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燚青 袁爱清
来源：《全媒体探索》2024年10月号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与此同时，随着新一轮数字革命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数字媒体和平台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入口和基础设施。老年人作为数智时代的弱势群体，其“失语”现象则愈发明显。随着长辈的“失语”，传统的家庭权力结构受到冲击，社会代际失衡问题愈发明显，诱发家庭场域、社会场域中的矛盾与冲突，成为棘手的国家治理问题。
针对这一难题，我国出台了相应政策，如国务院办公厅于202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推动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社会，切实帮助老年人解决智能技术运用困难的问题，消减数字鸿沟。但在现实中，多数媒介产品的设计依旧是以年轻群体为目标用户，且媒介适老化改造多集中在生理层面，虽降低了媒介使用上的技术门槛，对于老年人心理层面的支持却是有限的。在“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政策引领下，切实解决老年人在数智时代的数字融入难题，既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和服务效能的必然之路，也是增进老年人福祉的关键。
文献回顾：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
（一）从数字鸿沟到数字代沟
20世纪90年代，美国媒体报道和政府公告中开始出现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一概念，用来指代由于数字媒体接触和使用状况的差异所导致的信息鸿沟。其中，第一道和第二道数字鸿沟分别聚焦于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第三道数字鸿沟指的是数字化时代的知识沟，即因接入和使用新媒体差异而导致的知识差距。作为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通信技术（ICT）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立足点。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正在加深，它与老龄化社会的相遇造成另一种形式的鸿沟悄然诞生。
周晓虹认为，数字鸿沟在中国社会通常表现为代际鸿沟，它“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周裕琼首次提出“数字代沟”的概念，认为数字代沟在家庭层面体现为父母与子女在新媒体采纳、使用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方面的差距。映射到新媒体运用上，年轻人如鱼得水，老年人望尘莫及。林枫等对145个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同一家庭中的两代人在网络信息的选择、理解和传播上存在明显分歧，这极易引发代际关系紧张和疏离的危机。
（二）从文化反哺到数字反哺
文化传承与代际传播是老年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中按照不同代际群体的文化传播特征划分出后喻文化、互喻文化、前喻文化三种类型。在以往，年长的世代通常作为教育者，将既定的共有价值观、社会知识体系、谋生技能等传授给年轻的世代，并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米德将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承方式界定为前喻文化。而在信息技术冲击下，前喻文化中的传统方式遭遇挑战，一种由子代自下而上反向传承给亲代乃至祖代的方式出现，也就是米德所称的后喻文化。
面对风起云涌的时代变化与社会变迁，年轻世代与年长世代由于对新事物的吸收速度和掌握程度不一，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喜好的选择等多方面存在差异或隔阂，文化反哺的概念由此而生，用以描摹“在急速的文化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过程”。相较于文化反哺，“数字反哺”则聚焦人们的数字接入、使用行为及数字素养，指的是子代在这些方面上对亲代的教导与帮助。
近年来，研究者们对数字代沟和数字反哺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然而，他们往往只从单一的视角出发，未能深入地探究代沟与反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基于此，本文采用数字代沟与数字反哺的双重视角，从老年群体数字融入与数字代沟的问题出发，试图探寻数字反哺弥合数字代沟、助推老年群体融入数字化生活的有效路径。
困境呈现：老年人数字融入障碍加深数字代沟
“融入”是指对另一种事物状态的接纳认同以及与其的融合。根据CNNIC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3.1亿人，60岁及以上群体占比为62%。这说明数字鸿沟依旧存在于纵向的代际之间。
（一）身心困扰：技术操作门槛与年龄定型观念
首先，信息通信技术操作的复杂性是老年群体使用新媒体的第一道门槛。在认知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多数老年人难以记忆新知识和复杂信息，而新媒介产品繁琐的操作界面、较小的字体设置给视力、听力、记忆力减弱的老年人带来媒介使用的诸多难题。马晓琴、曹东云通过对国外老年人使用智能媒体的调查研究发现，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不足使健康状况本就不佳的老年群体的生活雪上加霜。
其次，在长期的社交互动中，老年群体接受了社会对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思维能力差、学习能力不足”等关于思维能力与行为模式的固有观念，形成一种内化的年龄定型观。有学者认为这种定型观念包括对自我的刻板印象、对衰老的负面认知以及对自我能力的持续贬低等。年龄固化观念横亘在老年人群体和数字技术之间，成为一道无形的心理障碍。此外，由于部分媒体过度报道老年人的负面新闻，加深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孱弱、失能的刻板印象，也进一步削弱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主观能动性和保持终身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二）扶老乏力：“全包全揽”式支持的负效应
在认知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亲人、伴侣、社区等社会资本的支持能显著影响老年群体对ICT的获取。然而，在现实中出于对人力、时间成本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对老年人ICT技能学习的“全包全揽”（把长辈在使用ICT技术时遇到的问题全部包揽过来并解决，无需长辈掌握具体操作）式社会资本支持占大多数。这实质上是用社会资本替代数字资本，无法让老年人真正掌握ICT技术并从中受益。目前，我国老年群体在智能手机的运用上还处于基础状态，具有手机功能的使用较为单一、应用软件的使用较为单一、较为频繁地请求外界社会关系的帮助、单方面浏览智能手机上的信息，缺乏互动与自我表达等特征。当平日里所依赖的社会资本突然难以寻觅时，被“全包全揽”式支持的这部分老年群体就会再次跌入数字融入困境。
（三）长者失落：后喻文化与新型代际关系的冲击
中华民族素有孝亲尊老的传统。何谓“孝”？《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在中国，子女尊重、服从并赡养老人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化传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老人是权威的象征，他们集经验、知识与权力于一身，为后代提供文化规范和伦理道德训诫，同时也享有现实的政治权力。而在数智时代，老年群体对数字技术、媒介的使用面临着重重困境。在这一过程中，原本子女依附父母、亲代管理家庭的权力结构被打破，亲代与子代、祖代之间的代际差异不断扩大。老年人在家庭这一场域中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
在老年人尚未适应后喻文化的新型代际观念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向晚辈学习时，晚辈缺乏耐心，老年人容易产生使用压力、焦虑情绪乃至对抗情绪，从而主动放弃学习。此外，经济收入也会造成老年人在代际关系中遭遇不平等，从而抗拒花费金钱获取和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ICT设备。鉴于大量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甚至完全没有经济来源，他们主要依赖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和子女的赡养，这导致了代际关系的重心向下偏移，使得这些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决策权基本上被子女所掌握。在通信技术获取水平的代际差异和长者权威失落心理的双重制约下，老年群体由于能动性和自我独立意识的不足，其主动融入数字生活的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将维持原状或被逐渐削弱。
（四）氛围缺失：老龄友好型社会模式有待探索
在知网输入关键词“老年”“数字鸿沟”，共检索出609篇相关文献，其中2019年之前仅有38篇。从检索结果可以看出，虽然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早就存在，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才显著提升的。现实生活中，社会各界对老龄化带来的变革应对迟缓，数字媒介未能较好地对接老年群体的需求。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老年人无健康码、不会使用App预约挂号、现金支付被拒等窘境被媒体屡屡报道，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反思。
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对中青年和下一代的关注较多，而对老年群体的关注还不够。政策、法律方面，针对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特定支持政策及相关法律和规定还不够完善。在老年教育方面，我国目前针对老年群体在互联网技术普及方面的数字技能培训相对较少，培训内容、形式呈现随意与零散特征。技术的不断更迭与老年身体机能的衰退将持续造成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
解困之思：启动全社会的数字反哺弥合代沟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支持”是一定社会网络对社会弱势群体以物质或精神的手段和方式提供无偿帮助与服务的社会行为。在学界，House和Kahn将社会支持分为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评价支持、信息支持，也有学者将社会支持分为主动提供的社会支持和被动接受的社会支持。考虑前文所述的现实状况，破解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困境应聚焦于“数字反哺何以弥合数字代沟”这一核心问题。
（一）补齐助老“硬件”，破除年龄刻板印象
在政策规划方面，需要继续优化老年人参与数字社会的空间，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及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尊重老年人主体性，赋予其数字融入的权利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工作，为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生活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在教育和宣传方面，应加大对数智化成果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帮助老年人对智能媒介产品形成正确认知，并进一步提高数智化产品使用素养。媒体对老年群体的媒介形象塑造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认知，也会形塑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形象认知。主流媒体应发挥宣传与教育的功能，传播数智化概念、终身学习理念、健康触网意识等能够提供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内容，减少老年人对于学习和使用ICT技术的抵触情绪。与此同时，主流媒体还应致力于摒除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帮助老年群体破除消极的年龄刻板印象，与其他社会支持力量共同营造出老年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二）征召社会资本，引社区“活水”扶老
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不仅可以为个人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还能为社会成员构建一种共享的集体资本。社区作为老年人日常居住和活动的场域，其中蕴藏的社会资本是促进老年人融入数智化生活的重要支持力量。罗伯特·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有助于个体行动者更加有效地为了共同目标而达成共同的行动，如信任、网络和规范等”。各地社区应积极发挥其支持功能，深入整合集体社会资本，丰富老年人的个体社会资本。例如，在社区内设立ICT培训室，联合志愿者、高校等多方力量，传授老年人ICT操作技巧和网络风险管理知识。
近年来，智慧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模式作为一种社区扶老的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模式充分征召和动员了社区内的志愿者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生活照料、心理慰藉、医疗保健等服务，极大地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老年人切实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便利。
（三）推动技术适老，提升老者触网体验
移动终端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作为数字时代发展的重要主体，理应积极承担弥合数字代沟的社会责任，积极构建老年人友好型的环境，并逐渐形成一套保护老年人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的行业规则，以规范的行业自治协同政府治理为老年人安全上网保驾护航。在行业健康运行的大环境下，企业应从老年人视角出发，根据老年群体的身体机能和现实需求等因素，从产品定位、内容逻辑、产品界面到产品服务等全流程进行数字产品的适老化改造。
此外，推动技术适老化也应建立和完善数字服务评价反馈机制，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技术服务与人工服务相配合的方式，确保老年人能够及时将使用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反馈给平台，增强老年人在后续服务中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四）子代温情反哺，激发长辈触网意愿
家庭是数字反哺发生的核心场域，家人作为与老人朝夕相处的“初级群体”，更加了解老人的专属信息需求与情感需求。因此，他们所给予的温情与耐心教导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最直接有效的帮助，鼓励与支持着其主动拥抱数字生活。针对媒介素养较弱的老年人，子代应鼓励他们积极触网、学习新知识，如指导他们安装应用软件、检索信息，并更进一步地帮助他们学会使用软件进行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交往、知识获取等。针对已经具备一定媒介素养的老年人，子代应重点加强老年人数字安全意识和健康上网意识的培养，如教会老年人在鱼龙混杂的信息内容中辨别真伪、引导老年人合理控制上网时间、树立数字权利保护意识等。
结语
正如尼葛洛庞帝所预言：“孩子们将霸占全球信息资源，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几乎具备了遗传性，因为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两代间的代际差异始终都以客观形式存在，数字代沟不可能完全消失。考虑到当前中国老年人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特征以及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至少在短期内，要求所有老年人都“跑步”进入数字社会，恰恰是变相的数字排斥 。
本文在厘清数字化生活与老龄化社会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指出大环境下被数字技术“放逐”的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并根据社会支持理论，针对老年群体融入数字生活这一过程中的重重困境，提出了以社会、社区、企业、家庭为主体提供优质代际支持的对策建议。
最后，回到“以人为本”的初心，老年群体无论接纳还是拒绝融入数字生活都值得尊重，毕竟数字融入只是万千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非人生的必选项。如何让老年群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时代的浪潮中乐享晚年的美好生活，才是更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
（杨燚青：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袁爱清：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