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摘自瓦尔特·本雅明著《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的德国文人瓦尔特·本雅明，曾期望自己成为文学批评家，写过关于歌德、荷尔德林、布莱希特、卡夫卡、波德莱尔等作家的评议，而他关于卡夫卡的批评见解是其中最精彩的文字之一。本雅明将卡夫卡视为一个寓言作家，他通过寓言的形式向人们暗示种种解释的可能性，这种寓言不产生任何教义，因此，卡夫卡的作品澄澈而纯净。
弗朗茨·卡夫卡
（1934）
波将金
据说，波将金患有抑郁症，多少有点规律性地复发。在复发时，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而走近他的房间则是严格禁止的。从来没有人在宫里提起过这种疾病，更有甚者，人人都知道如果对此稍有暗示，就会因招惹女皇叶卡捷琳娜的不满而失宠。一次，这位大臣的抑郁症复发持续了非同寻常的一段时间，并导致严重的障碍；办公室里文件堆成了山，需要波将金签署，而女皇又催逼着要这些文件。高级官员们黔驴技穷了。一天，一个叫舒瓦尔金的小文书碰巧走进了这位大臣行宫的候见室，看见国家大臣聚集在那里，和往常一样呻吟着、抱怨着。“怎么啦，诸位阁下？”热心的舒瓦尔金问。他们向他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并为不能把他派上用场而表示遗憾。“如果就这么点问题的话”，舒瓦尔金说，“那就把文件交给我吧。”由于没什么可损失的，大臣们同意把文件交给他，舒瓦尔金把一叠文件挟在腋下就出发了，穿过长廊和走廊，来到了波将金的寝宫。他没有停步，也没有费心敲门，便转动了门把；门没有锁。半明半暗之中，波将金身穿破旧的睡衣正坐在床上咬指甲。舒瓦尔金走到写字台前，把笔蘸饱了墨水，没说一句话便把笔塞进波将金的手中，同时把一份文件放到他的膝盖上。波将金双目空空地盯着这位入侵者；然后，仿佛在梦中一样，他开始签字——第一份，第二份，最后是全部文件。当最后一份签署完毕后，舒瓦尔金把文件挟在腋下，像进来时一样没有任何麻烦就出去了。他挥舞着那些文件，以胜利者的姿态走进了候见室。大臣们纷纷跑来，从他手中抢过文件。他们屏住呼吸，弯下身来看着那些文件。没有人做声。那整个一团似乎都麻木了。舒瓦尔金再次走近他们，试探地问这些先生们何以看上去如此不安。这时他才看到那些签字。一份又一份文件上都签署着舒瓦尔金……舒瓦尔金……舒瓦尔金……。
这个故事早在200年前就预示了卡夫卡的作品。笼罩这个故事的疑云也就是卡夫卡的谜。办公室和登记处，发霉的、破败的、漆黑的房间，都是卡夫卡的世界。热心的舒瓦尔金，对一切都漫不经心、最后落得个两手空空，就是卡夫卡的K。在遥远而不能接近的房间里昏昏欲睡、不修边幅、无所事事的波将金，就是卡夫卡作品中那些掌权者的祖先，他们或是住在阁楼里的法官，或是住在城堡里的大臣；不管他们身居什么样的高位，他们总是已经堕落或正在堕落的人，甚至最底层、最下流的看门人和老朽的官员，也可能会猝然而惊人地掌握全部大权。他们为什么无所事事？他们是地图册上用肩膀支持地球的那些人的后裔吗？也许这就是他们每一个都把头“深埋在胸前，因此，人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眼睛”的原因，就像肖像中的城堡人，或孤独中的克拉姆一样。但是，他们肩扛的并不是地球；这只不过是因为甚至最普通的物体都有重量。“他的疲倦是战斗后的罗马斗士的疲倦；他的工作是粉刷办公室的一角！”乔治·卢卡契曾经说过，今天，为了制作一张像样的桌子，你必须有米开朗基罗的建筑天才。如果卢卡契想到的是年龄，那么，卡夫卡想到的就是宇宙时代。粉刷墙壁的人要移动这些时代，甚至在他最微不足道的运动中。在许多场合，而且常常出于奇怪的原因，卡夫卡的人物拍打着双手。曾有一次说出了一句漫不经心的话，即这些手“实际上是蒸汽锤”。
我们在恒定而缓慢、或升或降的运动中遭遇这些掌权者。但是，当他们从最深重的腐朽——从父辈那里升起时则是最可怕的。儿子安抚无精打采的、年老力衰的父亲，他刚刚轻轻地把父亲扶上了床：“‘别担心，你全都盖好了。'‘不’，父亲喊道。他打断儿子的话，扔掉毯子，那股力量使毯子在飞出时全部展开，然后他在床上站起来。他只用一只手撑着天棚来稳住身子。‘你想要给我盖好，我知道，小流氓，可我还没有全部盖上。即使我只有这么一点力气的话，对付你也足够了，甚至太多了……可是，感谢上帝，一个父亲是不需要学习就能看穿儿子的把戏的。'……他不用任何支撑就站起身来，乱踢起来。他的眼睛里闪着深邃的光……‘这么说你知道了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别的东西了吧，在此之前你只知道你自己！没错，你是个天真的孩子，可更无可置疑的是你一直是个恶棍！’”当父亲甩掉了毯子的负担之后，他也甩掉了一个宇宙的负担。他必须使宇宙时代运动起来，以便把古老的父子关系变成活的有结果的东西。可那是什么结果呀！他判儿子溺水而死。父亲是施以惩罚的人；罪过吸引着他就仿佛吸引法庭官员一样。有很多事物表明官员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对卡夫卡来说没有什么不同。这种雷同并未给这个世界带来荣誉；它包括愚钝、腐烂和肮脏。父亲的制服沾满了污点；他的内裤是肮脏的。污秽是官员们的一个因素。“她起初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为公众的办公时间。‘给前面的台阶上弄点土’——一个官员是这样回答她的问题的，他可能有点烦，但这使她明白了许多事。”肮脏是官员们如此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属性，以致于人们几乎可以把他们视做巨大的寄生虫。这当然不是指经济语境，而是指理性和人性的力量，这一族就是靠这些力量维持生计的。同样，卡夫卡笔下奇怪的家庭里父亲靠儿子养肥自己，像巨大的寄生虫躺在儿子身上。他们不仅仅损害儿子的力量，而且还蚕食儿子生存的权利。父亲施行惩罚，但他们同时又是控告者。他们所控告的儿子的罪过似乎是一种原罪。卡夫卡给这种原罪下的定义对儿子比对其他任何人都合适：“原罪，人类古老的非正义，包括人的喋喋不休的抱怨，即他始终是非正义的受害者，原罪的受害者。”但是，谁被谴责犯下这种遗传的罪恶——即生产后裔的罪恶——如果不是儿子谴责父亲的话？惟其如此，儿子就是犯罪者。但是，我们不能从卡夫卡的定义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谴责是有罪的，因为这种谴责是虚假的。卡夫卡没有在任何地方谈到谴责是错误的。这里发生作用的是一个永不完结的过程，任何诉讼理由似乎都比不上父亲借以求助于这些官员和法庭的理由更黑暗的了。一种无止境的堕落并不是他们最糟的特征，因为他们的本质就在于，他们的贪污腐化是提供给面对他们的人类精神的惟一希望。诚然，法庭掌握着法律书籍，但却不允许人民去读。“这个立法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K揣摩着说，“人们不仅仅在无辜中而且在无知中受到审判。”法律和明确的规范在史前的世界上还没有书写出来。人们在不存戒心的情况下违反法律，因此可以改过自新。但是，无论对不存戒心者的打击多么严重，在法律意义上的僭越却不是偶然的，而是致命的，是在这里以其全部的含混性出现的一种命运。在对古代命运观念的一次粗略探讨中，赫曼·科恩得出一条“不可逃避的结论”:“命运的规则似乎是引起和导致破坏这些规则的东西，即玩忽职守。”法律权威们也同样如此，他们的法律程序是直接针对K的。这使我们远远超越在12块牌匾上刻写法律的时代而回到史前的世界，书面法律是战胜这个世界的最初战功之一。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书面法律包括在书本中，但这些书却是秘密的；以此为基础，史前的世界更加无情地行使其统治权。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法律与家庭的状况具有多方面的接触点。在城堡山脚下的村庄里流行一句颇具启迪的格言。“我们这里有一句你可能熟悉的格言：官方决策如年轻姑娘一样羞涩。”“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K说，“一种正确的看法。官方决策与姑娘们甚至还有其他共同特点。”这些特点中最突出的是愿意献身于任何事，就像K在《城堡》和《审判》中所遇到的羞涩的姑娘们一样。在家庭内部就像在床上一样放荡的姑娘们。他在每一个拐角都能碰到她们；其余的人几乎没给他带来任何麻烦，就像征服那位酒吧女郎那样容易。“他们相互拥抱着；她那娇小的身体在K的手中滚烫发热；在K总是努力控制但毫无结果的一种无意识状态中，他们滚出很远，重重地撞在了克拉姆的门上，然后，他们躺在那里，地板上到处散扔着啤酒瓶和其他垃圾。许多个小时过去了……这期间，K不断感到他迷了路，他游荡着，来到了以前没有任何人游荡过的地方，甚至那里的空气与家乡的空气也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这里的全部新奇可能会使人窒息，然而，在这样一个令人陶醉得失常的地方，你禁不住要继续走下去，甚至迷失得更远。”对于这样一个新奇的地方我们将有更多的话要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妓女一样的女人似乎决不是美丽的。相反，在卡夫卡的世界里，美似乎只出现在最阴暗的地方——比如，在被控告的人当中。“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条自然法则，仿佛……不可能是罪过使她们迷人……也不可能是正义的惩罚使她们在期盼中变得迷人……那就一定是那些对她们的控告显示了她们的美。”
从《审判》中可以看到，这些程序对于被告通常是无望的——甚至在她们有希望获得释放时也是无望的。也许正是这种无望使她们显出美来——这是卡夫卡作品中惟一受宠的人物。至少这与马克斯·布罗德所讲述的谈话内容是一致的。“我记得”，布罗德写道，“与卡夫卡的一次谈话是从当代欧洲和人类的衰落开始的。‘我们是进入上帝脑中的虚无思想，自杀思想。’卡夫卡说。这使我首先想到诺斯替教的生活观：上帝是邪恶的造物主，世界就是他的堕落。‘噢，不’，卡夫卡说，‘我们的世界只是上帝的一种坏脾气，他的一个坏天气。'‘那么，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显示之外就仍然还有希望。’他笑了。‘噢，有很多希望，无限的希望——但不是我们的希望。'”这些话为卡夫卡作品中这些极端陌生的人物搭起了一座桥梁，只有这些人物逃离了家庭的圈子，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有希望。这些不是动物，甚至不是像猫羊羔或奥德拉岱克（Odradek）这样的杂种或想像的生物；他们仍然生活在家庭的魔力之下。格里高里·萨姆萨在父母的家里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不是偶然的，那个一半是小猫、一半是羊羔的动物原来是父亲的遗传，这也不是偶然的；同样，奥德拉岱克也是家长关怀的对象。而那些“助手”却不在这个圈子之内。
这些助手属于一个人物群，他们不断出现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这个族群包括在《冥想》中被剥去伪装的骗子；卡尔·罗斯曼的邻居，夜里出现在阳台上的一个学生；和生活在南方小镇从来不厌烦的那些傻瓜。他们生存在朦胧（twilight）之中，这使人想起罗伯特·瓦尔瑟短篇中的人物于中出现的那种不确定的光。［瓦尔瑟是《助手》的作者，卡夫卡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在印度神话中，有一些天国的生物（gandharvas），一种未完成状态中的存在物。卡夫卡的助手们就属于这种存在物：既不是其他任何人物群的成员，也不是他们的陌生人，而是从一个人物群到另一个人物群之间的信使。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然的养育，所以才“在一个角落里两件旧式女裙大小的地板上安顿下来。……他们的鸿图大志……就是尽可能使用最小的空间。为此目的，他们在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抱起胳臂，盘起腿，紧密地蜷缩在一起；在黑暗中，人们在他们的角落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个大球。”正是对他们及其同类，对这些笨手笨脚的处于未完成状态的生物来说，仍然还有希望。
可以从这些信使的活动中微妙而非正式地识别出来的，是以压抑和令人沮丧的方式对这一整个生物群施行的法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存在拥有一块坚实的地方，那些坚实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没有一个不是或上升或下降，没有一个不与其敌人或邻居进行身份交易，没有一个不完成其规定的时间然而却尚未成熟，没有一个不是筋疲力尽然而却仅仅处于漫长生存的开端。在这里谈论任何秩序或等级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所想到的神话世界也比不上卡夫卡的世界那样年轻，它一直巴望着神话的赎救。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确信一件事的话，那就是：卡夫卡并未屈服于这个世界的引诱。一位当代的尤利西斯，他让那些塞壬“在他那固定在远方的注视之下”走掉，“那些塞壬仿佛在他的意志面前消失了，而就在他与她们最接近的时刻他再也感觉不到她们的存在了。”在古代世界的卡夫卡先驱中，即我们以后将遇到的犹太人和中国人中，不应该忘记这位希腊人。无论如何，尤利西斯位于神话与童话之间的分界线上。理性和奸诈把欺骗插入神话之中；它们的力量已不再是战无不胜的了。童话是讲述如何战胜这些力量的传统故事，而对辩证法家来说，当卡夫卡继续写作传奇时，他所写的正是童话。他把一些小骗术插入故事中；然后用它们证明“那些不充分的、甚至幼稚的措施也能用来拯救一个人。”他以此开始了“塞壬的沉默”的故事。卡夫卡笔下的塞壬是沉默的；她们拥有“甚至比她们的歌……更可怕的武器……沉默。”她们把这种沉默用在尤利西斯身上。但是，卡夫卡如是告诉我们，他“满脑子诡计，是这样一只狐狸，甚至命运女神也不能穿透他的盔甲。尽管在这里人的理解超越了自身的深度，但他也许真的注意到这些塞壬是沉默的，反对前面提到的对她们的故弄玄虚，而女神们不过是一种盾牌而已。”
卡夫卡的塞壬是沉默的。也许因为对卡夫卡来说，音乐和歌唱是一种表达，或至少是一种逃避的象征，一种希望的象征，从那个中间的世界——既是未完成的又是普通的，既是舒适的又是愚蠢的世界——来到我们这里，那个世界也就是助手们的家。卡夫卡就仿佛一个少年，要开始了解恐惧究竟是什么。他已经进入了波将金的宫殿，最后，在深宫的小室里，他遇见了约瑟芬，那只会唱歌的老鼠，他这样描写那歌声：“那里有些是我们可怜短暂的童年，有些是失去而永远不会再来的幸福，但是，也有积极的当代生活，它的微不足道的快乐，无数的然而却是真实的、无法遏制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