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踏长征路，红军步履未定，未知其终。
如今人们虽知长征其程二万五千里，终于陕北。
但是当时那些沿途摸索前行的战士们，哪知终点何在？
昨日定计，今日因敌变而废，时而困于此，时而迷于彼，一步失足，恐落千丈。
马灯昏黯，仅够照那前行之路一寸光。
即便是这样，红军越雪峰、涉草地，匆匆行进之间，忍痛与坚志相随。
以血肉之躯，筑成长城般的不朽。
中国目前在世的老红军，还有多少？数量少的让人心疼
胡正先
战火纷飞的时候，胡正先尚且年少，从安徽六安县石板冲的山沟里，便跟随牛群在山野间来去自如，无忧无虑。
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放牛娃，岁数还轻，脑海里装不下太多世事沧桑，生活简单得只是牛群和草儿的陪伴。
偶然间，一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向他递来了共青团的入团申请。
对此，胡正先大概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只因为觉得“听起来还不错”，而那时的他，唯一明确的事情，大概也只有牛群的叫声了。
胡正先的职责简单而纯粹，日复一日，除了给组织送信，便是在党的地下组织开会时站岗放哨。
在那些乱世年头里，他或许未必真正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但却坚守着那份责任感。
1932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如火如荼之时，胡正先被分派到独山镇的保卫局，看守着那些不幸被捕的犯人。
当时，红四方面军计划突围，转移到敌人的外围活动。
随着局势的变动，保卫局不再需要娃娃兵，有人劝他：“你还没枪高，回家吧。”
然而胡正先坚持不回，他是觉得与其回家，不如跟随红军到处流浪，倘若红军不要他，他也要默默地尾随其后。
到了1934年春，政治部的干事偶然间问及胡正先是否识字，他回答道：“大概识三四百个字吧。”
次日，干部便将他派往通江总部学习无线电。
在这里，胡正先开始了通讯员的生涯，那是一种全新的战场——没有硝烟的电波战场。
长征途中，胡正先经历了三次草地的艰难行军，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困难，面对着没有路的草地，软绵绵的草地随时可能将人吞没，一不小心便会陷入泥潭，挣扎都难以自拔。
在那苦难的岁月里，胡正先见证了同志陷入泥泞而无法自救的悲壮场面，那种场景足以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动容。
时至1936年10月，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胡正先也在无线电训练班中学成归来。
他的一生，既是一场长征的跋涉，也是一次技术的深造。他以无线电台为武器，在那个没有硝烟的电波战场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立下了赫赫战功
王扶之
王扶之，原籍陕西延安，家乡子洲县，家境贫寒，代代绵延。
五岁丧母，父子二人相依为命。
生活之艰苦，如同日中觅食之雀，终日奔波而食不饱。
父亲无奈，离乡背井，至延安一远房地主家以长工自居。
王扶之初时留乡，后来父亲召他至延安，于是小扶之成了放羊之娃，羊群之中，他学会了孤独。
后来王扶之辗转于各家富农之门下，做一日工，换一日饭。
恰逢父亲求人，将扶之送入私塾，学《三字经》、《百家姓》，虽仅三月书香，却为其日后打下基础。
学业未竟，扶之重归田间，锄荒种地，夜深人静时，野狼四顾，惊心动魄。
那时，延安一带刘志丹红军频繁活动，扶之初见，觉其亲切如邻里。
红军不但战斗，更扫院挑水，与民同苦。十二岁的扶之心生向往，遂向红军表志愿。
“我能随你们一同，可好？” 王扶之问。
红军疑惑地打量他：“你几岁了？”
“猜猜看？” 王扶之机智反问。
红军笑道：“十六、七？”
王扶之颔首：“大抵如此。”
于是，尚未满十三的王扶之，穿起老百姓的衣服，手持梭标，加入了红二十六军“少共营”。
那里的孩子，多为十五六岁，十二岁如扶之者寥寥。这是1935年7月的往事。
虽名为红军，实则仍是平民打扮。
战斗之初，王扶之仅手持简陋的“马拐枪”。
面对东北而来的国民党军，这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娃娃军，竟数次冲锋，令那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
俘虏中的国民党士兵至今难以置信：怎么可能输给一群孩子？
后来王扶之还频频化身，深入苏北敌后。
他不时装扮成各色人等，混迹于伪军之中，以其独特的方式争取伪军的内部支持。
在一次行动中，王扶之扮作商人，潜入涟水县一处伪军炮楼，其任务是确保伪军在我军攻打另一据点时不参与作战。
正当与内线人员交流完毕准备离开之际，突然，一辆满载日军的卡车急驰而至，显然，有人泄露了风声。形势紧急，退路已断，但王扶之依旧不露声色。
或许是多年作战参谋的经验使然，王扶之异常镇定，迅速分析局势，决定装作若无其事。
他拉着在场的几人，摆开麻将桌，假装埋头游戏。
尽管对麻将牌只是略知一二，却也足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
此时，日军步入岗楼，见一陌生面孔，立刻进行盘问。
王扶之从容应对，自称是来此办事的商人。
日军虽不立即离开，继续旁观并发问，王扶之仍旧泰然处之，直至日军未能察觉破绽，这才悻悻离开。
索心忠
索心忽，籍贯四川广元，生于一九二一年六月。
那年，国内外乱世如烟，但他的童年，却在四川的山水间悄然流逝。
岁仅十二，便毅然投身于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起初为司号员和勤务员。
随后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他伴随部队过草地，历任勤务员至饲养员。
他的足迹，跨越冰封雪岭，踏遍草地泥泞。
索心忠，不是传说中的大英雄，头顶上的流弹划痕，只是无声的见证。
长征途中，他的双腿被泡烂，却未尝一言。
他身为政治部主任傅忠将军的警卫员，在一九四二年还曾入抗大学习军事文化，战后参与南京解放，任职电影院总务，后升为电影科科长、经理，直至一九八三年离休。
谈及长征，索心忠常怀旧情深重。
他回忆起那天寒地冻的岁月，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死存亡一线间的险境。
他曾是那些峥嵘岁月里的“红小鬼”，十四岁的他，肩负饲养员重任，粮食匮乏至极。
长征初期，每人背负几斤粮食，小心翼翼地只敢倒出少许，轻轻舔食。
到了草地，粮食所剩无几，大人们尽管饥肠辘辘，仍把食物让给孩子们。
而懂事的孩子们，了解若大人饿倒，谁也难以走出草地的困境，便又把食物让回给大人。
粮尽其食，索心忠他们只得啃嚼草叶与树皮，尽管难以下咽，也只能努力嚼出水来充饥。
在一次绝境之战中，索心忠独自一人，不顾敌军包围，将战马一匹匹牵回阵地，军团对此事高度评价，特地表彰了他的勇敢与机智。
就在那次激战中，一颗子弹擦过他的头顶，给他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再有一回，当与战友奔赴前线，遭遇敌军突袭，一颗子弹击中他的额头，血流满面，却仍坚持掩护战友撤离，那是他的英雄时刻，虽未求之，却自然而来。
索心忠的一生，是抗战岁月的缩影，是那一代人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闵敬德
河南省商城县石牛村，鲢鱼山乡，这里的山峦围绕如脊梁，河流绕村而过，生生不息。
一九一五年春节，闵敬德于此贫苦家庭中诞生。
纵是喜庆的正月初一，家中炊烟却弥漫着困顿，连一顿饱饭都成奢望。
七八岁便跟随父辈下地，为地主家犁田除草，放牛归来，换来的仅是碗冷汤凉饭，稍有差错，便是拳脚加身。
记忆中那日，地主的棍棒横扫而来，他一天一夜未醒。
醒来时，额头上多了一道长长的伤痕——仿佛天际的裂痕，昭示着命运的艰辛。
一九二九年五月，商城起义爆发，红军的号角吹响了石牛村的天空。闵敬德心潮澎湃，随红军扛粮，砸锅炼铁，那些穷困潦倒的日子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力量得到了重视。
“小鬼，愿不愿意参军？”一位红军首长拍着闵敬德的肩膀，问及他的未来。
十五岁的他，铮铮铁骨，一口答应，决心跟随红军，为苍生破苦海，斩妖魔。
换上红军的新装，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尊严和关怀。老兵们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他；未识字的他，开始在营火旁认字学文。
每次战斗，他总是冲锋在前，仿佛要用自己的热血，洗刷所有旧社会的污秽。
当上级赋予他扛旗的责任时，他背对朝阳，红旗高举，仿佛扛起了全村人的希望与重生。
那一幕，他小小的身影在风中显得格外高大，充满力量。
红军的行列中，闵敬德逐渐成长为一位不凡的战士，从班长到排长，再到连长、营长、参谋长、团长……每一步都踏着硝烟，浴着血雨。
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两次负伤，一次是肩胛骨中弹，血浸棉被；另一次则是脸颊挨弹，血流不止，却仍坚守战场。
一九五五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有人替闵敬德抱不平，他却淡然一笑。
生于苦难，长于战火，幸存不易。无数战友陨落，未曾留名，何德何能，向组织索取更多？
他的笑，是那么的淳朴而真切，右脸颊的“大酒窝”既是子弹留下的痕迹，也是历史的印记，每每让人心生敬意。
马志选
老红军马志选从未将辉煌岁月封存于尘封的橱窗，也未将荣誉藏匿在深锁的抽屉。
相反，那些代表荣耀的勋章和纪念章，始终挂饰于他那件褪色的老式军装之上，如同他坚不可摧的信仰。
二〇一六年十月，当山西省军区的一位领导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纪念章送到他手中时，老人的泪水便如断线的珠子般洒落，掩面而泣，竟似孩童般无助。
“国家未曾忘我……”
马志选历经沙场，指骨被弹碎，右臂贯穿，从不曾抛下泪水，然而在那一刻，泪水却悄然滑落。
马志选是三度征战草原，两度翻越皑皑白雪的男儿。
1932年，红军踏入四川平昌，他与父亲马天福在一座深山的寺庙中暂栖。
听闻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扫平天下的队伍，父子俩便毅然加入，虽未知前路如何艰险。
长征途中，父子分属不同部队。
离别前，马天福嘱咐儿子：“行路需谨慎。”并将自己所带的干粮一分为二，留半给儿子。
这一别，便是永诀。
在那段充满荆棘的长征路上，父子俩各自经历种种磨难。
马志选凭着坚毅的意志，一次次翻越难关，而马天福则终不幸狂风卷入深谷，壮烈牺牲。
马志选的坚韧如同他所翻越的雪山，将悲痛深埋心底，继续随军前行。
一直到1936年，他才意外得知，其三哥马礼选也加入了红军，并在战场上走得更远。
那年，三哥已在西路军中成为排长，勇渡黄河。
马志选晚年得知，三哥早在一九三七年的马场滩激战中英勇牺牲。这消息，如晴天霹雳，让他沉默良久。
二〇一八年，四川巴中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纪念馆将马天福、马礼选与马志选三代红军的事迹，镌刻于同一块碑石上。
碑文的开头便是：“全家三人当红军，父子二人捐躯……”
如此，三代人的英勇与牺牲，得以“重逢”。
寥寥无几，叹息不止
截至公元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曾跋涉长征路的老红军，余十八人矣；一年之后，其数缩减为十四。
至今二零二四年五月，更减至区区七人，此情此景，令人感慨万千。
在这段纷扰岁月里，我们若回首往昔硝烟，那些老红军，或步履已蹒跚，或目光依旧炯炯有神，每一位都是穿越时空的见证，是坚持与牺牲的化身。
除此之外，现存老红军中，尚有一九二四年与一九二一年间出生的两位女战士——陈其与王全英。
虽然历经沧桑巨变，愿他们俱享天伦之乐，身体健康，如同秋水连天，悠然自得，恬淡长寿。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已历百余载风雨，新中国亦庆祝其七十五年华诞，人民解放军更是步履不停，铿锵前行，目标是那百年的荣耀。
曾经，老红军胸中的梦想，或许看似悬于云霄，如今，这些梦想一一在我们眼前化为现实，如此触手可及。
是他们当年抱着坚定的信念，穿越重重苦难，铸就了今天的胜景。
这不仅是革命精神的传承，更是几代军人持之以恒奋斗的成果，是无数英雄以热血和责任堆砌的丰碑。
在此，我们应怀以敬仰之心，感谢那些为自由与和平抛头颅、洒热血的老一辈战士，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是我们今日和平岁月的厚重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