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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68年参军到部队，在老家的妻子1980年却给我生了第二个孩子，首长把我叫
到办公室谈话，说要处分我，而我则说不要给纪律处分了，直接降我的行政级别吧，没想到首长却说：你真是一个傻瓜！
1968年参军入伍，到一个偏僻的军队研究所当了一名战士。
1972年，当了4年兵的我因为作风过硬，完成任务突出，还上过大型试验场，立过三等功，9月被提拔成干部，定为行政23级排长，工资52元，外加每月5元的试验补助。
我写信给父母，说了我在部队提干的事情，喜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我的家乡传开了。由于我是军人，再加上刚刚提拔成干部，媒人相继来到我家提媒，母亲高兴得整天乐呵呵的，对上门的媒婆更是笑脸相迎……
那些日子，母亲和大姐为我的亲事操碎了心，凡是媒人来提对象的，她们就要想方设法打听对方家的情况、姑娘脾气的好坏，是不是贤良淑德，大姐几次给我写信，希望我抽时间回家相亲。
1973年9月，我的探亲休假申请获得批准，我穿上崭新的干部服和三节头皮鞋，提着一大包当地的土特产回到了一千多公里外的老家。
自从我回到家里，媒婆便了到了家里，于是，我便成了受父母和媒婆摆布的木偶。
说实在的，我对相亲对象并没有想法，只要人好就行，而父母亲和大姐她们却考虑得很多，父亲希望给我找的媳妇身体要壮，能干活，我不在家的时候能顶起这个家，因此媒婆带来的姑娘个个都不瘦，而我又不喜欢相亲这种方式，但顾忌到父母的感受，我只好顺从了接受了父母的安排。
没想到，当媒人给我介绍到安庄寨的李秋云时，我一眼就觉得这个女孩好像在哪里见过，觉得十分顺眼，对方也是这种感觉，二十多分钟简单的交谈后，我们产生了好感，互相留下通信地址……
返回部队后，写信成了我和她之间唯一的联系方式，我从刚开始的十天半个月一封，到了后来的一个星期两三封，战友们都知道我这个排长，几乎天天盼着女友来信，就连通信员小赵也知道我这个排长热恋了，对象叫李秋云。
当时部队已经开始执行晚婚的规定，男干部25岁才可以申请结婚，到了1975年我
达到了晚婚要求，可以向组织上提交结婚的申请了，但那时家里给我盖的房子还没有完工，而我每个月寄回去的40元钱远远不够用，结果，一直到1976年底，三间婚房才盖好。
我利用每年一次的探亲机会，和父母一起整理婚房，李秋云说，结婚后想要台缝纫机，我又想办法弄来缝纫机票，直到1978年我们才举行了婚礼。
让我没想到的是，1979年我们的女儿萌萌出生后，却带来了许多烦心事。
原来，爷爷、奶奶和父亲有很深的重男轻女思想，他们说我当兵在外，媳妇生了一个女儿，将来没法顶立门户，希望我再生一个孩子。
但当时部队上和老家的计划生育管得很严，自从我们结婚后，政治处每季度给我们家发一次计划生育外调函，尤其是我们的女儿出生后，这种外调函更是家常饭，每次收到外调函，妻子都要到生产队去开证明、盖章，之后，妻子再把外调函寄回部队。
1979年，我被任命为研究所勤务连的连长。
年底，妻子也曾带着女儿来部队探亲，正好赶上连队春节前会餐，研究所李所长在政治部主任和管理处长的陪同下，来连队和官兵一起过大年。
当时，所长非常喜欢我的女儿，带着羡慕的口味对我说，你妻子和女儿在农村受了不少的苦，如今她们来队了，你要好好弥补一下欠账，有什么困难，请及时向机关提出。政治部主任对当时在场的连队3位临时家属敬酒时说，部队欢迎你们，但大家在欢度春节时别忘了计划生育……
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大年三十下午，机关给全所临时来队的家属发放了礼品，其中给我们连队的来队家属多发了一份洗漱和护肤用品，机关说，连队干部更辛苦，福利应该向基层连队倾斜。妻子看到后十分高兴，说你们所里的领导很会关心人……
春节后，连队的训练执勤尤其是保障野外大型试验多了起来，一忙起来我昼夜不在连队，没时间照顾妻子和女儿，况且，所里有规定，临时家属来队时间不能超过45天，后来，妻子和女儿只得回到了老家。
但是，两个月后妻子的一封来信，却令我焦虑不安。
原来，妻子回去一个多月后，就感觉浑身没劲，母亲也发现了妻子精神不好，就怀疑说是不是怀孕了。
后来，妻子开始了呕吐，也不想吃饭，母亲和妻子都断定是怀孕。
当时，计划生育管理正是严的时候，这种事根本不敢给大队说，母亲却非常高兴，她早就给我们说过，让我们再生一个，我考虑自己是一名军人，应该严格遵守国策，就没同意，没想到妻子春节来队探亲，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春节前，指导员还曾开玩笑说，让通信员给我领点套套，我脸红着说，我们是老夫老妻子了，要那玩艺干啥，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因此，当我从妻子的来信中得知她怀孕的事情后，专门写信嘱咐她去医院做掉，
我不想因为超生而受到组织处罚。在研究所，已经有2名干部因超生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且职级待遇都受到严重影响。我和妻子说明了利害，希望她替我考虑一下。
可是，自从我寄出这封信之后，就再也没收到妻子的回信。
后来，我带领5个班的战士到西北戈壁滩执行任务，一去就是近一年的时间，那个地方四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全是沙漠，我们住的是地窝子临时宿营点，不具备写信寄信的条件，虽然替妻子担心，但身为在外执行任务的连长，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对妻子我已无能为力，幻想着妻子收到信会听我的话的。
直到1981年春节过后，完成任务的我才带着战士返回连队，一回连队，我惦记着妻子，就申请探亲，部队很快就批准了我探亲的申请，我连给女儿的礼物都没买，匆匆登上了回家的列车。
到家后我却傻眼了，家里已经多了一个小婴儿，妻子看着我嘿嘿地笑了，母亲也是满面笑容，说我终于有一个男孩子了。但是，就在我到家的第二天，大队却找上门来，说我妻子超生，大队要罚款5000，并将超生情况通报我所在的研究所。
母亲却说，罚就罚呗，家里东拼西凑交够了罚款。
大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我也无可奈何，我知道回到部队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就在我休假刚刚十天的时候，就接到了研究所电报：速归队，我一看后面的发电报人，是政治部办公室的蒋干事，就明白坏事了。
我和妻子告别后匆匆返回了部队，一路上心里十分忐忑。
我一回到连队，指导员就对我说，政治部林主任交代，你一回来就去他办公室。于是，我端起水杯咕咚咕咚灌了一杯凉水后，嘴一抹就来到了政治部林主任的办公室。
当林主任的看清走进他屋里的人是我后，马上把门关上了。
林主任从桌子的一角拿过一张纸扔到我面前：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叫你春节时别忘记计划生育，你偏不听，怎么样，你果真超生了一个儿子，地方来函说处罚过你们家了，部队也会照旧处罚你，说吧，条令条例你都明白，是要党纪处分，还是行政降级？你选一个！
当时我是行政22级干部，我跟领导讲，就不要给我党纪处分了，太难看，还是行政降一级吧。
没想到林主任却小声说，你真是傻瓜！干部多少年才能调一次级，从23级调到22级，多不容易。你是跟你老婆生孩子的，又不是腐化堕落，因为计划生育给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丢什么人啊？
后来，在研究所在红头文件上，我受到了一次党内警告处分，所领导在大会小会上，点我的名好多次，为此，我感到脸红了好长时间，只好埋头工作，夹着尾巴做人，以扎实的工作成绩弥补遗憾！
但因为我受到过党纪处分，组织上安排我在1982年转业。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就在我被确定转业的两个月前，我已经被任命为器材科副营职助理员了。
转业到了地方，我开始了四处联系安置单位。那时，我心里一直担心，档案里有一个党纪处分，会给我的转业安置带极为不利的影响。
没想到，国庆节后，安置办的通知到了，我被安置到县公安局治安股工作。
当时我很纳闷，公安局是好单位，不容易进的，一个受过处分的人被分到公安局机关上班，似乎有点矛盾。
上班半年后，局里组织人事资料整理，因为事情多，时间紧，领导让我协助管人事的同志工作，那时我才看到自己的档案。结果发现，我的档案里，除了入伍、入党、提干、晋职级的各种登记表外，并没有什么超生党纪处分的卡片……
到了这时，我才醒悟到，研究所领导真的对我挺关心的，当我受到党纪处分后，工资并没有受到影响，一家人人生活照旧，虽然在部队不能继续干下去了，但转业安置也没受到影响，真的挺让我感动！
后来，我也当了领导，我也像当年部队首长处理我那样，有温度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给人留活路，这就是我认识的部队首长处理问题的态度！
感恩岁月深处的珍贵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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