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晚年忆胡适

胡适：“我没见过他”

1958年9月，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书出版不到半年，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一本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来编选的书，书中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路线，是打着反对形式主义的旗帜来贩卖形式主义的黑货，“这面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白旗”必须要坚决地拔掉。有境外媒体对此次批判进行了报道。胡适老友程靖宇看到报道后，在香港买了两本《宋诗选注》寄给胡适，其中一册托胡适转送另一友人。1959年4月29日，胡适收到寄来的《宋诗选注》，他对身边的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胡适回道：“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抄》选的。”约略翻了一翻书，接着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胡适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0年版）

20天后，胡适复程靖宇函，又提及钱锺书和《宋诗选注》：

……关于《宋诗选注》，我实在看不出何以这书会引起那么大的攻击。倘有关此事的资料，乞寄我一点，我很想看看。

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得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花寺》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不算得好诗。

1984年，钱锺书收到汪荣祖寄来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他对书中胡适点评那一节很重视，常指给世交近友看，頗为得意。在《宋诗选注》的新序里，他特别指出：“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0至21页评及《宋诗选注》，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确实写得不错。”但对于胡适说“没见过他”却“耿耿于怀”。

小说家们的臆想

在早期钱锺书研究中，因为实在难寻钱锺书见胡适的直接材料，一些学者费了许多周折，只能在学术层面做“钱锺书与胡适”研究，以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可谓用心良苦。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做胡适与钱锺书研究，开篇即言：“据笔者目前所能查索到的资料看，胡适生前与钱锺书既无一面之缘，也无直接的书信来往。所以至今尚未有人认真地把他们并列在一起，纳入议论的课题。实际上他们之间在思想意识的深处，早已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在各自的文札里，都有过有关对方的重要的评述。”（黄艾仁《是非长存天地间—— 胡适与钱锺书的神交细节》，《胡适与著名作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在信息未公开的情况下，严谨的学者只能做“胡适与钱锺书神交细节”的考察，而联想丰富的小说家，却可以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有作家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钱锺书见胡适的场景：

一天，胡适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观。其时已过黄昏，看书的学生开始陆续走散。阅览台后的管理员百无聊赖，垂首枯坐。铜座绿罩的台灯前只有这位声言“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锺书，沙汀孤鹜般凝神观书。胡适眼前一亮，近前坐在他旁边的椅上。

钱锺书本不认识胡适，又是个定力十足的书痴，他钻进书里的时候哪怕四周围的地都塌了，只要他的桌子脚椅子腿下面还有那么一小块尚未塌陷的，他也不会去理会。胡适随手翻看了他的笔记本，又看他在书页空地上涂些短语批注。突然胡瞅见这个大学生的椅边靠着一根文明棍，便伸手抄起，拿在眼前观赏。他打破隔膜，说：“绅士气派嘛。”然后自我介绍，“在下胡适之，尊姓……”

钱锺书久闻学界宗师胡适大名，相见之下感到他待人温和亲切。素常孤僻不喜交际的他，心中大喜，推开书就跟胡交谈起来，胡适倾听了他的学业情况和学术见解，分手时将文明棍交还钱锺书，拍着他肩头说：“看来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强。我们这一代都是土派的，你们是洋派的。”以后胡博士又专门请年少气盛的钱锺书吃过三次饭，这在后起的青年学人当中可算得是少有的器重。日后谈起胡博士，钱锺书给他很高的评价，除去学术因素之外，不排除中国人固有的“知遇之恩”吧。（张建术《魔镜里的钱锺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大学者”力捧在清华读书的“小学究”，这是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小说家们的臆想，而不是纪实的、严肃的人物研究。

杨绛：“胡适真是个交际家”

时过境迁，在近年逐渐公开的资料中，“钱锺书见胡适”已不再是捕风捉影的传说了。尤其是当事者钱锺书与杨绛，先后以不同方式披露了与胡适见面的情形，显然，他们是比较看重这段历史的。

钱锺书第一次见胡适的时间不在20世纪30年代，而在1948年。1987年5月25日，黎澍与李锐到三里河拜访钱锺书。李锐十年后回忆道：“记得是从胡适谈起。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而汪荣祖、弥松颐则亲耳听见钱锺书自言三晤胡适。2002年，杨绛撰《怀念陈衡哲》，追忆了三次见面经过。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钱锺书时为合众图书馆顾问，在馆兼职。杨绛记道：

不久后，锺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锺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红木板面的宣纸册子，上面有几位诗人的墨宝。我并不想请胡适为我用墨笔写上这样的诗。所以我想，这胡适很坦率，他就没想想，也许有人并不想求他的墨宝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纸，我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锺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杨绛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那时胡适研究《水经注》正在兴头上，在全国各地找不同版本的《水经注》。1948年11月28日，胡适在致合众图书馆总干事顾廷龙的信中曾自我解嘲：“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合众图书馆藏书丰富，胡适查阅《水经注》自然漏不了合众，加上他还有一批书信寄存于该馆，钱锺书见到他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首次见面三个月后的1949年1月14日，胡适到上海。1月17日，叶景葵在家设宴请胡适，钱锺书受邀作陪。钱、胡第二次见面。关于这次见面，杨绛记得较为简略：“锺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

两个月后，钱胡又一次见面。这次是在上海任鸿隽、陈衡哲家中，杨绛言在1949年初。因杨绛自己在场，故记得最为详细。此番见面由陈衡哲一手安排，胡适想见见写剧本的杨绛，杨绛也“很想见见他”。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杨绛全集》第三卷）

去任家前，钱锺书和杨绛照例带去了任鸿隽非常爱吃的鸡肉包子。到任家时，胡适已先到。包子要趁热吃，胡适、任鸿隽与钱锺书三人，就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同吃鸡肉包子。三人边吃边谈边笑，吃完包子后又喝咖啡。他们围坐在一起，开始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谈近事时，胡适跌足叹恨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烧掉了，因为这封信毛自称“你的学生”。

正值易代之际，关于去留，显然是话题中不可缺少的：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杨绛全集》第三卷）

那天晚上，胡适还有一个晚宴，主人家派来汽车接他。于是，胡适起身告辞，任鸿隽和钱锺书送他到门口。回到蒲園后，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钱锺书为胡适辩解：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告诉他说，杨绛乃“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钱锺书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老岳父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胡适为何自称是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学生，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作了说明：“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

1949年2月到3月间，胡适又几次到合众图书馆。4月6日，胡适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沪赴美，临行前，还特至合众图书馆向顾廷龙等道别，并写字数幅。但，钱锺书与胡适再未“偶遇”。

“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

上海的三次见面，给钱锺书留下了深刻印象，晚年的他记忆如初。1984年7月17日，钱锺书致函汪荣祖，追忆了与胡适在上海三次见面的一些细节：

上海解放前一年，博士来沪，遇合众图书馆，弟适在翻检（弟挂名为该馆顾问），主者介绍握手。博士满面春风曰：“听说你是个humanist（似有春秋之笔，当知弟为吴宓先生学生之故），做的旧诗很好。我也做旧诗，昨天还写了一首五律（图书馆主者忙送上拍纸簿、铅笔），写出来请教大家。”写出后，以纸交弟曰：“你给我宣纸，我为你用毛笔写。”诗只记有“半打有心人”句。此纸保存至“文革”时，与其他师友翰同付一炬。弟并未受宠若惊，因此结识。过数月，博士又来沪，从陈衡哲女士处，得悉内人家世（陈女士极偏爱内人），欲相认识。陈因在家请喝茶，弟叨陪末座;胡与内人谈话，略见内人《我的父亲》文中。敝寓近一小吃店，以“鸡肉包子”得名，陈女士夫妇皆爱吃，内人常以此馈遗之，是日亦携往，博士大赏“好吃”，而陈甚节俭，备点心只是“蟹壳黄”小烧饼，博士嗤之以鼻曰：“此等物如何可以请客！”陈怫然，事后谓内人曰：“适之做了官，spoiled了！”……（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华书局2020年版）

这封亲笔信极具史料价值，细节生动，信息量大，基本印证了杨绛的回忆。钱锺书可能还有一次与胡适见面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他曾对人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所以，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锺书。”（胡明《迟到的纪念》，并强调“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转引自范旭仑《“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东方早报》2013年10月27日）以钱之禀性，“请教”云云不像他的作为。钱锺书曾对人谈及陈寅恪，说：“我一向不敢高攀名流，错过了向他请教的机会。”可作同观。但也有可能这次见面时间短，他们没有太多的交集，钱锺书以后很少提及。也许他压根也不愿提及这次不被重视的见面，他念念不忘的是上海的三次见面。

晚年胡适的一句“我没见过他”，引发了当事者与读者的许多猜想。

杨绛认为，胡适之所以说“我没见过他”，很可能是“贵人善忘”。但她据胡适“大陆上正在‘清算他”这句话，怀疑他并未忘记，“他自己隔岸挨骂，可以不理会。但身处大陆而遭‘清算，照他和我们‘吃tea那晚的理解，是很严重的事。他说‘我没见过他，我怀疑是故意的。其实，我们虽然挨批挨斗，却从未挨过‘清算”。（《杨绛全集》第三卷）

无论怎样，“故意说”成了很多人的共识。如汪荣祖亦云：“胡适记忆有误，从正面看，或因宅心仁厚，不愿牵连，故曰‘没见过他。”其实此言值得推敲—— 那时胡适与钱锺书远隔万里，大陆闭塞如铁，胡又何以能“保护”钱呢？理性地看，胡适的话或许应改为“我不记得见过他”或“我不知道是否见过他”要确切些。其实像胡适这样的大忙人，哪一天没有应酬，哪一天没人请吃饭？在忙忙碌碌之中，是否见过小字辈的钱锺书，他自己也可能不清楚了。梁实秋曾幽默地说：“胡先生交游广，应酬多，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家里可以无需开伙。徐志摩风趣地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对胡适的人格品质怀有好感

在已发表的有关钱锺书与胡适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钱锺书熟稔胡适的著作文章，中学时就读过《胡适文存》，在自己的文章、札记等中多次语涉胡适之学术观点，显示了对他思想的重视，于现代学人中并不多见。钱锺书向来对不喜之人，常避之唯恐不及，独对胡博士念兹在兹，这是一种对人态度的最好说明了。虽然他对胡适的一些学术思想并不认同（当然也有明承暗合的地方），但这属于学术分歧，并不妨碍他对胡适人格品质的判断。这就像他对陈寅恪的态度：“我很佩服他的博学，而对于他的思想始终抵触。”然而，这导致了一个错觉，有人以此认为钱锺书瞧不起胡适之，并轻下结论：“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锺书则更看不起胡适。”（黄恽《燕居道古》，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黄恽《秋水马啼》，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这是连坐的惯性思维。

其实，钱锺书不仅对胡适的人格品质怀有好感，对其思想也有认同。作为留洋博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胡适没有背弃旧婚姻，这一点钱锺书想必很欣赏。钱锺书看重的是文人的私德。

即使在枯燥的钱氏手札中，也偶尔能窥见他对胡适的一丝心迹。手札《秽乘》论袁洁《蠡庄诗话》语：

卷十汪圣清赠戴坪五律起四句云：“客游如象戏，老矣过河兵。步步穷前路，迢迢失旧营。”按胡适之“过河卒子”诗作于五十岁时，为人曲解，意颇愤愤，尝与余言之。不知此诗已在先，惜不能一告之也。（《“我钱锺书认他胡适之”》）

“尝与余言之”，亲密之状呼之欲出;“惜不能一告之也”，言语间流露伤感，发有感慨，引人联想。

“文革”后，胡适在学界被重新认识，他在大陆地位的变化，引起了钱锺书的关注。1986年，钱锺书在一封信中谈及这一现象，文字中有欣慰之意：“胡公已渐得rehabilitation（恢复名誉），公道自在人心，乃知电视剧《末代皇帝》编导者之愚陋……”钱锺书不会想到，20世纪后期，胡适、陈寅恪还有他钱锺书，在学界成了学者开口捉笔必提之人，“胡学”与“钱学”皆成“显学”。

与胡适接触过的人，多对他怀有好感，这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得到过证实。晚辈们称赞胡适“这个人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也是颇为难能可贵的。”（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悼·念·忆》，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20世纪上半叶，在当时的文苑儒林，胡适成了“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以特有的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围绕在身边，形成了庞大的“胡适派文人”群体。而钱锺书也早就被人划入“胡适派文人”之列。

“胡适派文人”

钱锺书清华未毕业时，钱基博就告诫儿子，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但偏偏这一时期，风华正茂的钱锺书与“胡适派文人”走得最近。

在当时的《新月》月刊上，钱锺书以“中书君”的笔名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新月》是新月派的代表刊物，而新月派正是胡适、徐志摩等领导创建的。从1932年起，钱锺书的清华老师叶公超还担任起《新月》的主编。钱因此而被目为“新月派”或“胡适派”，也就不足为奇。他在清华的另一位老师吴宓就这么看。钱锺书牛津毕业时，在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任教的吴宓，听说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拟聘钱锺书为外国语文系主任，惶恐不已，“惟钱之来，则不啻为胡适派，即新月新文学派，在清华，占取外国语文系。结果，宓必遭排斥。此则可痛可忧之甚者。”【《吴宓日记》（第六卷），三联书店1998年版】吴宓俨然将学生认作“胡适派”了。

钱锺书在《新月》发表的文章中，以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著名。该文中钱锺书还替胡适抱不平，令人印象深刻：

本书讲公安派颇详细，讲竟陵派不过寥寥数语，这当然因为公安派在理论上比较有发挥。但周先生因此而谓公安派持论比民国文学革命家，如胡适先生，圆满得多，这也许是一种立异恐怖！公安派的论据断无胡适先生那样的周密;而袁中郎许多矛盾的议论，周先生又不肯引出来。

胡适没有理由没读过这篇文章—— 那时他的《四十自述》正在《新月》连载。严格来说，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上，钱锺书算不上“胡适派”，只能说从知识分子群体精神特质来看，他有“胡适派”的影子。有学者认为，从胡适那一代人算起，钱锺书是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自由主义”的标签，在钱锺书研究中其实提得并不多，特别在钱锺书1950年到1998年的人生轨迹中更难以看出。

仔细观察钱锺书的一生，他在上海最后四年的言行、经历和朋友圈，才是他一生中最有“胡适派”气质的时期。而胡适也正好在那时候回到国内。

1946年7月，胡适结束长达9年的美国生活，回到上海。这年9月，储安平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在杂志的封面上，赫然列着70余位撰稿人名单，钱锺书在列。不久，胡适作为特约撰稿人也刊于封面。但胡适始终没有给《观察》直接写过稿，倒是钱锺书在刊物上发表了5篇和政治无关的随笔。这是钱、胡在《新月》之后发生的再一次关联。1948年12月，国民党查封《观察》，杂志停刊。1949年初，钱锺书与胡适第二次见面，胡适在席间发表言论，大意即后来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对苏俄给予了严厉批判。有人认为，胡适对苏俄的认知判断，钱锺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赞同的。“在苏俄观问题上，钱锺书与胡适应该是有共识的”。（林建刚《钱锺书为何高度评价胡适？》，《南方都市报》2015年7月12日）而在第三次见面时，他和胡适“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前途”，无话不谈。如果没有共鸣，这些话题也不会深入下去。

1949年初，国民党败守江北，雷震等人见组织新党已完全不可能了，开始准备发起一场“民主自由中国运动”，以图挽救国民党的败局。雷震积极联络胡适、傅斯年、王世杰、杭立武等文化教育界、政界民主派名人，准备组建自由中国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在胡适、傅斯年、王世杰、杭立武的参谋下，雷震起草了“自由中国纲领草案”，草拟了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这份90人的名单中，胡适位列首位，钱锺书位于第19位。其师友罗家伦、梅贻琦、叶公超、张其昀等均在。这份名单中，除少数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外，多数是文化教育界名人，名单中的多数人，后来要么去了台湾、香港，要么去了海外其它国家。钱锺书等人是少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于一个刚届不惑的中年学者，钱锺书是不多的能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获得肯定与接纳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