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在阻挠东三省“易帜”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逼迫解决所谓“悬案”，谋求扩大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一直没有停止。
1、建交拉锯战
在张学良返奉不久，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奉田中训令在“拜会”时要求张全面实施山本条太郎一张作霖“协约”：履行承建合同，准满铁对敦图、长大两路及时施工。张以“实行上有困难”为辞敷衍搪塞。9 月，奉天总领事回国述职，田中又指示他以“放弃满铁附属地以外的治外法权”为交换条件，要张实行“二十一条” 所规定的日人在“南满”内地享有居住往来自由和商租土地的权利。这一骗局为张所识破而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从 10 月开始，吉林省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强烈反对日人敷设敦图、长大两路，东三省反帝护权的游行请愿连绵不断，声势浩大。北平、上海人民强烈响应，11 月，满铁社长山本来到奉天催促张学良实施修筑“满蒙”两铁路的承建合同。张回答此案需要向中央政府交涉。由于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张学良的坚决周旋，一直到年底，田中政府在攫取“满蒙”权益上一无所获。
张学良虽然年轻，但是他从其父张作霖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的事件中汲取了教训，认识到必须保住东三省地盘，维护国家统一，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在东三省和全国各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顶住了田中政府一连串的威胁利诱。在 1928 年 12 月 29 日通电宣布东三省“易帜”。31 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划热河省归东北地方政府管辖。奉天省改称辽宁省。 至此，“田中外交”处心积虑把东北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破产。
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上曾经吹嘘“赌国运，不惜打一场世界大战”也要实行国策，攫取“满蒙”。为什么在东三省断然“易帜”，他又萎缩不前，未敢动武呢？原因是“田中外交”遭受挫折，政友会政府在国内外已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首先，田中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中国反日爱国运动巨浪的冲击。日本侵略者在济南屠杀之后，抵制日货运动遍及中国各大都市。1928 年 7、8 两月日本对华贸易损失达 1700 万日元。田中主使通索东北路权，张作霖确为关东军谋杀，林久治郎以及林权助干涉东三省“易帜”等一连串侵华行径相继被揭露，中国各地抵制日货的运动更是风起云涌。结果，日本对华贸易额猛烈地下降。1928 年日货对华出口锐减为 3.71 亿日元。
1929 年 2 月，币原喜重郎在贵族院指责田中实行“强硬外交”，出兵济南造成 (日本人) 众多伤亡，并从根本上破坏了多年建立起的日中“友好关系”。3 月, 民政党发表声明，谴责田中内阁：出兵山东耗费国帑数千万日元，“激起全中国之反感，陷旅华日人于危境，牺牲对华关系及南洋贸易，严重损害国家，失信于中外”，弹劾田中政府，要它“引咎辞职”。
在国际上，日本政府严重地陷于外交孤立。1928 年 7 月 25 日, 美国与南京政府缔结新的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德、 意、英、法等国相继与中国缔结同样条约。11 月 3 日，美国政府正式承认国民政府。12 月 20 日，英国与南京建交。美、英政府与国民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标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政府于 7 月 19 日通知日本，宣布业已期满的 1896 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 1904 年的续约无效。由于“田中外交”把日本帝国主义恶棍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在国际社会的面前，政友会内阁内外交迫，极端孤立。
1929 年初，田中义一政府完全陷入泥潭，临近崩溃的边缘。
但是，田中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犹图挽回颓势。他与外务次官吉田茂谋划，决定以解决济南事件为突破口，与南京政府建交，改变因中日关系恶化而受到国内攻击的处境。1928 年底，他训令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与南京政府财长宋子文、新任外长王正廷接触和试探。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先撤兵，交还胶济铁路 20 公里内行政机关，中国方面负责保护日侨。
田中与军部进一步策划后, 决定派日使芳泽先往上海。行前他面嘱芳泽，解决“济南事件”是手段，恢复日中邦交为目的。因此解决“济南事件”的条件，不想过于苛刻，“一切希公使酌情办理”。日本的方针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可同意。
1929 年 1 月 16 日，芳泽到上海，以“非正式谈判”的方式与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开始交涉。
经过往复争议，于 2 月 4 日议定《解决济案大纲》：
日本在双方换文后两个月内撤兵；双方以“口头表示惋惜”的方式互相道歉；共同实地调查, 估计损失，相互赔偿。
5 日,草签协议案。但是田中又估量， 如果相互赔偿，中国生命财产损失巨大，倘中方索赔过钜，他的政府势将再受到国内的抨击。在日本政府的训令下，8 日，芳泽推翻了赔偿问题的协议。交涉又告中断。
2、刺杀张作霖的代价
这时候，蒋介石与冯玉祥间矛盾在发展，南京政府愿意早日解决“济南事件”。3 月初，日本新任驻沪总领事重光葵按照田中内阁的训令与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周龙光接触，表示日本愿继续交涉。24 日，王正廷、芳泽恢复会谈，于 28 日正式互换照会，签署《声明书》和《议定书》，互换照会规定：签字后两个月内日本从山东全部撤出军队；中国负责保护日侨的安全。
《声明书》宣称：
“济南事件”不快之感情，悉成过去。也就是说，双方协议取消了“互相道歉”。《议定书》规定：设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双方损失。实际上是双方默认互不索取赔偿。王正廷与芳泽商定:《声明书》和《议定书》都秘不发表。侵华的死硬分子森恪反对解决“济南事件”，他辞去了外务省政务次官的职务。5 月 13 日，日军从济南撤出；胶济铁路沿线日军于 5 月 14、15 日集中青岛。5 月 20 日，日本从青岛撤走。
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山东交涉员蔡公时惨遭杀害，造成数千万元的财产损失的“济南惨案”，南京政府就这样草草地了结了。此外，5 月 2 日,王正廷与日使就“南京事件”、“汉口事件”换文，宣告解决。
接着，田中派芳泽公使和与国民党夙有渊源的犬养毅、头山满等参加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奉安”仪式，进一步改善了两国间的紧张气氛。6 月 3 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田中义一内阁并没有摆脱政治困境。国内反对政府的斗争焦点集中到追究炸死张作霖事件的责任问题上。
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传到东京。反对党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1929 年 1 月，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 56 届议会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子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严厉弹劾。田中以“正在调查中”的答辩，加以搪塞。最后由政友会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拼凑成议会的多数，使田中内阁渡过了难关。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 好像是日本军人”。西园寺劝告他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并敦促他调查, 迅速报告日皇。
起初，田中向日皇奏称：“炸死张作霖事件，我帝国陆军军人似有若干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调查中，结果将由该大臣详细上奏。”
陆军极力反对披露真相。军部认为如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必将把事件内幕公诸于世。主张暗中了结这个事件。政友会和一些内阁阁员也反对惩处责任者。田中十分踌躇。 1929 年 3 月 22 日，田中委托宇垣一成大将统一陆军内部的意见, 宇垣予以拒绝。5 月 24 日，陆相白川召开元帅军事参议官会议, 强调张案与日本军队无关，陆军提出给警备责任者以“行政处分”。
田中屈服于陆军的压力，6 月 28 日内阁会议决定，以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由陆相上奏日皇。
西园寺和内大臣牧野伸显本来对田中对华“强硬外交”持有异议。这次对他处理张作霖被刺事件不力，极为气愤，倾向更选内阁。
28 日下午，田中上奏日皇说：“(臣) 曾令陆军、关东厅和满铁就张作霖事件从事各种调查，发现日本军人里没有犯人，但对发生这个事件，警备上当然有责任。因此，(臣) 将他们付诸行政处分。”并请准予公布关于“真相不明”的文件。
日皇质问田中说：“首相所云岂不是与前次申述有矛盾吗?”说完就离去了。事后，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告诉田中：“天皇说，田中首相所说的我一点也不懂，我不愿听他讲了。”
田中听完,惶恐失色。他召开阁议，决定提出辞呈。7 月 2 日，田中内阁垮台。这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满蒙分离”为核心的“积极政策”遭受挫败。
3、屈辱的“建交”
田中内阁垮台后，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于 1929 年 7 月 2 日成立。币原喜重郎再次主持外务省，开始了第二次“币原外交”。 摆脱由于“田中外交”露骨的侵华政策而造成的困难，成为滨口内阁面临的重要外交课题。
当时，中日两国间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关税问题。1928 年以来美、英、法各国相继与南京政府缔结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而在关税特别会议上率先承诺“同意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的日本，却成为没有同中国缔结关税条约的仅有国家。
其次，已经满期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迄未改订。1926 年北京政府与日使谈判改订，日方以解决其它悬案为要挟，一直拖延未订新约。此外，日本方面急切要求将日奉满蒙新五路“协约”付诸实施，谋求按照“二十一条”允许日本人在“南满”享有自由居住往来和商租土地的特权。这些都为中国方面所拒绝。
新任外相标榜“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方面，他宣称：新内阁将以“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邻之谊，为当前之一大急务。”
他主张以扩大对华贸易作为日中关系的基础；两国“共存共荣”，日本有决心“排斥一切侵略政策”。
三菱财阀代理人币原，早已看到田中内阁出兵山东引起中国激烈的抵制日货，日本对华贸易已陷于萎缩不振的状态。1929 年, 日本对关内输出仅有 3.46 亿日元，比 1926 年的 4.21 亿日元，下降 17.9%。币原认为如不迅速改善两国的气氛，对日本极为不利。
他拟定的对华外交步骤是，尽先解决关税问题，暂不触动东北“悬案”；准备与英美协调同南京政府进行“修订条约”的谈判, 待气氛改善后看形势再提出棘手的“满蒙”问题，8 月，币原任命其心腹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推行其对华外交策略。
南京政府方面，因 1929 年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断交，有意改善中日关系。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反日运动。佐分利于 10 月 7 日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呈递国书，并受到蒋和外长王正廷的隆重接待：蒋介石向日使表示愿“全面改善气氛”，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并希望日本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采取行动。
财政部长宋子文向佐分利声称：为建立国家信誉，争取新借款，中国政府准备尽其财力偿付原有外债。佐分利摸清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后于 11 月 20 日回国述职。他同外务省官员拟定“改善”日中关系的方案，即缔结关税协定与一般条约的改订分别处理，先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不料，29 日佐分利在箱根旅馆离奇地死掉 (币原疑为谋杀)。滨口内阁决定任命小幡酉吉继任驻华公使。南京认为小幡曾参与逼签“二十一条”，拒绝小幡使华。
为了打开僵局，币原于 1930 年 1 月 11 日任命驻泸总领事重光葵为代理公使，并决定由重光与中国外长就缔结关税协定开始谈判。2 月，民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政治地位有所加强。
滨口内阁批准币原所拟先缔结关税协定的方针。双方进行谈判。蒋介石政府为赢得“全面收回关权”的政治声誉，以承认偿还“西原借款”的特殊代价，在 5 月 6 日签订《中日关税协定》。其中规定：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日本的主要货物，如棉布、面粉等，三年不增税，其它杂品一年不增税；废除厘金。中国政府确认“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足的债款。”
其实质是承认偿付“西原借款”之类的旧债。蒋介石、王正廷应允了段祺瑞执政府在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所未敢应允的条件。
为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日本政府和军部欣然同意蒋介石聘用日本军官训练其军队的请求。蒋从日本招聘的军事教官最多时曾达六、七十名。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介入南京政府的反共内战。1930 年 7 月 31 日，中国工农红军迫近长沙，日舰“二见号”、“小鹰号”炮击进攻长沙的革命军队。8 月初，9 艘日本舰艇游弋于长江宜昌、汉口、九江之间进行监视。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米内光政与英舰首脑商定，万一红军渡江攻击汉口，双方将“共同行动”。日海军陆战队一部在汉口待命。
经过第二次“币原外交”的种种活动，日蒋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重光葵在他的《昭和之动乱》一书评论这段日中关系时说: 1930 年“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同国民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国邦交“开始走上了正轨”。这可算是“币原外交”的“全盛时期。”
但是，田中义一和东方会议的侵华“积极政策”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中仍有极大的影响。一个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在暗中酝酿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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