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15日,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二集团军也就是原北路纵队的人马,囊括了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的部队,三人也都是亲自统兵。



身为川军盟主,刘湘和蒋介石固然矛盾极深,其实在川军内部,他和邓、孙、李也是面和心不和,有时甚至连起码的面和都做不到。

孙震早已倾向于蒋介石,自然不服刘湘。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然而因为彼此的利益纠葛,也几乎与刘湘闹到了要翻脸的程度。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趁机告刘湘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何应钦担心节外生枝,立即制止道:“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的话是横生枝节,出了范围了。”李家钰这才没有再说下去。



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蒋介石入川,一个劲地挤对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邓、孙、李看来,在四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他们的,也正是刘湘。在这方面,邓锡侯感受尤深。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由于水路被刘湘紧紧掐住,使得他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不仅继续实行禁运,而且还收回防区,限制经费,更是弄得他只能靠起家时的一点破铜烂铁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眉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名义上的军训团副团长刘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邓锡侯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到他上台讲话,其调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



听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和孙震、李家钰一样,都举双手赞成,认为既能实现川军抗敌御侮的志愿,也可以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的落后装备。

部队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因为在防区制时代,邓锡侯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壮地说:“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只能从闹饷的部队自己身上找原因。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爱用四川口头语,因此平时就很受大家的欢迎。他提到枪和饭碗的话题,也并不是故意要翻内战的老账,而是希望以此及彼,把官兵抗战的士气和斗志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饷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抗战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需的山野炮一门也没有,本来质量就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是急着得换换家当了。当时军中对出川补充装备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还有人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宝鸡后将一律更换最新武器,照中央军的待遇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破铜烂铁怎么去打日本呢?”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留起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将换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至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支枪能打得响。

川军出川时,正是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的时节,虽然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邓集团的官兵们仍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倒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



按照原定部署,邓集团须先徒步走到宝鸡,继而改乘火车到达西安,到了西安补充武器装备后再向郑州集中。1937年10月中旬,部队到达宝鸡。有些不知情的官兵就以为可以就地置换装备了,不是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结果部队停了一天,便开始换乘火车,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和新装备却毫无踪影。

大家在火车上相互打听:“换枪呢?”“补充呢?”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去换。”

用于载运部队的车皮有限,而且多数是敞车和闷罐车,车内极其拥挤,行程又长,部队人困马乏,人人都希望赶紧到站,好下车休息。谁知火车刚到西安车站,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便派人送来了蒋介石的手谕,命令原车东开潼关。孙震部的旅长王志远急忙派人去向蒋鼎文打听:“原定在西安换武器装备,再向郑州集中,听候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指挥,怎么叫我们原车东开?”

其他人也来询问,这才得知蒋介石已对川军的指挥系统做出了改变。



朝令夕改

邓集团从成都徒步走到宝鸡,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安,乂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敌情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邓集团一分为二:晚来的李家钰部赴河南,归第一战区节制,早到的邓锡侯、孙震部划入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指望在西安休息和补充都不可能了,部队乘车到达潼关,下车后又徒步行军至风陵渡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境内。山西的老百姓见到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从家里拿出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

除了衣,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军令部部长白崇禧打电话询问、白崇禧给的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邓锡侯、孙震急忙赶往太原,到了太原的次日,两人一大早就去谒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催促其为部队补充装备。



未料阎锡山竟然一推了之,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河,实在没有办法给川军进行补充,“还要南京解决”。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军需补给宣告彻底泡汤。

因为孙震军先头部队王志远旅已陆续投入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搜搜地拿出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邓、孙。邓、孙仍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或调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自王志远旅开赴娘子关后,邓、孙一直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两人也不知道该旅究竟开到了哪里。他们朝阎锡山要地图,想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阎锡山却支支吾吾,连地图都舍不得拿出来。最后还是孙震手下的一名高级参谋,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通过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图。

翻着地图,听着友军方面传来的战报,邓、孙坐不住了。他们这才知道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均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黄绍竑与川军素无瓜葛,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他不会把跟自己没历史关系的川军全给一股脑儿打光吧?



反正在太原待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赶快起身向阎锡山告辞,他们急急赶往晋东,以便能够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邓、孙的担忧并非多余,甚至前线的混乱和复杂局面还大大超出预计。最初,黄绍竑没有通过军、师单位,就直接命令王志远旅乘火车沿正太路赴阳泉待命。

1937年10月22日晚,王旅到达阳泉,刚刚下车,正要找地方宿营,黄绍竑电令该旅立刻乘原车继续东开,到程家陇底车站归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

王旅遵令离开阳泉,才走了一站,站长就传达黄绍竑的电话命令,要求改在移稂车站下车。火车改道移稂,站长又再次转达黄绍竑的电话命令,要他们改在岩会车站下车集结待命。10月23日晚,王旅各部先后到达岩会。次日下午便接到黄绍竑的最新命令:“即刻出发还击西进之敌。”

朝令夕改素为兵家大忌,黄绍竑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间三改命令不算,最终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语意含糊,模棱两可。比如西进之敌从何而来.是何番号,兵力多少,王旅有没有与之配合作战的友邻部队,是否还归孙连仲指挥,孙连仲在何处,粮弹补给怎么办,这些信息全都没有写清楚。

军令如山,在既没有作战方针,也没有任何指导要领的情况下,王旅仍然只能遵令行动。10月25日晚,负责向东搜索前进的先头部队张宣武团到达了东回村。正要埋锅造饭,村东突然响起枪声,他们的尖兵同日军尖兵遭遇了!



用大刀砍

发现敌情,旅长王志远命令张宣武团迅速在东回村的南山占领阵地,魏书琴团分别在北山和东山占领阵地。

尚未部署完毕,敌人炮兵已经按照其飞机的指示目标,开始向他们施射,王旅两团所占据的山头阵地都落下了不少炮弹。包括王旅在内,孙震军全军都没有炮兵,也没有野炮或山炮。步兵团虽都各有一个迫击炮连,但迫击炮射程有限,无法还手。在此期间,敌机也趁机低飞投弹扫射,王旅没有高射炮和任何防空武器,当然也只好任其肆虐。

上午10点,敌人集中炮火,对东山阵地实施猛烈轰击,据守东山的魏团二营伤亡于炮火者达百余人。半小时后,敌人才出动步兵攻击,他们用于攻击波的兵力并不大,每波都只有四五十人,二营居高临下,如果拥有一定的重火力,不难将敌人打下去。可是王旅全旅也只有八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而且所有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质量极差,所以二营只能用投掷手榴弹的方式阻敌。



头三波敌人都被击毙或击退,但当第四波冲上来时,二营的手榴弹已经甩光了,于是便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孙震军的步枪上十之八九都没有装刺刀,士兵所用的近战武器是修械所自制的大砍刀,打肉搏战时,敌人用刺刀戳,川军用大刀砍。日本兵虽然数量不多,但拼刺技术娴熟,当第四波敌人被砍杀殆尽时,山头的川军也已死伤殆尽,全营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就在这时第五波敌人又冲了上来。作为预备队的第六连急忙由半山坡向山顶增援,没想到敌人动用毒气弹进行截击,六连官兵几乎全部中毒,生还者不到二十人,东山山头遂告失守。

当东山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魏团三营已前往增援,但当该营进至东山山麓时,山头已被敌人占领,三营不得不进行仰攻。日军的机枪火力炽盛,再加上居高临下以及飞机大炮的配合,三营即便付出伤亡过半的代价也未能攻上山头。

下午2点,敌人以佯攻北山阵地为掩护,投入主力对南山阵地发起进攻。在步兵进攻前,他们照例用飞机大炮进行了集中而猛烈的制压射击,张宣武团有四挺重机枪,但都被压制成了哑巴,全旅仅有的两挺轻机枪,被张宣武放在第一线,结果也被炸毁了一挺。



敌人步兵还未接近,张团伤亡已达两百余人,轻重机枪基本不能使用,这使得他们根本无法阻止敌人向阵地逼近,反倒是随着双方距离接近,当敌步兵发起冲锋时,大家还能舞着大砍刀往来冲杀。

有的川军官兵在白刃战中异常勇猛,连长邵先志被敌人的刺刀戳穿了左手掌,仍右手一挥,将对方的脑袋砍了下来。不过总体来说,日军的拼刺技术在白刃战中还是占据着上风,其间又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张团阵地上的官兵被烧死烧伤不少。很快,在第一线作战的一营就伤亡殆尽,不得不退守二线。

张宣武虽是川军军官,但他不是四川人,是河南人。他最早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一直做到团长,拥有扎实功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排兵布阵时他采取了梯次配备的战术,将所部三个营部署于三线,依次防守山麓、山腹和制高点。这样的部署非常有效,敌人虽攻下了第一线,并乘势向第二线发动进攻,但一直攻到下午5点,都未能够攻下南山。

在南山战斗进入高潮之际,敌人也分兵进攻北山。战至黄昏,敌人已爬至阵地前线,眼看阵地无法确保,魏团一营营长司吉甫下令集中投掷手榴弹,趁着敌人攻势顿挫的间隙,一营主动撤出北山,退至西山。

从上午开始与敌人接战起,旅长王志远就命令旅部用无线电与黄绍竑、孙连伸进行联络,但始终呼叫不到。王旅孤军作战,一天下来,张团伤亡了八百余人,魏团伤亡了一千余人,弹药粮草也无法补充。显然,在东回村继续打下去已非长久之计,入夜后,王志远下令全旅向西转移。日军不惯夜战,对当地地形也不熟悉,未对其进行尾追,王旅才得以与敌人脱离接触。



1937年10月26日拂晓,王志远听到北面枪炮声紧密,根据探报提供的消息,是后续赶到的童澄旅正在与敌人激战。王志远决定与童旅会合作战。

部队立即出发,不料在进至黎坪以北约五里处的一个村镇时,突然遭到敌人的拦腰截击。这次遭遇战不同于东回村之战,在仓促遇敌、手足无措的情况下,部队在很短时间内就死伤了两百多人。王旅且战且走,退至黎坪占领山地阵地后方得以立住阵脚。

在那些天里,王旅打的其实都是糊涂仗,他们同师部、军部、集团军总部以及黄绍竑的副司令长官部统统联系不上,既无法报告,也无法请示,当然更不可能得到一点关于敌情以及友军方面的信息。直到10月底,王志远得知娘子关一带包括孙连仲在内的大军都在向西转移,于是就只好顺大流向西撤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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