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适逢鲁迅长安行一百周年之际，本报连载王鹏程教授的《1924鲁迅长安行》。该书穿越百年时空，聚焦鲁迅人生轨迹里唯一一次西北之行，透过日常生活、旅途行踪和阅市交游等，在鲁迅的行迹和视线里，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民国长安，也让我们有幸与鲁迅在长安相见。
1924年7—8月，时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的傅铜有感于陕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遂在陕西省政府的支持下，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邀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李顺卿，南开大学教授李济、蒋廷黻，前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东南大学教授陈钟凡，法国大学法学博士王凤仪等十几位学者名流前来西安讲学。他们以民国暑期学校最“豪华”的师资阵容，为三秦大地输入新思想、新学术与新方法，可谓规模空前的文化盛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一页。
“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还有，一贯冷峻深沉，习惯批判反讽的鲁迅，面对哀感顽艳的新题材，能够完成叙事修辞上的转变吗？这也是一个疑问。从写作实践来看，鲁迅“由于不易展布广阔而翔实的背景、难以突破讽刺艺术的限度并解决相应的结构难题，也由于常用来经营短篇小说的文章笔法同样有其限度”，《杨贵妃》自然难以写出。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凭借想象可以还原大唐盛世吗？ 我们不妨看看“理想”的例子。
昭和十六年（1941），日本创元社出版了石田幹之助的《长安之春》，这本书是井上靖的案头书。井上靖说：“我写过几篇描写唐代的小说，《天平之薨》《杨贵妃传》还有其余几篇，总是承蒙《长安之春》给予我的很大的恩惠，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辞典，是参考书，更是我在描写长安之时决不能离开的护身符。”《长安之春》第一篇诠释韦庄的《长安春》，对于唐代的想象非常到位。我们不妨看看石田幹之助笔下的大唐盛世：
长安二月多香尘，六街车马声辚辚。
家家楼上如花人，千枝万枝红艳新。
帘间笑语自相问，何人占得长安春。
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
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
——韦庄《长安春》
农历正月的元旦，群臣百官进京朝贺，从节气上来看长安城已经进入了春季，但直到元宵节赏灯前后，大唐之都依然春色淡薄。 立春后约十五日即进入雨水节气，油菜花、杏花、李花随之开放，花信风渐暖。 至惊蛰时，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蔷薇。 至春分时，一候海棠，三候木兰，可谓百花缭乱、竞相开放。 那时帝城春色微醺，就连东西两街一百一十坊也笼罩在一片馥郁的花香之中，渭河之水晕染霞光，终南山麓日光炎炎。 在迷蒙的春雨中过了清明节，紫色的梧桐花气味清香，郊外的田垄上挺起青翠的麦苗，柳絮缤纷如片片雪花落在皇宫沟渠的水面上。 时至谷雨节气则春色终老，日照映辉日益灿烂，天空亦蔚蓝清澈。 和风暖暖地吹过柳枝，滔滔柳丝则低低垂向浐河、灞河两座桥畔。 怒放的牡丹花如王者般占尽满城春色，惹得城中的男男女女纷纷从家中出来，终日只为追随牡丹花的踪迹。 当楝花沉淀后的甜腻熏香飘荡在黄昏时分时，赫然发现周围的树木已经吐露出新芽，九街十二衢都淹没在这种令人动容的鲜艳的嫩绿之中。 行道两旁的槐树和榆树高大挺拔，遮住了上方的天空，树枝遮蔽下的阴凉也日渐浓厚，凉爽的行道上不时走过稍显疲劳之色的都市行人——崭挺的薄衫上印有些许汗渍的男男女女似乎想在这附近小憩片刻，三五成群的身姿隐约可见，这便是帝都的初夏。 对于长安春天的消逝，诗人心生感叹，借此吟诵出这首惜春之作。
站在京城东城墙的中门春明门处环顾四周，能远远看到西北方三省六部屋瓦连绵的皇城。 其北边最早的宫城（皇宫）露出殿阁的顶角，而在它的东北方，后来的天子之居——东内诸宫的屋顶宛若一座龙宫一般浮起。 盛世大唐玄宗新政时常居的兴庆宫，一角辉映着红墙黄瓦，勤政殿和花萼相辉楼上的雕梁画栋犹现眼前。 西南方紧邻朱雀大街的荐福寺中的小雁塔，在一片民宅中露出高高的塔尖，往南则眺望到慈恩寺中的大雁塔，笼罩在一片紫气金霞中。 这一带是连接上都长安与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等之间“孔道”的都城入口，车水马龙十分繁华。 既有赶赴地方任职的官吏，也有牵着骆驼的商队，还有胳膊上架着海东槿域特产的老鹰、骑着披银鞍的白马，终日在城东的郊野以狩猎为乐的富家公子。 随着唐朝宫廷迎宾的华丽队列，连骅骝也迈着步子缓缓向西，这应该是奉大和岛天皇的钦命远渡重洋前来的藤原清河一行吧。 外国使臣入朝和东方朝拜者都要从这里进入皇都，从日本、新罗、渤海等遥远诸国前来修学求法者，背负行囊不远万里来到此地，也都要穿过此门。 日本国的空海、圆仁、圆珍、宗叡都是从这里进入都城的。 卷发高鼻、金发碧眼的胡人往来于此也并不少见，在大唐坊间听闻有人在春明门遇见西域胡人，这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繁华区和东市也距离这里很近，虽然不及西市，但流寓这里的外国人也不在少数。
在《杨贵妃》的构思上，鲁迅明显过于纠结“实证”，恪守现实主义的真实原则，而没有像《故事新编》那样，让自己的想象力飞驰起来。 这既缘于他对文体跨越——从短篇到长篇——的焦虑，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他的唐代知识储备。 许寿裳说鲁迅“对于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性格，对于盛唐的时代背景、地理、人体、宫室、服饰、饮食、乐器以及其他用具……统统考证研究得很详细，所以能够原原本本地指出坊间出版的《长恨歌画意》的内容的错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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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姜 琼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