个歪打正着的事件，但是又为欧洲解决不了的政教问题提供了一个英格兰的解决方案。这甚至是两百年后的光荣革命能够成功的前提原因。
在这过程中还有一点很可能被忽略：众所周知，都铎王朝的一面是世俗的权力在强大，君主在做大，解决和罗马教廷的纷争之后，都铎王朝的英国也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因为在新的安利甘宗即圣公会，国王本身就是牧首。但是，也是在都铎王朝时期，议会的功能和力量也在一并扩大，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直到两百年后克伦威尔依靠的也是一支议会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都铎王朝的君主权力在做大，一样重要的就是议会权力也在逐渐做大，而议会权力的构成中，主要的下议院的新贵族变得更加关键。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也就不再依附于过去的天主教或封建法的权力阶层，他们逐渐进入城市之后，通过远洋贸易和工业化，以及各种各样的新兴财富的创造机制拥有了相当大的财富。以几个大城市为中心，都铎王朝逐渐发展起来。所以都铎王朝几个主要的城市，包括伦敦，也开始实行城市的自治。通过国王的特许令，这些城市也就变成一个个自治城市了，这也是破除与封建制度羁绊的最主要内容。所以梅特兰说，朝向自由的转变与社会进步，最主要的就是人们逐渐地摆脱了对旧身份的依附，进而打破了对封建身份的等级制的依附。这些因素，都是都铎王朝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也是莎翁在世时的君主）统治了将近45年，把很多重要的历史任务都完成了。甚至英国的各阶层包括文化精英，都接受一个共识，那就是伊丽莎白一世励精图治，居功甚伟，导致她没结婚。所以英国的这段历史真是许多偶然性组成的，但最终居然就一步步走到了极致，堪称伟大。
学人：您正好提到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她作为莎士比亚活跃时期的英国君主，也是亨利八世的女儿，是英国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君主。作为一个光荣革命前的绝对君主，她为什么能容忍莎士比亚议论和“编排”自己的家族甚至父亲呢，这反映了当时英国君主行使王权的哪些观念？
高全喜：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首先，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对伊丽莎白一世当然是暗含对她的歌颂和推崇，这个是很明确的。《亨利五世》最后一幕就借剧中人的口吻预言了英国未来的一位女王怎样伟大。而莎士比亚在另一些戏剧，尤其历史剧中，从来没有过对现实王权的正面批判，基本上是遵从的。而莎士比亚本人内心之中对伊丽莎白一世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是生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成长于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也在这个时代获得了艺术与世俗上的成功。他对这个时代是感恩的。无论于公于私，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对于莎士比亚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时代。所以他就不可能，针对女王本人主动去创作一些充满着鲜明的讽刺或者尖锐批判作品。但是，也不排除莎士比亚的创作会涉及到一些时代的痛点，比如说女王的父亲亨利八世。但我也在书中提到，亨利八世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并没有作为一个情节中的主要人物，莎士比亚正面创作的都是亨利八世宫廷中的主教与大臣的事情。亨利八世本人的确有很多可以用于创作的内容。但莎士比亚不便写，或者不敢写，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就更不敢写。
当时的这些问题，也包含着那个时期对于文字狱的恐慌。莎士比亚活跃时期的确有文字狱，这个就是时代的大背景。所以，莎士比亚对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肯定让他不愿意批判这位君主，文字狱让他也不敢直接批判这个时期，这是这两个大的原因。
专访高全喜 ：只有藏富于民，焕发每个人的创造性，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富强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