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 瑶
1949年12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北校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操场阅兵
西南实力派刘文辉等人脱离蒋介石的控制
1949年11月30日，蒋介石飞到成都，住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准备据守成都，并选择下一步的退路。为此，他主要依仗胡宗南集团。
早在11月18日，蒋介石就致电胡宗南：“彭水昨已失陷，形势较急，务望弟部主力于十日内转进于成都平原为要。如重庆危急，则掩护弟部之转进更难为虑尔。”胡宗南立即部署南撤。解放军第十八兵团跟踪南下，与南面的二野主力对国民党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至12月上旬，麇集于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集团的第八、第七、第十八兵团，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所部第十六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第十五兵团和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二十兵团残部，加上宪兵和后方部队，约32万人。
要守住川西和西康、云南，还必须得到西南地方实力派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潘文华的配合。为此，蒋介石刚到成都就接见了邓锡侯、刘文辉和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瓒绪等官员，就成都防卫交换意见。随后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张群同邓锡侯、刘文辉谈话。张群希望邓、刘和胡宗南合署办公，并建议他们把眷属送往台湾。
然而，早在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即向川、黔、康、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公告，第一项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指出：“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现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第二至第四项是分别针对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国民党特务人员和乡保人员的。
此时，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已经同中共联系，正在酝酿起义。他们同中共交往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早在1938年夏，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王明）路过成都时，就分别到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的寓所同他们会晤。
1942年2月，周恩来首次会见了刘文辉。4月，订立了八路军和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的十二条协议，内容包括：两军合作，抗战到底；设立电台；不在刘文辉部队发展中共组织；联合对付蒋介石，相互支援。
潘文华是刘湘的继承人，接受了刘湘联共、反蒋、抗日的道路。1939年4月，周恩来到成都，同潘谈了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希望潘团结西南的民主力量，共同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压制民主、排斥异己的政策。6月，周恩来先后派唐午园、甘树人到潘部工作。
1942年6月，为争取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向龙云、刘文辉和潘文华部派出了工作人员，负责联络。他派王少春、秦惠芬夫妇带着小女儿和报务员杨作爱（杨不久因病回重庆，由石励接替）到西康省会雅安设置供双方联络的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1949年12月刘文辉起义。周恩来还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台长钱松甫、江洪夫妇到四川阆中潘部架设联络电台。这部电台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
中共对邓锡侯的影响也是比较早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邓锡侯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到山西同日军作战。第二十二集团军驻洪洞县时，驻地与八路军总部相邻。而邓锡侯和朱德早在民国初年朱德随蔡锷的护国军入川时就相识。因此，邓锡侯多次请朱德给军官讲抗日形势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1940年，邓锡侯聘请著名法学家潘大逵为川康绥靖公署顾问。1943年，潘大逵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9年3月任民盟西南总支部筹委会主任委员）。其间，不断给邓锡侯做工作，策动邓起义。1948年6月，蒋介石为分化成都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任命邓为川陕绥靖公署主任，要调他的部队第九十五军到汉中，协助胡宗南防守川北。邓借故拒不赴任，把部队留在成都地区。二野进军四川后派人给邓锡侯送去电台呼号和密码。邓锡侯即架设电台同二野联系。
1949年九十月间，在解放军即将进行西南战役时，中共中央电示王少春，要王劝说刘文辉联合西南实力派一道起义。刘文辉通过王少春的电台致电周恩来，略谓：年来受蒋压迫，积怨难言，处境困难，只能暗中准备。今已与邓锡侯等约好，决定投向人民。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但不宜过早行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随后，中共代表和刘文辉商定：在解放军逼近成都时发动起义，然后配合解放军堵塞胡宗南逃往西康的道路。
蒋介石到成都后，命张群不断逼迫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配合胡宗南，参加川西决战，刘、邓、潘则虚与委蛇。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给潘送去到海南岛的飞机票。潘向中共留蓉工作部副支书吕振修问计。吕要潘离开成都。潘又与邓锡侯联系，得知灌县有邓锡侯的部队。5日，潘文华以养病为名到达灌县。
12月4日，解放军解放泸县。5日，解放内江、自流井，正步步向乐山、成都推进。同日，周恩来致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自乾（即刘文辉）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蒋介石知道，成都可能保不住，准备退往昆明。此时，他想把“政府”迁至台湾，在昆明设一个由他坐镇的大本营。12月6日，他要张群第二天飞到昆明同卢汉商量“行政院”或大本营迁昆明的问题。当晚，张群到刘文辉官邸向刘辞行，说他要去昆明，一两天就回来。张对刘说：“形势是严重的。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晋康（即邓锡侯）贯彻始终，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个人亦有办法。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
张群走后，刘文辉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回忆说：“因为蒋对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用一种人来笼络，一种人来攻击。现在，这以柔术取人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宗南）王（陵基）二将出台演‘黑旋风’了。”
12月7日，蒋介石要召见刘文辉、邓锡侯。刘、邓深知，此乃请君入瓮。于是，两人秘密离开成都，到达邓锡侯部队控制的彭县（今彭州市）。刘文辉还给蒋介石留了一封信，说王陵基与其为难。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敢应召，观其来函更可证明其内心所在。彼借口以怕王主席与其为难，而实则另有作为。彼等已受匪威胁，决作投暗弃明之叛离，似已成竹在胸矣。”
蒋介石寄希望于云南的卢汉
中共和卢汉的交往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源头要从龙云说起。抗战初期，云南地方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193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
1938年六七月间，龙云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路过成都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同龙云会面。为增强抵制蒋介石的力量，四方签订了一个协定，内容大致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现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
1940年11月，龙云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他支持云南的民主力量。1940年，何应钦到昆明督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指出：成立这个机构会让国民党特务乘机插足云南，对抗战不利，也对地方不利。龙云借故拖延。
1943年秋，周恩来应龙云的要求，派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华岗与其直接联系。此后，龙云进一步执行开明政策，对顽固派几次策动反共都予以抵制。云南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龙云的作为遭到蒋介石的忌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两个军开赴越南受降，随后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杜聿明发动突然袭击，将龙云押往重庆，给以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名义，加以软禁。1948年12月9日，龙云经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的帮助，逃往香港。
龙云被软禁后，蒋介石命令龙云的表弟卢汉接替他的职务。
蒋介石软禁龙云，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由起义的滇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十军中选派一些干部到云南做卢汉的策反工作。东北军区选定由第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前往。张秉昌早在1929年即在卢汉手下当兵，一直当到团长，同卢汉关系密切。
东北军区领导要求张秉昌向卢汉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一、解放军过江后，要卢汉立即表明愿否起义。二、希望对蒋敷衍，给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支援一些武器。三、可以使用朱家璧（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的电台。如果卢汉愿意起义，请派人到北平找周恩来和朱德。
张秉昌带了曾任卢汉警卫营营长的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师长龙耀给卢汉的一封信出发，于5月5日到达昆明，随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
5月底，卢汉派他的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到寻甸磨盘寺同朱家璧会晤。双方商定，云南保安部队不得进攻边纵。如云南保安部队被迫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边纵，则应向边纵通报保安部队行军路线，并及时向边纵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有关情报。双方确定了联络方式。会后，卢汉派汽车向边纵运送武器和弹药。
6月，朱德请随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原北平警备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官周体仁到昆明动员卢汉起义。与此同时，卢汉为准备起义，派1926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失去组织关系）的宋一痕，经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密到北平，受到周恩来、朱德、李维汉、李克农的接见。周恩来针对卢汉准备起义指示：一、欢迎。二、既往不咎。三、现在还不到时候。双方联系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此后，卢汉一面对蒋介石敷衍，一面加紧做起义的准备。12月，逃窜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至沓来。蒋介石要求卢汉让出昆明，将云南省政府迁移到滇西。卢汉先是拖延，继而宣布戒鸦片烟，病休。3日，派周体仁和自己的私人代表林南园去香港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接洽起义事宜，随后还打算到广州晋见叶剑英。张铁生认为，形势紧迫，应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迁到昆明之前起义。周、林商量，决定由周体仁到广州，林南园回昆明转达华南分局的指示。
12月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张群，要他偕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立即飞到成都。张群向蒋介石报告卢汉近况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在戒烟，故其心身皆变态反常，只想退避要钱，至于公义私情皆不顾矣。”蒋介石让张群等当天再去昆明，并召见余、李、龙三位军长动员卢汉保卫云南，“不能作撤退迤西之想”。要求三人转达卢汉坚定执行，军费问题中央可以担任。
12月9日中午，张群等飞往昆明。下午2时，蒋介石获悉昆明机场已禁止飞机起飞，知道形势有变，同张群通话，知道张群还没有见到卢汉。到晚上，电报、电话皆不通。
就在这一天，卢汉通电，响应刘文辉等的通电，立即起义。
蒋介石看了卢汉的通电，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并无所感，只觉自身之鲁钝愚拙一再受欺，一再养乱。以致党国与军民遭受此空前侮辱与莫大之灾殃耳。小子粗疏，太不警觉，儆醒矣。近月以来，逆卢言行，早露叛迹，如及时防范，或趁早解决，犹易为力，奈何一误再误，冥顽不灵如此也。”
蒋介石反思来反思去，就是不反思他为什么落得众叛亲离。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卢汉是否曾经想扣留蒋介石。有两则史料支持这一说法。
一则出自李宗仁回忆录。11月3日，李宗仁由重庆飞抵昆明。李宗仁回忆：卢汉曾“郑重其事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片一片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另一则出自蒋经国12月10日日记：“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
这两则史料因为笔者未见到旁证，姑且录以备考。
蒋介石为什么要逗留成都
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终止。”
对此，蒋介石一度十分得意。在离开大陆的第三天，他在《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讲话中说：
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当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停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这一次胡主任所部大军在共匪的对峙之下，由秦岭山脉一千四百公里的正面，脱离战场，转进到距离最前方将近二千公里的川西地区，而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可以说历史上所未有的奇迹，也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件事。
蒋经国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以昆明又告陷于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
下午2时，蒋介石将要出发到机场。这时又出了一个小插曲。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公将启行，时刘文辉所部叛军已布满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分校大门附近，侍从人员请公从后门出，公当即严词拒绝，谓：‘我从哪个门进来，也要从哪个门出去。’”
事实上，此时刘文辉的主力第二十四军部署在成（都）雅（安）公路和乐（山）西（昌）公路，准备阻击胡宗南部队撤往西康。为掩护电台和民主人士，刘文辉在成都只保留了一支小部队，已经撤到城外武侯祠一带。在成都充斥着的是胡宗南部队，因此，蒋介石就不需要走后门了。
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18时30分到达台北。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蒋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竟然没有提离开大陆，直到16日写“上星期反省录”时才“接十日记事”：“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修）同车入草卢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
蒋介石寄予厚望的胡宗南部队后来战况如何？至12月21日，胡宗南部在成都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为响应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公告，效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义举，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21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曹甦元率第十六兵团4万余人在广汉起义。2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分别率部在彭县（今彭州市）起义。25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以西起义。28日，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率部在金堂起义。
在这解放军重重围困、国民党军纷纷起义的形势下，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长会议，确定向雅安、西昌方向夺路突围。事实上他对此毫无信心，23日就丢下行将被歼的部队，逃往海南岛。
蒋介石离开大陆后，在没有李宗仁“代总统”的交代下，于1950年3月1日自行宣布“复行视事”，以下野的前“总统”身份复任“总统”。按国民党政府的“宪法”规定，“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到台湾后就由逃往台湾的“国大代表”选举。但是，按“宪法”“国大代表”每六年需换届。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大体上各省都有，一换届，选出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人，如果把金门、马祖算作福建省，也只有两个省，“国大代表”就没有了代表性，于是就不换届。尽管“国大代表”都垂垂老矣，还是让蒋介石连选连任，直到蒋1975年4月5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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