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社会功能是解决社会纠纷，而且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文章认强调法院应以解决社会纠纷为核心，法官数量应基于纠纷量和法官能力决定。法院必须接受所有立案诉求，依法办案，保证公正。建议将执行职能从法院分离，以集中精力做好裁判，维护司法公正。
法官员额应以解决纠纷需求为依据
我国法官数量始终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国立案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愈演愈烈，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提出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的奇论，让人不可理解。到底需要多少法官，这个问题必须科学解决。
第一，法院是干什么的？
法院的社会功能是解决社会纠纷，而且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有几种方式：一是自行和解，二是第三人调解，三是半司法性质的仲裁，四是法院司法裁决，五是暴力解决。
正常情况下，不能使用暴力解决。所以前四种方法是解决纠纷的最基本方法，特别是司法解决应该是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种手段。所以，在我们掌权的和平年代，必须以司法解决为核心，把所有问题尽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寻求在司法范围内解决，而不要把司法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甚至其他问题，导致冲突无法解决而形成事件。聪明的办法是把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有其他问题都变成法律问题，让法院做最后的裁决，才能保证社会的持续稳定。
第二，决定法官数量的应该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少。
社会矛盾纠纷多，法官数量就应该多，这是基本常识问题，不用多说。第二个决定因素是法官的个人能力。一年365天，能审多少案子？这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估价。现在有的基层法院法官年审300~400个案子，这保证不了质量，也已经严重超过了法官本身体力所承受的能力，更不要说智力，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法官本身的能力，每年能审多少案子，是决定法官数量的另外一个刚性约束。根据这两个基本约束来确定法官的员额才是科学的，其他的都是不科学的。
第三，由于法院解决社会纠纷的性质，决定了公民申请的所有立案诉求都必须接受。
法院的职责是对所有的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犯罪进行裁决，以保障社会公正和稳定。所以，法院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予立案。不予立案，就等于说这个矛盾法院不解决，公民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去，这必然导致很多的极端事件的发生。
如果法院公权力不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人们就会寻求私权解决。私权解决，就出现了很多极端的案件，如杀人撞人等等。所以，法院必须坚持有案必立的原则，才是法院完成自己社会角色的基本前提。如果连立案都立不上，那要法院干什么呢？有案必立，有案必审，公平正义，逐渐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才能使国家逐步走上法治化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道路，走向法治国家。如此，法院居功至伟，责任重大。
第四，法院必须坚持依法办案，彰显公平。
如果法院都不坚持法律，那法律的前途就太可悲了。法院判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案例为参考，这是中国特色的裁判制度。如果离开了法律来判案，那还叫法院吗？法院就是讲法律的地方，判案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方面的干扰，如果其他方面干扰了，那就完全失去了法院的性质。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哲学家培根讲，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河水，一次法官的错判是污染了水源。法学家江平讲，一次枉法裁判则是对水源放毒。我们首先断绝对水源放毒，拒绝有意枉法裁判。其次要力保法官依法判案，公平正义。然后，才能遏制和减少犯罪。因为社会矛盾的解决，由司法作为后盾，能够得到公平正义，所以犯罪自然会减少。如果司法得不到公平正义，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那社会的稳定就无从谈起了。所以，法院的依法判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道手段。如果这个手段解决不了，社会混乱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依现在每年社会纠纷的总量，以及每位法官每年判案的最大可能性，来决定法官的数量，才是科学的，其他都不是科学的。
裁判执行应从法院分离出去
法院工作十分紧张，人手不够，有些案件根本不予立案，搞得立案难成了一大社会问题，好像成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死问题。可是法院又干了很多不属于自己的事，浪费大量的精力，诸如民事裁决执行、行政裁决执行和死刑刑事执行等等。
第一，司法裁决的执行不是裁判职能。
法院的职能是居中裁判，不是当事人双方，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处于中立状态，其裁判结果容易公正，取得社会信任，所以全世界的法官被称为裁判官。而对于司法裁决的执行，不是裁决本身，而是一种行政职能，与裁决功能无关，只是一种执行裁判的行政手段，必要时可以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达到裁判结果的实现。所以就功能讲，与法院的裁决功能无关。
法院裁判的执行，20世纪50年代是归司法部管的，1959年，司法部撤销，此功能由法院代管，1979年，司法部恢复，执行功能没有回归司法部延续至今。问题不是大家不明白裁判和执行应该分开这个道理，而是权利这东西，太诱惑人，到手的权利不愿意放开而已。
第二，执行分散法院精力，影响中心工作。
法院的中心工作或者唯一的工作，就是裁判，依法解决社会纠纷。法院的这个重大社会功能，对于解决社会纠纷，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作用。如果法院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执行方面，必然影响到其核心工作裁判功能。
比如前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纲要》，在全国人大予以报告，请求监督，不可谓气势不宏大。执行包括刑事执行、行政执行和民事执行，然而最高法院的三年解决执行难问题，仅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其他两个执行并没有纳入其解决范围。就此，三年过去了，花了极大的力气，民事执行难也没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直到现在为止仍是老大难问题。
其实，执行难问题不是法院一家能够解决的，它是个社会问题。如社会征信系统不全，其财产在哪里，根本无从查到，怎么执行？还有如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法院也解决不了。法院仅凭一己之力解决执行难，显然力不从心，其效果当然不会好。但此次活动或多或少地分散了裁判中心工作的注意力，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第三，法院执行容易影响法院的声誉。
如果执行不到位，等于打了法律白条。而人们对法院的执行是寄以很高的期望的，结果并没有如愿以偿，法院打了白条，人们对法院威信产生怀疑，对法院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这些本来不属于法院的工作，给法院抹了黑，影响了法院的声誉，得不偿失。
第四，法院司法执行容易引发腐败。
执行牵扯到物资、金钱等等，容易引发腐败。法院系统执行局长出问题的很多，连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都出了问题，说明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多么容易引发腐败的一个领域。这些腐败分子的出现，也严重地影响了法院的神圣性、高尚性，使法院跌下神坛。现在还有人认为法院是神圣的吗？
第五，法院应该把执行划给其他部门，把编制留给自己，解决法官不足问题，集中精力搞好裁判，保证司法公正，才是法院的正道。
王公义，男，1952年生人，经济学博士，曾任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司法》总编辑，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