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史大纲》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彼时钱穆先生身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席，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颠沛流离，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华。在云南昆明的静谧一隅，他将满腔热忱倾注于中国通史的考证与笔耕之中。生活的艰辛、物资的匮乏，以及国家内忧外患的重重困境，更激发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思考，这一思考如红线般贯穿全书。
钱穆先生强调，探究中国历史之精髓，首要之务在于发掘国家民族内在的独特精神。他期盼，这部彰显士人风骨、汇聚民族力量的史纲，能成为抗战中坚力量前行的灯塔，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国史大纲》一经问世，即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钦定为大学教材，风靡全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它如同一剂强心针，唤醒了国人的民族魂，成为御敌救国、抒发爱国情怀的佳作。
钱穆先生，国学之泰斗，其《国史大纲》乃一部简约而不简单的中国通史。此书遵循大学教科书之体例，力求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去繁就简。从上古三代至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经济社会的起伏跌宕、政治制度的沿革变迁、学术思想的百花齐放及其相互交织的影响，均囊括其中。全书融会贯通，使读者得以洞悉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缘由，领悟国家民族生命精神的根基。
此书不仅是钱穆先生中国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与他的专题史研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透过这部著作，我们得以领略钱穆先生所倡导的史心与史识的交融、智慧与功力的并重。
02
赵汀阳2016年力作问世，以独特的旋涡模式，深刻剖析了从商周至清末，长达三千余年间中国的成长路径与运行法则。他揭示了一个悖论：古代中国，非扩张型帝国之姿，却何以能持续拓展？其奥秘在于，中国的疆域扩展，并非源自对外侵略的战利品，而是外围竞争势力如同礼物般，不断被吸入旋涡之心的结果。
这位哲学家，站在存在论与博弈论的交汇点，广引历史典籍，深掘研究成果，为我们还原了一段“硬历史”——中国起源的真相。他紧随历史的脉络，追踪至中原为核心，如何形成那“中国旋涡”的四大动力之源：象形文字，承载着文明的印记；庞大成熟的思想体系，构筑了精神的殿堂；周朝创制的天下体系，奠定了秩序的基石；政治神学的雪球效应，推动了信仰的传播。
在这个大国崛起、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起源，探寻那份精神的信仰。这不仅是历史的馈赠，更是对未来的期许——让我们以中国的思想、中国的语言，结合现代的逻辑，重新塑造中国的主体性，那份独属于我们的“神性”。
03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古代中国文化讲义》的重订增补本。本书凡十三讲，涉及汉字、婚礼丧仪、家族和社会、儒佛道、阴阳五行、民间信仰、传统的世界观等。本次重订，对内容进行了大量增补修订，增添相当数量的配图，还在每讲后面增加了阅读文献和参考论著，以供读者延伸阅读。
本书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地图，带领读者感受一个早已随着时间远去的“古代中国文化世界”，同时也为读者在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04
国民性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如河流般潺潺流淌，从春秋的清澈，经唐宋的壮阔，至明清时却似瀑布跌落，中国人的性格风貌悄然间发生了深刻的变迁。春秋时代，人们单纯如璞玉，淳朴未凿；唐代之人，雄健豪迈，尚武之风盛行，阳光洒满大地。然而，步入明清，一股流氓之气却悄然蔓延，渐成风尚。这一流变，与专制制度的日益强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国民性，以历史的镜头捕捉其演变轨迹，作者深刻指出，正是那落后的制度，铸就了中国人性格中的某些“劣根”。近代以来，从梁启超的呐喊，到鲁迅的批判，再到蒋介石、毛泽东的实践，无数仁人志士为改造国民性倾注了心血，然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究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设与国民性改造的步伐并未同步前行。
中国人身上，并无所谓的“过滤性病菌”，要彻底改造国民性，关键在于制度的革新与完善。唯有如此，方能引导国民性向更加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05
良心、人心、关心、攻心、掏心、交心、以心换心——“心”在中国文化中起着怎样的组织和主导作用？
终身、人身、翻身、出身、修身、舍身、身不由己——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没有精神性的“身”来称呼自己？
几千年来，“安心”与“安身”的愿望如何构建起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个体的习惯又将如何反映出民族的劣根性和国家的政治格局？
孙隆基先生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做一个“长时段”，用结构观念——针对特定范围的一种共时性设定——来研究中国历史和这种历史延续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其匠心独运之处在于，不是泛泛地罗列出这个民族的国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万剐的切割，给人以深处其间而欲全力挣脱的浓烈感觉，从而达到文化批判的深远诉求。
06
这部以历史为纬度的著作，作者以兼具雅俗、融汇庄谐的笔触，娓娓道来历史上那些引人深思的大小案例。在生动有趣的官场故事背后，作者穿透历史的浮华表象，揭露了那些潜藏于正式规则之下，实则操控社会运转的不成文法则，并将其命名为“潜规则”。进一步地，作者指出，潜规则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人们对现实利害的精明算计与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
书中对潜规则进行了深入剖析，定义了其本质特征，描绘了潜规则阴影下皇帝、官员、百姓各自的处境与抉择，探讨了潜规则滋生的社会土壤，以及它何时可能会逐渐萎缩。潜规则这一现象，虽起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并一度盛行，但其顽固性使得它难以迅速消逝。作者强调，唯有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方能最终根除这一社会痼疾，让光明与公正照亮每一个角落。
07
研究中国历史之途，先有吴思先生之《潜规则》开道，后有洪振快先生之《亚财政》深入，二者将官场、腐败、潜规则之肌理剖析得淋漓尽致。
《亚财政》，乃《炎黄春秋》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倾心之作。此书以生动有趣的案例为引，运笔间既雅且俗，亦庄亦谐，细腻描绘了明清官吏从公务琐事至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场百态、官员心态跃然纸上，纤毫毕现。透过历史的纷繁表象，洪先生揭示出隐匿于社会表层之下的“财富暗流”——“亚财政”。
“亚财政”，实乃官吏集团凭借权力之手，汲取并瓜分社会财富的集体腐败行径。权力悄然介入财富分配，催生了这一官吏间私下运作的非正式财政制度。
此“亚财政”虽非国家正式财政，但其作用却不容小觑，甚至与国家正式财政并驾齐驱。民众在承担“明税”之余，还需背负“暗税”之重。“明税”乃官民博弈之均衡体现，而“暗税”之潜滋暗长，终将突破民众之税负极限，博弈均衡由此崩塌。民变频起，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新的博弈均衡随之确立——此乃中国历史治乱兴衰之“历史周期律”。
中国历史幽深晦暗，现实错综复杂。“亚财政”犹如一柄锐利之解剖刀，让我们得以窥探中国社会之真实运作逻辑。步入21世纪的中国，能否挣脱历史之惯性，跳出“历史周期律”之宿命枷锁？此乃现代中国所面临之严峻考验。洪振快先生通过跨国现代转型之比较研究，从历史与财政之独特视角，给出了自己的深刻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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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现形记》，作为我国首部在报刊连载、直击社会痛点并引发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堪称谴责小说之翘楚，开启了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之先河。此书从下层士子赵温中举捐官、佐杂小官钱典史的卑微处境落笔，如同一根细线，串联起清政府中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乃至军机大臣、中堂等各级各类的官僚群像。书中无情地揭露了他们为求升官晋级，不惜逢迎拍马、钻营取巧，相互间蒙混过关、倾轧排挤的丑态，宛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卷，将近代中国官场之腐朽、丑陋展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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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先生之力作，实为文史哲学子不可或缺之必读佳作，亦是探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之经典著作。此书以专题研究之形式，深刻揭示了“士”在中国浩瀚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作用。
作者余英时先生秉持一基本观点，即将“士”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未定项”。此“未定项”之意，在于承认“士”虽具社会属性，却非完全受限于社会，亦非不能超越其时代与环境之束缚。正因如此，“士”成为了中国文化能够不断超越自我限制、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修订本的基础之上，此书又增录了四篇深具洞见的论文：“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深入剖析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探讨了士人与商人之间的互动如何促进了儒学的转变与发展；“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通过曾国藩这一典型士大夫的生平与思想，展现了士大夫之学的内涵与价值；“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则从宏观角度对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深入考察。
此四篇论文之增入，不仅丰富了《士与中国文化》的内容与深度，更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士”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与作用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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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认为，孔子的思想远非简单的“处世格言”或“道德修养”所能概括，它蕴含着一种深邃的理性思考，是对人生意义不懈探索的体现。这种思想充满了诗意的情感韵味，具备着“终极关怀”的宗教般品质，触及人心最深处的灵魂。孔子的智慧历经世代传承，已经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心魂”，指引着我们的行为准则，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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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清代文坛巨匠吴敬梓之章回小说杰作，屹立于中国古典讽刺文学之巅峰。鲁迅先生赞誉其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深刻揭示了社会之弊病，针砭时弊，不遗余力。胡适先生则称其艺术特色为“精工提炼”，笔触细腻，匠心独运，展现了高超的文学造诣。
有论者更将《儒林外史》推举至世界文学之殿堂，认为其足以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世界文学大师之作并驾齐驱，是对全球文学宝库的一份卓越贡献。此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邃的思想，跨越时空，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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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与“面子”，对中国人而言，似乎是耳熟能详却又少有人深究的概念（鲁迅语）。然而，它们恰恰是解锁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奥秘的钥匙。通过深入挖掘这两者的内涵，我们得以构建一个本土化的分析框架，用以透视它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影响。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一框架还为我们与西方相关领域的对话搭建了桥梁。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对于“人情”、“面子”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往往语焉不详。但本书另辟蹊径，从“关系”及其网络建构的独特视角出发，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当“人情”与“面子”与“关系”相结合时，便会产生“权力的再生产”现象，即权力在关系中流转，让一些原本无权之人得以崭露头角，掌握权柄。
总而言之，本书以社会学本土化的独特视角，既在理论上又在实践中，对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它不仅与西方社会科学形成了有益的对照，更完整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脉络和中国人关系运作的生动图景。这无疑是作者在构建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努力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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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我国首部由文人独立撰写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以其“禁书”与“奇书”的双重身份闻名遐迩。小说巧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片段作为开篇引子，巧妙设定潘金莲未被武松致死，转而嫁予西门庆为妾，由此自然过渡到小说的核心部分。通过细腻描绘西门庆及其家庭的种种罪恶行径，小说生动展现了当时民间的真实生活风貌。
以市井小民为主角，小说从多个侧面、多个层次进行深入刻画，将明代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揭露得入木三分，其深度与广度远超《水浒传》在此方面的表现。《金瓶梅》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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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与史景迁、孔飞力并誉为美国“汉学三杰”，其关于中国近代的重要代表作，不仅被多所美国大学奉为中国近代史教材，更在海外汉学界享有经典之誉，价值非凡。
此书独辟蹊径，摒弃了传统近代通史常用的编年体形式，而是从社会结构这一根本出发，条分缕析地展现了中华帝国从建立秩序、走向强盛，到陷入困境、再谋重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魏斐德在深入剖析中国社会内在发展动力的同时，巧妙融合了内外因素，对中华帝制的衰落给出了独到见解，超越了当时中国史研究领域中盛行的“冲击—反应”模式。
他尤为关注的是：19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内部是否真的缺乏自发的转变？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否真的处于停滞状态？带着这两个深刻的问题，他深入探寻，揭示了帝国主义狂潮席卷之前，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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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精心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集，其中三分之二为首次公开的遗稿，时隔七十年终得与读者见面。书中内容深邃，主要围绕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塑造展开议论，同时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深刻剖析了两种文化的本质差异。梁先生的见解穿越时空，远超当今许多平庸之论。
此书无疑是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宝贵读本，梁先生几十年前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深刻思考，犹如一盏明灯，启发我们积极思索：在未来的三十年里，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