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真的如白驹过隙一般。似乎就在转眼间，当年下乡插队的知青已从翩翩少年变成了白发老人。当年下乡插队的日子虽苦，可如今回忆起曾经的那段知青岁月，反倒觉得苦难也是人生的财富。
为什么说苦难也是一种财富？是因其内涵充满了哲理，即指那种既看透红尘却又有着高格局人的人生态度。就如古人所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论证的就是这个道理。
前面这些话是一位叫张瑞祥的天津知青说的，也算是这篇文章的开场白吧。
要说张瑞祥吧，也是一个苦命的人，七岁那年他母亲得了肺结核，医治无效去世，家里拉下了不少饥荒。张瑞祥下面还有一个四岁的弟弟，是他父亲当爹又当妈，含辛茹苦把他兄弟二人拉扯大的。
张瑞祥是天津市六十一中学的一名初中毕业生，初中毕业没读高中。1969年1月中旬，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同学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天津，到河北承德地区的围场县插队落户，开启了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生涯，那年张瑞祥刚满十六周岁。
围场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冀北山地的过渡带，为阴山山脉、大兴安岭山脉的尾部与燕山山脉的结合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500米，具有坝下、接坝、坝上三大地形区，塞罕坝把全县分为围场坝上和坝下冀北山地两部分。围场县地处塞外，海拔高，自古就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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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处在三九严寒天气，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天津知青初来乍到，都冻得瑟瑟发抖。好在屋里有火炕，一点都不冷。张瑞祥他们插队落户在围场县牌楼七队，李队长把张瑞祥他们十一名天津知青临时安置在生产队的三间茅草屋里，让小队会计杨庆贤家里的（媳妇）帮知青做饭。
杨会计的媳妇当年还不到四十岁，很淳朴善良，说话先笑，张瑞祥他们都亲切地喊她杨婶。
第一天来给知青们做饭，杨婶和她二女儿从家里挎来半筐萝卜和一些粉条，端来一大碗咸菜，她娘俩给知青蒸了高粱面和莜麦面两掺的发面窝头，炖了萝卜粉条，熬了玉米糊糊，还有半碗用熟油拌过的咸菜条。杨婶的二女儿叫杨冬凌，当年不到十五岁，没读过书，但她很聪明，长相也不赖，特别勤快。
从腊月到过完了正月十五，杨婶一直在帮知青们做饭，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知青们都知道了杨婶家的情况，杨婶家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大女儿叫杨秀春，当年十八岁。三女儿叫杨秋香，当年十三岁。因为牌楼贫穷落后，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杨会计家的三个女儿都没读书，但都认识不少字，是杨会计教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杨婶对知青的情况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当她得知张瑞祥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时，她心里特别难受，对张瑞祥也特别关爱。她还跟张瑞祥开玩笑：“瑞祥，我家没有儿子，你干脆做我的干儿子吧，认我当妈妈。”
其实，杨婶说这话并不是开玩笑，她是当真的，可张瑞祥却把杨婶的话当成了玩笑话，他笑着说：“婶子，谢谢您对我的关爱和照顾，可惜我没有这样的福分啊，我要是真有妈妈那该多好呀……”张瑞祥话没说完，突然抹起了眼泪。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知青们也跟着社员们一起往山上挑粪，一起拉犁耕地，一起耙地，一起点种。杨婶看张瑞祥天天担粪拉犁，就用旧棉布和旧棉絮给他缝了一个棉垫肩，亲手戴在了张瑞祥的肩膀上。为此，张瑞祥感动得热泪盈眶。
第二年初秋的一天午后，社员们正在山上锄地，一场大雨不期而至，社员们和知青们无处躲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当晚，张瑞祥就发起了高烧，吃了两次退烧药还是高烧不退。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杨会计去水井挑水，听一名知青说张瑞祥高烧不退，回到家他就让他家里的（媳妇）给张瑞祥送几个鸡蛋去。杨婶赶忙端着几个鸡蛋来到知青点，一摸张瑞祥的额头，还像火炭一样热，她赶忙找来大队赤脚医生，给张瑞祥打了退烧止疼的针。
那天中午，杨婶给张瑞祥用莜麦面擀了面条，煮了炝汤鸡蛋面。看杨婶像妈妈一样疼爱自己，张瑞祥心里很温暖很感动。到了傍晚，张瑞祥还发烧，尽管他说好多了，杨婶还是叫来了赤脚医生，又给张瑞祥注射了大青叶和安痛定。
那次淋雨发烧，张瑞祥在炕上躺了四五天，杨婶像妈妈一样照顾了他四五天。那天杨婶又给张瑞祥做了炝汤面，碗里还有荷包蛋。张瑞祥心里很温暖很感动，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干妈，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湖水喷涌而出。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一样的温暖。
自那以后，杨婶就成了张瑞祥的干妈，张瑞祥就成了杨会计和杨婶的干儿子，但张瑞祥只管杨婶叫干妈，还是管杨会计叫杨大叔，他不喊干爸。有人说张瑞祥认干妈得备上礼物，上门磕头跪拜举办一个仪式，还说杨会计家应办两桌酒席招待一下干儿子和见证人。杨会计说这些都是形式，就免了吧，只要心诚，其他的都不重要。
杨婶原本就是个善良人，刚开始知道张瑞祥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她就很心疼他。自从张瑞祥认了她当干妈，杨婶更加疼爱张瑞祥，帮他缝补衣服，经常让张瑞祥到家里来吃饭，也经常让杨冬凌帮张瑞祥洗衣服。杨婶可真把张瑞祥当成了她的儿子，杨冬凌也把张瑞祥当成了她的亲哥哥，比亲哥哥还亲。
1972年秋后，杨会计家的大女儿杨秀春出嫁了，她嫁到了邻村的宋家营。杨秀春出嫁那天，张瑞祥是以娘家弟弟的身份去送亲的。那时围场的生活很苦，知青和乡亲们平日里连一点荤腥都见不着，去送亲能坐席，能吃上一顿酒席，那可是人们做梦都想的事情啊。去送亲除了能坐席，男方家还会封一个五块钱的红包，那时的五块钱，能买一件很像样的衣服。
杨会计有侄子，按理说杨会计没有儿子，侄子可以去送亲，他不让自己的亲侄子去送亲，反而让张瑞祥去送亲，由此可见，杨会计一家可真没那张瑞祥当外人。张瑞祥也明白这一点，他心里感到挺温暖的。
之后的日子里，杨会计一家对张瑞祥更加关爱，张瑞祥也把杨会计一家当成了亲人。空闲时间，张瑞祥还教杨冬凌和杨秋香看书识字，教她俩学算数。张瑞祥每次回天津探亲，杨会计都会准备一些小米让张瑞祥带回天津，还要赶着队里的马车把他们送到县汽车站。张瑞祥从天津回来，也会给他干妈家带一些天津特产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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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到了1974年秋天，杨会计家的二女儿也二十岁了，她个子高了，也越长越漂亮了，村里的媒婆就开始上门给杨冬凌提亲。那时杨冬凌已经喜欢上了张瑞祥，只是张瑞祥一直拿杨冬凌当妹妹，他从没往感情这方面想过。
那年的春节张瑞祥没回天津过春节，他是在干妈家过的年。除夕夜那天，杨会计和张瑞祥都喝了不少酒，借着酒劲，杨会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瑞祥，你喜欢冬凌吗？你要是喜欢冬凌，就让冬凌给你做媳妇吧。”“冬凌是我妹妹，这、这使不得。”张瑞祥当即否定。
其实，张瑞祥也很喜欢杨冬凌，可他不敢动这个念头，他怕别人笑话。
杨会计看张瑞祥不答应这门亲事，他也没说啥，就接着和张瑞祥喝酒。
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时候，张瑞祥才睡醒，他昨晚确实喝多了，自己是咋回到的知青点，他都记不清了。当他坐起来穿衣服的时候，猛然发现杨冬凌正坐在灶坑里烧炕，杨冬凌的花棉袄就搭在他的被子上。
等张瑞祥穿好衣服洗漱完了，杨冬凌笑着说：“瑞祥哥，咱回家吃饭吧，一家人都等着咱俩呢。”
之后，张瑞祥一直在想，除夕那天晚上他是怎样回到的知青点，冬凌的棉袄为什么会搭在自己的被子上。
后来村子里就有了闲话，说杨冬凌天天跟张瑞祥黏在一起，这大男大女的，早晚会出事，还有一些挺难听的话。听到这些闲话，张瑞祥心里挺难受的，自己倒是没啥，可杨冬凌是个姑娘，她以后可咋嫁人呀。
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人给杨冬凌提亲，结果没成。后来张瑞祥听说人家男方嫌杨冬凌经常和她干哥哥在一起，所以这门亲事才没成。
那年腊月，张瑞祥回天津探亲，杨会计送张瑞祥去县汽车站坐车的路上，他苦笑着对张瑞祥说：“瑞祥，我和你干妈都很喜欢你，冬凌也很喜欢你，我真希望你能做我家的女婿……”
回到天津，张瑞祥把这事告诉了他爸，他爸苦笑着说：“瑞祥，咱家条件不好，你也很难招工进城，要是真能做人家的上门女婿，未必不是好事。”
从天津探亲回来，张瑞祥去了他干妈家，他干妈又说起杨冬凌的婚事，张瑞祥就红着脸脸说：“干妈，您要是不嫌弃我，我愿意和冬凌妹妹……”
就这样，张瑞祥做了杨会计家的上门女婿，他的干妈成了他的丈母娘。
结婚后，张瑞祥搬到了杨会计家，成了名副其实的上门女婿。杨会计一家人对他特别好，张瑞祥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
一年后，杨冬凌生下了一个男孩，杨会计比张瑞祥还高兴，他盼了大半辈子没盼来儿子，却盼来了一个白胖的外孙子。
到了1979年春天，还没招工进城的天津知青都陆续回了天津，张瑞祥因为和杨冬凌结婚，他无法回城，只能留守在农村生活一辈子了。当时张瑞祥也很想回天津，毕竟那时城乡差别很大，特别是围场的生活条件，那真是太苦了。最后回天津的一名同学就劝张瑞祥，让他跟杨冬凌离婚，离婚后他就能回天津。
张瑞祥很坚定地对那名同学说：“我岳父母一家都是淳朴善良的人，也都是我的恩人，就算我一辈子都不能回城，我也绝对不能和我爱人离婚的！”
到了1982年春天，张瑞祥享受了知青待遇，他被招工到县公路局养路段当了一名养路工人，转成了非农户口。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月月都能开工资，张瑞祥很高兴。后来杨冬凌也享受知青家属待遇，她也到公路段当了工人，也转成了非农户口。
1993年夏天，张瑞祥的儿子张刚回了天津，户口也迁回了天津，跟着他父亲一起生活。高中毕业后，张刚考上天津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教育部门工作，和大学同学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目前，张瑞祥和杨冬凌还生活在围场，他九十五岁的老岳母还健在，他和妻子精心照料着老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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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完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张瑞祥很感慨也很激动，他说当年下乡插队落户，乡亲们给了他们知青很多关爱和照顾，他永远心存感激，自己虽然和杨冬凌结婚成了留守知青，但他一点都不后悔，也没感觉留守围场的生活有多苦，反倒觉得很幸福很快乐，因为他娶了一个勤劳善良又贤惠的好妻子，他很知足。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张瑞祥师傅提供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