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读书必读史，几乎是中国读书人自古以来的规定动作。高度国民共识之下，写史，在国人心中自然而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有文字记录的中华文明有多悠久，国人写史的历史就有多悠长。
从王朝时期的专职史官，到现代文明中专业历史研究机构的学者大拿，治史、写史从来就是史学圈内人的特权，外人难以觊觎。
然而，随着新千年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历史创作走下庙堂，网络“草根写史”热极一时。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非科班历史写手，写出了《明朝那些事儿》这样几乎人尽皆知的超级畅销书，一度开辟出人人争读历史读物的火爆盛况。再来到近几年，世界史的热度过去，中国史题材更受国人欢迎，一拨非科班的历史写作者入局，他们会以何种新的方式重新解读那一段段中国历史？
打开“豆瓣2023年度历史·文化图书Top10”，国内作家的历史作品有两部：排名第八的刘勃《世说俗谈》，以及排名第九的张明扬《入关》。这两位新锐历史写作者，都不是历史科班出身。
而2022年度的这个榜单，也有两位历史写作者入榜，且均为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的《漫长的余生》位于榜首，清华大学历史博士李硕的《翦商》处于第八。
上述榜单只是越来越多的非科班选手投身历史写作的 一个小窗口。这些非科班历史作者常以“票友”自称，他们产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张向荣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韩福东的《大宋病人》，郭建龙的《汴京之围》，唐元鹏的《江南困局》……这些作品被统称为“历史非虚构”。其实早在2011年，大受欢迎的《明朝那些事儿》就改变了读者对历史著作学术性强、晦涩难读的印象，但“历史非虚构”频繁被提及，“大概始于2013年，甲骨文、汗青堂等品牌带起的风潮。”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工作室的策划编辑龚文豪回忆说，“那之后，国内集中引进出版了大量的历史非虚构著作—兼具资料引用和叙事有趣的写作，在虚构类和纪实类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而随着近些年来世界史的式微，大众更加关注“内在”——与自己相关的历史，“中国史，尤其微观史，热度明显上扬，鼓舞了更多的历史学家和非科班出身的历史作家进入这一赛道。”
同样写史，历史学者和历史票友的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排斥个人和主观，即使在经验上可以做出判断，史学写作也只能“眼前有景道不得”；而非虚构写作则不同，它可以根据有限的证据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导出可能的结果。
历史非虚构的创作者不少作者是媒体人出身，他们热爱历史，又深谙大众化写作，在历史通俗化这条赛道如鱼得水，唐元鹏和韩福东就是其中代表。
《大宋病人》是韩福东第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它前所未有地聚焦于一个“病夫”登上大宋皇帝宝座，从治国、得病，到暴崩的故事，独辟蹊径地揭开一个王朝最大最不堪也最可怕的秘密——皇帝是“疯子”。不仅如此，精心挑选病夫堂侄宋英宗上台的“千古第一仁君”宋仁宗，自己也有精神病发病史。宋朝开朝以来将近半个世纪都没有稳定的继承人。
韩福东
唐元鹏2024年的作品《江南困局》也似乎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在中国历史长河里，士大夫阶层从秦汉时期的隐约模糊逐渐走向唐宋的辉煌巅峰，并最终成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的主要纽带。在明朝，士大夫集团的上层，更是大明的筋骨。如此权势，谁能欺负他们呢？而唐元鹏切换视角，写他们受到来自底层的“戕害”——晚明江南繁华表象之下，暗流涌动，六个士大夫家族祸起乡野或奴仆等小人物，进而成为各方争端的牺牲品，沦为刀俎下的鱼肉。他展示了这个阶层脆弱与溃败的一面。
这种非虚构历史的写作，视角独到新颖，语言通俗易懂，但争议也因此而来，诸如作者是否夹带私货？“非虚构写作有别于史学写作，它是面对普通读者的。它追寻线索之间的关联，穿越证据和可能性之间的空白，有的人相对保守，认为这是夹私货等，但我依然认为必须如此——让读者花费大量时间就一个案件自己去推敲、思考，是不现实的。”唐元鹏认为，“非虚构历史写作者的表达方式降低了阅读门槛和难度，从而缩短了吸收知识的时间，能让更多人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很好的事情。”
这样写并非哗众取宠。写作时，他们都仿佛福尔摩斯附体般，草蛇灰线，抽丝剥茧，寻找历史真相。
唐元鹏借用历史教授们常说的一句话：在所有学科中，历史学和法学最接近。“因为历史研究就是根据史料证据进行推理，如同破案一般。”而“破案”已成为当下历史非虚构创作的关键词。唐元鹏自己也是越深入写史，越发现破案的重要性。
譬如他的上一本历史非虚构作品《熊廷弼之死》，熊廷弼任南直隶督学御史时，办案时打死一名秀才，引发了朝野之间大规模党争，导致被弹劾离职。这位曾经在边关杀伐果断的名将，竟然在江南一条小阴沟里翻船—由此引发了唐元鹏强烈的兴趣。他查阅史料，关注到好几起江南由士、民、奴等不同阶层之间引发的冲突，于是在完成前作后，他又开始在古籍中寻找这类冲突的线索。结果由“葛成抗税”，到“桐城奴变”，再到“徐霞客灭门”，以及《江南困局》中的六个故事，他如同福尔摩斯破案般，找到充足的证据，支持自己从士大夫的危机切入写明朝的困境可行性，并最终证明这个帝国的颓败已经无法挽回。
韩福东写《大宋病人》，也展示出“调查记者骨子里的侦破天赋”。在阅读宋史时，他发现，夹在“仁君”宋仁宗和主导“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之间的“小透明”宋英宗，恰好处在北宋由盛转衰的一个过渡点—他的故事能反映出很多重要的时代命题。过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宋英宗和他的精神疾病，也像是帝国危机的一个隐喻。
“他代表一种危机，这危机首先来自前朝，因宋仁宗无子而引发的继承危机；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一个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他也在制造危机，比如在宋仁宗召唤之下不肯入宫，即位后发起“濮议之争”；他的死也是一个危机，他此前未立皇储……这一系列的危机，如何产生并如何解决，有一个巨大的书写与阐释空间。”经过爬梳文献认真辨析，韩福东断言病人宋英宗真正的死亡原因—死于服用丹药，死于汞中毒。这是个全新的说法，在宋史研究中也属首次。
根据宋英宗病情发作的症状，以及赵氏皇族精神疾病遗传史，韩福东在《大宋病人》中推断“癫狂”的宋英宗极有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
当时的医书记载，宋人治疗癫狂给出的药方虽然千奇百怪，但都基本是含有抑制神经系统活跃的朱砂、铅霜之类的毒丹剂。韩福东甚至发现，在宋英宗不愿服药的日子里，重臣韩琦经常手拿丹剂，亲自给皇上服下。这段故事被表功性地记录在《韩魏公家传》里，却成为宋英宗最终暴崩的“呈堂证供”。
此外，韩福东也根据皇后高滔滔对姨母曹太后怨恨的态度，以及帝后夫妇对曹太后女儿们的刻薄冷漠，大胆推测皇后高滔滔极有可能是宋英宗背后真正做决策的人。从小被曹太后抱养的高滔滔，在嫁给宋英宗之前，很可能被宋仁宗睡过了。
独家发现：宋英宗死于汞中毒；最大胆推论：高滔滔被宋仁宗过了一手……历史写作新人韩福东并不害怕把这些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侦破结果”分享进书里。
破案最讲究证据。而新闻人出身的韩福东和唐元鹏，对此充满信心，毕竟对证据——事实真实性的追求，是新闻人骨子里自带的基因。
唐元鹏先后任职于新华社、《新周刊》等媒体。2013年，他入职《新周刊》，创建“历史”栏目。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做就是三年，推出过诸如《大清官员的穷日子和阔日子》《官商勾结考》《宋朝“官二代”》《衡阳保卫战最后48小时》等诸多史料扎实又有着独特视角的历史报道。
后来他又转型去做了新媒体CEO，那段经历让他充分体会到“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熟读历史的他，在所有当下关注的热点事件和人物中，几乎都能在历史长河中找到对应的信息。
唐元鹏在北京建投书局
再度回归历史赛道，唐元鹏依然坚持新闻人“为大众写作”的理念，从事通俗化的历史非虚构写作。“围绕一个事件，我会将不同的说法呈现，将不同的史料梳理给大家看，最后根据常识、自己的人生阅历、对人性的把握，以及当时历史的基本价值观等，做出自己的推论。”他反复强调，“这背后都是扎扎实实的研究和分析。”
韩福东2002年进入媒体行业，曾在《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周刊》等媒体任职。他报道了中国第一例乙肝维权案，为中国乙肝患者命运的改变立下汗马功劳。去年上映的电影《不止不休》，就是以此事作为故事主线，白客扮演的调查记者韩东，原型正是韩福东。
和唐元鹏一样，新闻人韩福东对历史始终保持浓厚兴趣，尤其在近现代史上用力较多，多方搜集历史材料和档案。在《南方都市报》时，他参与创办“新史记”版面，几乎隔一周就要写上一整版的历史类报道。之后，他也常会给《经济观察报》《东方历史评论》等媒体发表历史类文章，累计数十万字。
事实上，韩福东的确在《大宋病人》的史料真实性上“卷”出一个新高度：每一处叙事都有文献来源（每一章都有至少四五十个注释，全书有三四百个注释）；人物的文言文对话虽翻译得极度口语化，但基本都是直译，绝不自主增加一句想当然的措辞；若有推论和阐述，他会表述明白：这段内容是他做出的解释，不是文献事实。
这些都使得《大宋病人》虽然文风轻松，甚至有些戏谑，但它的史实出处比时下很多学院派历史学者的通俗写作都更严谨。
历史写作的真实可以分为“历史真实、文献事实、阐释事实”三个方面。历史真实只有上帝才能完美把握；历史研究与写作能做到的，就是经由文献事实，然后再通过推敲、解释，尽可能地接近历史事实。
所以，写《大宋病人》时，韩福东确定了一个原则：历史事实层面的所有描述都要有来源。在他看来，历史写作的史料绝不允许有半点虚构成分，“不能杜撰故事，是一个严肃历史写作者的底线问题。”
不过，令他遗憾的是，“市面上大量细节虚构的历史著作比比皆是，有些甚至还获得学界好评。”这也导致很多号称历史非虚构的作品他看不下去。一旦他发现书中出现虚构的场景、动作、对话、故事细节……无论多热门多畅销，他都会扔掉不再看。
他并不反对合理想象，“合理想象是一种解释，是推论，属于观点。”历史作家当然可以表达观点、进行推论，有些脑洞大开的想象甚至很能启发人对历史的理解。比如，他就很赞叹宋史专家吴铮强写《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这本书时大开的脑洞。只不过，他对其推论的合理性持保留意见。“毕竟，任何基于史料的想象与推理，都要接受是否合理的再评判。”
促使韩福东写《大宋病人》的重要动力，就是他认为现在很多学者对宋朝评价过高，甚至称唐宋变革开启了现代文明的拂晓，他进入宋史研究之后，发现这种认知与事实不符，经不起推敲。
对历史的认知能力，即对史料的辨析能力，在韩福东看来，是治史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素养。而他自认十年前才开始逐渐拥有这个素养。
在此之前，他崇古，很少质疑古人或圣人的话，但当越来越多的问题没法解释，很多道理也讲不通时，他认识到，崇古是死路一条，“当向圣人和经典看齐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时代的认知就停滞在了返祖的罅隙中，整个社会或许不会有太大的下坠，但亦难有上升空间。”
韩福东不再认为古人或圣人说的话神圣不可侵犯，转为相信人类的认知、智识是踩着前人的肩膀一点一点不断积累、拓展的。
美国作家约翰·M·巴于2005年出版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是韩福东最认可的当下历史写作。
这本著作详细回顾了1918年至1919年那场侵袭全球、造成史无前例灾难的大流感的爆发及影响，并将美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和政府应对策略融入文本，多条线叙事并行不悖，从多个方面构建出这场大流感的样貌。
这是韩福东从未有过的历史阅读体验：纵横交错地记述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流感故事；描写科学、政治与疾病传播互动的过程，同时记述传统医学演化至现代医学的重要里程碑；不忘把当年科学家、医学工作者等在巨大压力下所显示出的勇气、怯懦、信仰、价值观、研究态度和治疗方法留存下来……他不敢想象，作者为这部著作做了怎样庞大且交叉多学科知识的充分准备，才能在写作中如此游刃有余。
这部有关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之作，让韩福东极度震撼，更让他相信：复原与重返历史现场，不仅需要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信息掌握能力、强逻辑，还需要很多跨学科的知识。
现在，韩福东尽可能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医学、生物学、物理学、进化论、认知神经学……他深信：“如果能有跨学科的见解和认知，历史研究和写作会呈现新的样貌。”
《大宋病人》就呈现了他相关的探索。对于宋英宗死因的揭示，韩福东用了现代循证医学的方法；在辨析一些人物的做事逻辑时，他运用了现代心理学、进化认知论等相关知识。
唐元鹏写史，则非常重视对读者认知的影响和触达。不管是内容、情节还是人物，不管是历史事件还是观点传达，唐元鹏都追求白居易的境界—把诗读给不识字的老奶奶听，直到她们也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为止。
“我希望通过大众化的历史写作，让更多读者产生共识和共情。更进一步，把‘朴素的正义感’传达给更多的人。”读史可以明智，明智非常重要。
从历史写作一开始，唐元鹏关心的始终是历史中的普通人。他意识到过去的史书更关注朝堂，即政治、军事、经济这些大视野，以及大格局中的人和事，很少关注民间社会的细节、小人物。于是，写《江南困局》时，他就非常在意让那些声音极其微弱的普通人被看到、被听见。
他为此大量阅读古籍，从明代官修史书、地方志、当事人的奏本书信、文人笔记，及当代学者们的著述、论文中寻找每一条细微的线索，因为他希望读者能和他一样，“去感受四百年前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有血有肉的奴仆、佃户、雇工、泼皮、流氓、书生和孤儿寡母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在《大宋病人》标题为《认知史上的疯癫和文明》的后记中，韩福东直接表明了自己对当下通行的“盛世繁华”的宋朝叙事的不满。“这显然是一种罔顾普通百姓死活的精英叙事。”韩福东认为，宋朝垮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精英分赃体制”。用北宋政治家文彦博的话来说：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老百姓是否便利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是治国的主体。北宋冗官冗费，财政亏空，皇帝努力给予僚臣分赃空间，以换取他们的忠诚，而民间疾苦成了他们听不见的“远方的哭声”。《大宋病人》中提到沙门岛监狱长因粮食不足，每增加一个囚犯就往海里扔一个的故事。一个小小监狱长两年内毫无波澜地持续杀了700多个囚犯。底层民众命如草芥可见一斑。
底层民众的生活，多以数字的形式存在。“传统的史料，原本就已经遮蔽了很多东西，作为专门的研究者，不可能不知道哪怕只有一句的‘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信息量有多巨大。”至于广为称颂的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他认为：“主要共情的是有脸有面的精英阶层，对史书上无面目的底层众生，哪怕是十万人汇聚成的数字，也只有对不起了。”
唐元鹏和韩福东，并不喜欢大时代、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他们更关心的是，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的际遇和生存。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锦鲤
撰文-林中歌、源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