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史互证”是陈寅恪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文学研究方法领域，都为后学留下了可供继承的宝贵遗产。结合其代表性著作《〈秦妇吟〉校笺》，可对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进行具体探究。
关键词：《秦妇吟》校笺; 陈寅恪; 文史互证
陈寅恪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师，“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是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目前，针对陈寅恪先生和其文学方法的研究，在学术界在所不尠。据笔者调查统计，自 2000 年以来，论述陈寅恪先生文学研究方法的文章有:2003 年陈先明在韶关学院学报第 5 期发表的《试论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研究》，2010 年刘寅子等在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 3 期发表的《浅析陈寅恪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 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例》，2011 年朱长英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 5 期发表的《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2012 年韩开元在青春岁月第 18 期发表的《文史互证的典范之作: 读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2013 年郭士礼在广西社会科学第 1 期发表的《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等等。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笔者结合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一文，对其“文史互证”的思想内涵与研究方法进行深度剖析与解读，以便后学对这一研究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研究学问过程中有更成功的借鉴。限于笔者能力有限，纰漏之处，望各方家批评指正。
一、“文史互证”的内涵与研究方法
陈寅恪 ( 1890—1969 ) ，江西修水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其主要著述有《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博通今古，是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为其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界影响深远，“文史互证”就是其一。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这样说: “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治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1］3 。这里，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对钱谦益先生有直接的继承性。
陈寅恪先生治学最精华的部分之一是“文史会通”，即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知识，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这个方法又可称为“文史互证”。“寅恪在以诗考史，释史部分发明尤多。寅恪以为唐诗的史料价值最高，因其作者多至两千余人，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反映各层社会之生活与思想”［2］133。“文史互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以史证文，用史学家的理性眼光分析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及作者生活的特定历史环境，以求达到对作家和作品“真了解”。二是以文证史，用文学作品来补史之缺。景蜀慧从内涵方面对“文史互证”方法进行分析: “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之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3］5 。此段论述体现了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深刻思想内涵。
《〈秦妇吟〉校笺》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史料，引经据典。陈寅恪先生对作品中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新的考证，并结合时代背景对此诗禁止传播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二、《〈秦妇吟〉校笺》的发表及“文史互证”的具体运用
( 一) 《〈秦妇吟〉校笺》的发表
据汪荣祖先生的《陈寅恪评传》记载: “寅恪早年在清华所撰长篇之诗证为《韦庄〈秦妇吟〉校笺》。初于戊辰( 1928) 之春，清华中文系同事俞平伯楷写《秦妇吟长卷》，并注明各写本文字之异同，以赠寅恪”［2］134 。由此推断，《〈秦妇吟〉校笺》最初发表于戊辰( 1928) 之春。《〈秦妇吟〉校笺》初名为《读〈秦妇吟〉》，发表于《清华学报》( 1936) ，后于昆明自印线装本，改名为《〈秦妇吟〉校笺》，再后于广州出油印本，又改名为《〈秦 妇吟〉校笺》。因此，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之作应先后应有三个版本: 一是民国 25 年昆明自印本《〈秦妇吟〉校笺》; 二是《清华学报》第 11 卷4 期所刊载之《读〈秦妇吟〉》; 三是《岭南学报》12卷 2 期刊载的《〈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此三种稿子内容相同，时有增补订正。又，198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寒柳堂集》收录本又有新的补正，然而，是时陈氏早已遇害，所谓“新的补正”非但微乎其微，且真实度亦不无可疑。
( 二) 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运用
1.《秦妇吟》词语的校笺与考证
《秦妇吟》的校勘笺注工作主要集中在建国之前。其中王国维的《韦庄的〈秦妇吟〉》( 北大《国学季刊》第 1 卷 4 期) ，罗振玉的《〈秦妇吟〉的校本及跋》( 《敦煌零拾》) 具有发轫之功。其后，较为精细的是周云青的《〈秦妇吟〉笺注》(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小丛书本) 。当然，贡献最巨者当属陈寅恪先生的《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上海 古 籍，1980 ) 。陈 寅 恪 先 生 在 研 究 此 诗时，以其大文化史的眼光，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掘微发隐，真知灼见，产生出了一些突破性成果。如:
“出门唯见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4］125 。
关于“汴路”一词的考证。王国维校本云:“汴路”一作“洛下”; 罗振玉校本: “汴路”作“汴洛”; 周青云笺注云: “汴洛”谓河南开 封 至 洛 阳也。陈氏引用《元和郡县图志》徐州条云: “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4］126 。同书同卷宿州条云: “其地南邻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4］127 。又《白氏长庆集》杭州刺史谢上表云: “属‘汴路’未通，取‘襄汉路’赴任”［4］127 。陈氏由此推断“汴路”乃当时习用之名词，不可改为“汴洛”，亦不得释为“开封至洛阳”。陈氏之观点已为学界普遍认可。至此，陈氏又据《李文公集》，结合相关史实，考证作者韦端己作此诗的时间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问题。如《李文公集·南来录》云:
“( 元和三年十月) 乙未去东都，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 二月) 乙酉次宋州，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庚申下汴渠入淮，壬戌至楚 州，丁 卯 至 扬 州，辛 未 济 大 江 至 润州”［4］127 。
又同书同卷《题桄榔亭》云:
“翱与监察御史韦君词皆自东京如岭南，翱以( 元和四年) 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韦君期以二月策马疾驱，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约自宣州会我于常州以偕行”［4］127 － 128 。
又结合《元和郡县图志》徐州条、润州条、宣州条等相关条目对“汴路”、“埇桥”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参照夏成焘先生的《韦端己年谱》进一步提出结论，即“汴路”就是“汴宋路”。虽然此说不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对后学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陈先生从古代典籍中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诗中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汴路”、“埇桥”等词语，强有力地提高了陈寅恪先生观点的可信程度。
对“大彭小彭”、“野色”等词语的解释，虽然不能成为定论，但却能给人以启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诗云: “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抱鞍泣”［4］142 。陈寅恪先生提出唐代“奴呼主为郎，主呼奴为邦”，而“彭”与“邦”古音通假，因此“此二句诗意，则只谓主人及奴仆，即举家上下全体忧泣而已，非有所实指也”［4］145 。陈氏对此的见解是较为精辟的，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陈氏的“以史证文”、“以文证史”、“文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不仅使诗中的疑难词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而且使诗文所体现的意义更加清晰。
2.《秦妇吟》之讳因
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颇显其考据之才，从史诗与地望考证诗中所述“从长安到洛阳”，以及“从洛阳东奔之路程”。然更主要者，则是揭出韦庄讳言此诗的缘由。
《秦妇吟》一诗本是写当时人民避黄巢之乱的惨状，但韦庄之弟韦蔼在编其兄诗集《浣花集》时却未曾收入。但此诗的敦煌写本甚多，足见其当时流传之广。因此，陈寅恪先生则怀疑韦庄晚年讳言此诗并结合《新唐书》与《旧唐书》及其他相关古籍中的相关史实对韦端己讳言此诗的原因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并提出了颇有影响的观点。
《旧唐书·王重荣传》云:
“重荣知( 河中) 留后事，乃斩贼使，求援邻藩......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犄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4］137 。
《旧唐书·杨复光传》云:
“时秦宗权叛( 周) 岌，据蔡州，复光得忠武之师三千，入蔡州说宗权，捭同义举，宗权遣将王淑率众万人，从复光收荆襄，次邓州，王淑逗留不进，复光斩之，并其军，分为八都，鹿宴弘晋恽李师太王建韩建等皆八都之大将也......”［4］137
《新唐书·王重荣传》云:
“即拜检校工部尚书，为节度使，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祥于华州，执以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5］138
《新唐书·杨复光传》云:
“俄而起为天下兵马都监，总诸军，与东面招讨使并力定关中”［4］138 。陈寅恪先生在考证韦端己晚年讳言此诗的原因时取《新唐书》、《旧唐书》中王重荣与杨复光两传的相关史实与《秦妇吟》中所述一妇人“从长安到洛阳”之路程具体内容相互论证。另外，又参考《资治通鉴》、《北梦琐言》等相关史籍，综合推究，得出: 无论其是否为端己( 韦庄) 本身之假托，抑或实有其 人，《秦 妇吟》中之秦妇，因黄巢洗长安后逃难出城，其路线必经杨复光部队之防区，如秦妇避难之人，于丧乱之中，弱不自济，而有委身驻军之事。陈寅恪先生推测杨军八都大将之一王建，后为“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端己北面亲王之主”［4］140 ，必有女委身之事，韦庄之《秦妇吟》“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货，故虽系其生平之杰构，亦不得不禁其传布”［4］140 。陈寅恪先生的“适触王建新朝宫闱之隐情”之一观点的提出顿时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可。《〈秦妇吟〉校笺》中陈寅恪先生在论证此观点时不仅借助古籍中的相关史实，而且又通过文章本身的具体内容来印证，在印证文章内容的同时，又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可以说，这是陈氏在运用“文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过程中的典范之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三、陈寅恪“文史互证”的贡献及方法论意义
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思想的形成和方法的运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元白诗笺证稿》可谓其巅峰之作。“文史互证”的核心即为“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
考察陈寅恪先生具体研究成果，很少有纯粹理论概念的逻辑论证，更没有留下诸如“史学概论”或者“史学研究法”之类的著述，而是把所有的思想和方法都融入到了具体的文史研究中。通过对陈寅恪先生不同著作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确知，陈寅恪先生非常注重通过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历史”的考察来体现其思想理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先生自认为是在对孔子“知人论世”之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后自觉选择的研究路向。这一点也成为陈寅恪先生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重要理论特征。其对“知人论世”的理解，虽然并没有 通过理论的形式宣讲出来可是在诸如《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相关研究中都已彰显出来。在陈寅恪先生看来，“论世”非常重要，即考证史实，展现时代背景: “知人”则为对于“个人历史”的考察，从中突显出“自由灵活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这是其他学者所无法企及的。陈寅恪先生的“文史互证”沟通“文学”与“历史”，从中国的文学和历史特征出发，以发扬民族精神之悠长。由此，陈寅恪先生才会探究“秦妇”的出逃路线，才会考察《秦妇吟》自禁之讳因，才会为陈端生和柳如是这样的闺阁女子做传，以表彰我民族“自由之精神和独立之精神”。
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是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建立在他深厚学识的基础上，建立在他横贯中西的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视野中。“文史互证”的方法论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开展研究的正确途径。面对类似的研究对象，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借鉴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法来实现研究目标。同时，我们也要根据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研究问题，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再阐发和再创造，使这些研究方法更完善、更有利于文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视学术为生命，将自己的平生所学奉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事业，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后辈，我们应该对前辈学者的研究进行总结，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人格精神，为人类文学和史学的蓬勃发展开辟出更加广阔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