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01年4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和家人合影。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林亚茗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率先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牺牲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他们参与创建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策划革命活动、慷慨捐资助饷、回国参加起义流血牺牲,是革命组织的中坚力量。

  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领导人都是侨胞。资料显示,同盟会在南洋“各埠均设有分会,会员达数十万众”,仅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入会的就有大约三四万人。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创会时会员都是广东籍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能明确身份的286名会员中,华侨超过六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也得力于各国华侨的支持。

  每次革命起义,经费大多数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侨胞。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倾家荡产,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

  辛亥革命唤醒了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推动他们更加紧密地与祖国家乡交往交流,更加主动深入地参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伟业。一百年来,辛亥革命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侨胞们一代又一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家访谈。

  王赓武教授是东南亚历史与华人史的国际权威学者,祖籍中国江苏泰州,生于印度尼西亚泗水,随双亲迁居马来西亚,曾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马来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在马来亚大学、澳洲国立大学、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职。

  在书香馥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管理学院,王赓武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历史、政治、思想融于一炉,他对历史脉络的深刻洞察,对历史细节的灵心善感,让人心生敬意。在王赓武的评点中,辛亥与华人的历史不落在空洞的历史理论,而是建构起来的、具有多种可能的生动图景。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与海外华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包括人力、物力、思想等方面,您怎么看这种联系?

  王赓武:根据我个人了解,辛亥革命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孙中山主要跟外部因素有关。

  孙中山从在夏威夷的华侨社会生活、受教育,受外国影响相当大。他在基督教传教士办的私立学校读书,这跟章炳麟等士大夫阶级和书香子弟大为不同。因此,孙中山所主张的革命跟当时国内一般士大夫有很大差别。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与海外华人会党的关系。那个时候,天地会等海外华人会党已经不再真正地反清复明,但基本组织还是相当重要的,华人在海外生活、做生意都要靠会党帮助、保护。孙中山的哥哥就与香山人在夏威夷的会党组织关系密切,孙中山曾与会党人士有交往,所以再回夏威夷办兴中会就很方便。

  孙中山哥哥把他送回家乡之后,他呆不住,又来到香港,继续念西式书院。在香港,孙中山认识的人也是香山人和基督徒,无形中受当时香港基督教徒和会党人对满清看法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华南人反清的程度比北方人要高得多。

  总之,孙中山没有士大夫背景,来往的人都是会党和基督徒。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要分成两部分,孙中山这部分是普通人的、海外的部分,与国内相比是新想法。

  第二,中国传统中没有现代“政治”的概念。中国的传统是士大夫阶级控制普通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抗力量,比如宗教性的、反对朝廷的,这些不是现代“政治”。现代“政治”的特点是,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公开地讨论,而且一般要建立派别、政党等政治力量。

  孙中山懂得这一点,他念的书里就谈到英美政治。当时,国内许多学者和官员也到西方去过,但都是成人之后去的,用士大夫阶级观点去观察。孙中山引入了现代“政治”概念,他是自下而上的,而梁启超、康有为等士大夫阶级是从管制阶级角度管理中国,是自上而下的。

  保皇派靠写信写文章,孙中山靠演讲争取民众支持

  南方日报:都是谁在支持孙中山?

  王赓武:海外华人大部分都是劳工,少数是工商界老板。根据我看到的材料,一方面,工商界基本上是保守的,不愿意跟满清政府产生公开冲突,因此比较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另一方面,工商界大部分是广府人,孙中山和康梁两派也是广府人,但康、梁的地位很高,是书香子弟、举人和帝师,广府人非常钦佩康梁,所以工商界的广府人大部分是保皇党。孙中山的主要支持者是下层人民,因为会党的关系,普通劳工就比较支持孙中山。

  保皇党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康有为也不愿意搞现代“政治”。他很少跟人演讲,主要依靠书信和文章,这些只有知识分子能看得懂。但普通人能听得懂孙中山的演讲。孙中山通过演讲、募款来争取支持。非广府的劳工界人民比较支持他,至少他讲的话有道理。孙中山懂得现代政治,他在英美亲眼看到了现代“政治”。

  这里有个小问题。孙中山讲的是广府话,闽南人怎么听得懂?美国大部分是广府人,但东南亚不是,泰国是潮州人较多,菲律宾基本是闽南人,爪哇是闽南人和客家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回事儿,劳工里应该有人给他当翻译,当时没有“国语”这样的主流话语。

  可以看到,搞政治多么辛苦,所以一般人不管信不信,对他的坚持多多少少都会佩服。可能嘲笑、挖苦他的也很多,我不相信孙中山一开口,人家就跟着他走。但孙中山能说服别人,这是他的才能。当然传统的太平天国也会说服人去打天下,但这是老一派,孙中山不是老的“天下”概念,是政治的道理和理想。

  南方日报:海外华人华侨为什么支持中国的辛亥革命?他们已经在国外生活很多年了。

  王赓武:一方面当时大部分海外华人华侨是新侨民,在国外待几年赚点钱,为的就是寄回家去买房买田。他们爱自己的家,所以“家乡”的观念很重要。他们关心国内的事情,对土匪恶霸、贪官污吏、士大夫阶级欺负人等事情有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海外华人在海外产生了族群感,这并不是从中国带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是“唐人”,外国殖民地政府、土著都把他们当成“唐人”,不管你来自中国的哪个省份。这种族群感超越了家乡、省份、朝廷、阶级,是一种简单的民族感。海外华人华侨没有国家概念,却有族群概念,要自我保护,建立自己的联系。“排华”客观上也帮助了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所以,孙中山来到东南亚宣传革命,对土生华人一讲就通,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民族主义。

  南方日报:南洋对辛亥革命的支持主要是什么?

  王赓武:东南亚华人支持了十年,他们对孙中山有感情,基本上信任他,这对孙中山是很大的鼓励,他的地位是靠这些人的生命和捐款来维持的,这是一种moral support(道义支持)。

  辛亥革命创造新历史,但中国仍未强大

  南方日报:除了海外华侨,国内因素对辛亥革命也很重要。

  王赓武: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对满清朝廷已有很多不满。例如,士大夫阶级对晚清衰弱不满,对慈禧太后、满洲大官贵族不满;一般的工商界也很不满,因为外国人打进国内市场,“爱国商人”希望能维护国内经济;哥老会等会党反清的观念依然存在;宗教派系里面反抗精神也很强,如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在统治集团内部,工商业要投资铁路,他们不满;新军到日本训练之后,也要求改良;袁世凯对满洲贵族也有不满,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当皇帝。这些都动摇了满清的根基。武昌起义发动后,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失去了控制力。

  南方日报:辛亥革命对于海外华人社会有什么影响?

  王赓武:辛亥革命让华人更加爱国,“爱国”的概念是从那时开始的。

  对中国而言,辛亥革命的作用是把满清打败了,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开端。但中国仍然衰弱、分裂、内战,没有完成统一,并没有强大起来。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大量劳工到海外谋生,没有变化。

  要从两方面看海外华人的爱国精神,一方面是受孙中山启发,他们对民族主义了解更深、更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外遇到了新情况,殖民地政府排华开始了,加上土著排华,更需要中国的保护。

  孙中山主张的革命与士大夫有很大不同  

那些人。

  东南亚500华侨 毅然回国起义

  他们的职业是教师、记者、商人、职员、传教士,分别来自印尼、越南、马来西亚……为了救国的崇高理想,从遥远的地方汇集到一起来,最后将热血和头颅留在了广州、惠州、潮州、钦廉、镇南关……甚至不少人连姓名也湮灭在硝烟之中。他们就是辛亥革命中难计其数的华侨英烈。

  据统计,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组织了27次的起义斗争,华侨直接参加策划、组织的就有15次之多。当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决定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从东南亚回国参加起义的华侨不下500人。他们无不明白,这一去可能是赴死,但都没有退缩。到后来,牺牲的华侨烈士就有29名以上,占全部烈士86名的1/3。

  在马来西亚当传教士的李炳辉,回国参加起义的那天正是他的20岁生日。这位年青轻人给母亲一封信,附诗一首,诗云:

  回头二十年前事,此日呱呱坠地时。

  惭愧劬劳恩未报,只缘报国误鸟私。

  1911年4月27日,当辛亥革命在城市的第一枪在广州城打响时,他随黄兴进攻两广督署,最后至高第街战死,成为葬于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之一。

  在河内开设广隆杂货店的广东南海人罗联,在起义中被捕。当他的族弟去探监时,他说:“我决心舍生取义,希望族弟继承我的遗志。”在刑场中罗联高呼:“中国非革命不能救亡!”

  曾在印尼苏门答腊担任南洋中学校长的罗仲霍,在攻打总督署时受伤在广州旗人街被抓。清警审讯时,他侃侃而谈,并向狱警宣传革命。他最后英勇就义,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愿将铁血造世界”。  

那些事。

  挑一担水赚一分钱 挑水工捐出3000元

  据不完全统计,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的创建,到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华侨捐款达1000万港元之巨。

  檀香山兴中会的开办费、活动费全部都是由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及其他广东籍华侨交纳会费,以及设银会集股筹款。当孙中山急于回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继而在广州发动起义时,因所集款项“不敷大举之需,焦急万分”,邓荫南变卖其商店和农场所得,孙眉也以每头六七元贱价卖掉牛牲一部,以充义款。陈耀垣也变卖自己的商店和所有财产筹集革命经费。最后,檀香山华侨共同努力,终于筹得美金约合港币13000元。

  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所需经费更多,华侨共捐得港币19万元。

  这当中,关于“芽菜祥”的故事最感人。孙中山1900年6月来到河内、西堤等地宣传革命,人群中出现一位忠实的“粉丝”,这位每讲必到的人就是黄景南,是被人称作“芽菜祥”的小菜贩。他加入孙中山在堤岸组织的兴中分会。1907年,他将卖菜所得的3000元捐出,支持镇南关起义。

  另外,越南原西贡的华侨挑水工人关唐,每挑一担水只能得到一分钱。但是,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把半生的积蓄3000元全部捐献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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