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中旬，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由石门离开湘鄂边苏区，经洪湖根据地的松滋到达江陵沙岗一带，与夏曦领导的中央分局会合。不久，湘鄂边独立团改编为红三军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
王炳南烈士
1932年10月上旬，湘鄂两省军阀全力围攻洪湖中心区，独立师向洪湖苏区西北方向突围。突围中，夏曦、王炳南率领的一部，与卢冬生率领的另一部分队伍，因在余埠、白湖一带遭敌重兵追击，双方失去联系，以后夏曦和王炳南部经过艰苦转移，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在大洪山与贺龙带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师，卢冬生部则转移到远安一带活动。
红三军退出洪湖根据地后，实行战略大转移。王炳南率部随红三军主力经豫南的桐柏山，从伏牛山西进，过紫荆关，进入陕南。沿途敌军不断围追堵截，在武关附近有敌军3个旅，贺龙对独立师师长王炳南说：“我看要打武关。这是一个考验，一定要打胜。不打胜仗，我们没法走。”
王炳南率领红军一鼓作气攻下武关，歼敌一个营后，红三军才取得一些主动。红三军这次被动的战略转移历时两个半月，跨越了7000华里。1932年12下旬，又回到了鹤峰县境，部队从出发时的15000人减至9000人左右。造成这一恶果的外部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其内部原因则是夏曦在湘鄂西党内军内大力推行王明路线。
关向应
先是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已发动了两次“肃反”。第一次反所谓“改组派”，先后捕捉了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千余人。其中杀害了湘鄂西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万涛，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省工会党团书记柳直荀等。第二次“肃反”，也是反对所谓“改组派”的阴谋，逮捕了241人，杀害了红军三军七师师长王一鸣，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这次反对所谓“改组派”，则是在“清党”的名义下进行的。
1933年元月上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鹤峰毛坝召开扩大会议。夏曦不顾贺龙等人的反对，认为红三军内部成分不纯，必须重新进行一次彻底“肃反”和“清党”，他不但没有认识到前两次在洪湖大规模对湘鄂西苏区产生的毁灭性危害，反而批评要求停止“肃反”的意见是“右倾”为更大规模开展错误的反“改组派”斗争大造舆论。
1月13日，红三军攻占桑植县城。敌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为保存实力，愿与红军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贺龙、王炳南等人在不损害红三军利益的前提下同陈渠珍谈判，争取红三军休整发展的条件。夏曦指责这个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命令红三军向装备良好又以逸待劳的陈渠珍部进攻，在桑植利福塔永顺桃子溪等地数战失利，被迫重返鹤峰毛坝。
在第二次毛坝中央分局会议上，分局负责人竟然说，从桑植作战失利中吸取的唯-“教训”就是又发现了“改组派”的阴谋。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领导权“完全被改组派把持”，在湘鄂边独立团内改组派代表人物就是王炳南。于是，他以“与周小康一起断送湘鄂边助成贺炳南、贺佩卿之公开叛变”“准备随九师一起拖走到刘家寺暴动”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王炳南头上，并于3月24日将王炳南逮捕关押。就这样，从逮捕王炳南开始，直到捕杀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掀起了第三次错误的“肃反”高潮。
夏曦
王炳南在被关押期间，与“左倾”路线执行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我跟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打天下，有什么错?"“左”倾路线执行者见他嘴硬，对他严刑拷打，他骂道：“你们连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都弄不清楚，就把我关起来，真卑鄙！”
王炳南因长时间戴着手铐脚镣，浑身被折磨得皮破肉烂，流脓生蛆，散发着腐臭味。贺龙、关向应前来探望被关押的王炳南，看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叱咤湘鄂边的骁将，如今却形瘦骨立，身陷牢狱，不禁心如刀纹。王炳南看到老军长，心情格外激动。他从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悲愤的泪水，拼尽全身的力气，连脚镣都快蹬断了。他自知来日无多，心情沉重地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多想再为党做些工作啊！”贺龙、关向应表示设法营救。
后来，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写道：“我说、王炳南没有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样子，怕结仇”。就在王炳南与贺龙、关向应见面后的第二天，6月20日深夜，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迫不及待地将王炳南押赴鹤峰麻水板栗树坪的刑场，他一路高喊：“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可是，还是被杀害了。
就这样，这位自1928年起就把自己的命运同湘鄂边人民的命运始终连结在一起，南征北战，屡建奇勋，深受湘鄂边人民爱戴的好儿子王炳南烈士悲壮牺牲了，时年41岁。一同遇害的还有其他12名同志。
噩耗传来，红三军广大指战员都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当晚，贺龙为一起北伐，一起参加南昌起义，一起开辟湘鄂边根据地和创建红军，多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王炳南，竟然惨死在“左”倾路线枪口之下流下了极度悲愤的泪水。
王炳南牺牲了，留下了许多动人事迹在群众中流传着。他早年随岳父学过兽医，走到哪里，只要发现有猪瘟，他就亲自上山采药、配制，具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效，被群众誉为“驱瘟神”。一次，王炳南带领红军在长阳天池口、黄柏山、峰下坪等地游击敌人时，恰逢当地闹猪瘟，老百姓一筹莫展。
王炳南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便利用军务空隙，和警卫员背着粗布包袱，爬山涉水，到深山老林采挖草药。回到驻地，他根据民间秘方，配好药剂，挨家挨户为群众治疗病猪，这一带的猪瘟很快得到控制，为群众挽回了损失，群众流着眼泪激动地说：“王团长真是神仙郎中”。从此，王炳南是“驱瘟神”的美名传开了。
他牺牲后，湘鄂边的群众十分怀念他，逢年过节，或遇自然灾害，都要烧香化纸祭莫他，祈求王炳南烈士阴灵保佑。为防止猪瘟流行，群众干脆在猪栏上挂上一块写着“王炳南在此”的木牌，借它驱瘟避邪，保牲畜平安。湘鄂边人民的这种怀念方式流传至今。
王炳南教育全家干革命。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1928年下半年，父亲王仕杰带着王炳南的两个儿子王盛林、王荣生，不顾年迈体弱，翻山越岭，穿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来到鹤峰投奔红四军。他们刚走到红土坪，不幸被敌姜文周团抓捕。有人告密，说他们是王炳南的家属，敌人如获至宝，连夜押往桑植县城，关进囚牢。
桑植县城东正街贺龙赈济点
敌人对祖孙3人动用酷刑，让他们吃尽苦头，却没有掏出半点东西。遭受3个月非人折磨后，在乡亲们的大力营救下他们才逃了出来。年过60的王仕杰老人不久即含恨去世，他临死前叮嘱两个孙子要赶快找红军去。孩子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掩埋好爷爷的尸体，擦干眼泪又上路了。舅舅朱绍祥冒着极大的风险，带着两个外甥昼伏夜出，来到鹤峰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终于找到了红军。
贺老总见到王炳南的两个儿子十分高兴，便开玩笑地对王炳南说：“你有两个儿子，我一个没有，你应当给我共产一个！”贺老总的话把大家逗笑了。王炳南满口答应说：“孩子们逃出虎口，如今找到了红军，就都是党的儿子，两个儿子随你挑吧！"贺老总朝他们看了一阵，对王盛林说：“我要这个小家伙！”王炳南点头道：“行，茂生，你以后就留在贺老总身边。”按照湘西风俗，借给别人做儿子得另改名字。
王盛林的本名叫王臣茂，小名叫茂生，贺老总略一沉吟，说！“茂生，必然成为茂盛的树林，以后就叫盛林吧！”从此王炳南的长子改名王盛林，当上了贺老总的贴身警卫员。
王盛林在贺龙精心培养教育下，192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历任红四军手枪队长、红三军营长。在红三军从洪湖向湘鄂边转移途中，遭遇“肃反”被错误逮捕，定“罪”等毙之际，经贺龙保释，才勉遭杀害，后贺龙冒险将其偷偷释放回家，2000年，王盛林因病去世，享年90岁。
二儿子王荣生参加红军后，于1933年下半年，因王炳南被诬陷为“改组派”而遭“株连”，亦被杀害。王炳南的小弟王朝义是红军外围的联络员，他经常为红军探听信息，传递情报，还协助红军购买枪支弹药，后不幸被叛徒杀害于唐家山。
1951年，党和国家正式追认王炳南同志为革命烈士，他的遗骸葬于湖北省鹤峰县满山红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