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墨笺楼
2017年1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午12时18分，当代著名国学大师、红学大师冯其庸先生仙逝，这一天离他的生日只差四天。而在2017年1月《光明书榜》上推荐的10种图书中，关于冯老的书就有两种，即《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老先生似乎了却了他的心愿，所以安详的离去。正如他的口述史所说，他的一生可谓历经风雨，而又波澜壮阔，他是一个靠“瓜饭”养育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师，是一个具有玄奘一样百折不挠取经精神而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师，冯其庸先生就是一个传奇。冯老的离去，震动了多少人的心弦，人们的悼念，是对冯老的敬重，更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需要大师的时代又少了一位大师。而冯其庸与周汝昌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红学公案，其门户之争，小肚鸡肠，误会误解，完全可以说是百年红学论战案例精华缩影，特整理如下。读后可一笑了之。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是由红学家冯其庸口述，宋本蓉记录整理的，书中有详细叙述了他和周汝昌之间的恩恩怨怨部分细节。
特别指出：叙述此段红学大家之间的恩怨如档案记录一般，时间、地点、与会人员，所有你想知道的和未曾预料到的细节都审慎精确，值得深思，愿各位看官耐心欣赏。”
好了，请大家坐好，舞台大幕已经拉开，我们一起欣赏这次精彩演出吧。
周汝昌专拆冯其庸的台？
争议焦点1：国际研讨会上拆自家人的台？
冯其庸在文中说：我在那个会议上的论文是《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戊本”凡例》。我提出来甲戊本凡例跟正文有差距，后人作伪配上去的痕迹太多。甲戊本把脂砚斋的批语拆成几段分布在别的不相干的地方，这些看起来，完全可能是抄书读书人做的手脚。我的论文里，统计了明代、清代所有的小说、戏曲，有没有凡例，有多少凡例，有多少没有凡例，举了许多例子。小说中间有凡例的极少，而甲戊本，这个凡例本身都不像凡例，许多条凡例也经不起推敲。
我在那个国际会议上讲完了这篇论文以后——当时国际会议上有一个规矩，现在也是这样——有一个评论组，马上就发表评论了。评论我的那一次，评论组的组长是李田意，若干年前还不断地跟我通信。这位李先生马上就说，冯其庸先生这个论文是权威性的，我们评论组不可能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他说了等于是定论。全场的人都鼓掌，都表示我讲得有道理。
正在这个时候，突如其来周汝昌站出来了，他说我不同意冯其庸的这篇论文。大家都大吃一惊，你们是三个一起来的，怎么自己给自己拆台？我也想不到，他会忽然冒出来反对。我论文里讲到甲戊本不避“玄”字讳，“玄烨”的“玄”有一点。甲戊本很多的地方的“玄”字都有一点。这跟乾隆时期的抄本，不大一样。因为“玄”字是国讳，都应该避讳的，怎么乾隆十九年，不避康熙的讳？不可能的。
我提出来，凡例的第五条，全部文字是庚辰本的回前评，摘录了这么一段拿去当凡例的第五条了，这个完全跟凡例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一条甲戊本版口里有“脂砚斋”三字，雪芹当年穷困潦倒，哪可能有专印的稿纸？这些地方说明，都是书商作伪的漏洞。
他一共说了三点反对意见。周汝昌反对那个“玄”字不避讳，他说，甲戊本现在只有十六回，还有六十四回没有了，也许这六十四回里的“玄”字避讳了呢？所以你这个“玄”字不避讳不能作为定论。
我本来觉得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不应该自己驳难自己，被人家笑话。这不是家里学术讨论，这个要给国际上好的影响，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回答。国际记者不少，闹出笑话来，大陆来的人自己争起来了，所以我一直沉默。
没有想到潘重规先生发言的时候，一开头就说，我不像冯其庸先生，对周汝昌先生的提问不做回答，我对所有提问我论文的人，我一概都要回答。他故意用这个话来刺激我。我觉得我不能不回答了，不回答会造成更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也考虑到我一定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声誉，维护我们中国红学家在国际上的影响，我不能真的跟周汝昌争起来了。趁着这个机会，我说，刚才潘先生说我不回答，我说其实我不是不回答，我对任何问题都要反复认真地思考，对周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我不能草率地答复，现在既然潘先生这么讲了，我当然得回答。
我就故意说，我说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几个研究《红楼梦》的老朋友，在家里互相抬杠、互相提问题，这是习惯了。我说刚才周汝昌提的三点，我并不是现在才知道。我的文章出来以后，先给他看了，他马上就给我提了这些问题，我们大家都当作开玩笑这样来提的。既然他刚才把这三个问题又提出来了，我也把我当时在国内，我怎么答复他的讲给大家听听。
我就举了一条，我说“玄”字不避讳，周先生说还有六十四回散失了，也许在散失的部分里是避讳的。我说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举的事实，事实是不避讳，你也应该用事实来回答我的事实，你不能用一个空想来否定我根据事实提出来的问题。我说我也可以同样的回答周先生，那个散失的六十四回里，你认为可能是避讳了，我认为可能完全都不避讳，这不是抵消过去了。我说这个空对空是不能作为论据的。结果底下全场鼓掌，满堂彩声，觉得我批驳得非常在理。周汝昌先生就说，我们都是开玩笑的。他顺着这个台阶就下来了。
争议焦点2：谁汇报？谁署名？谁受益？
冯其庸在其他文章中说：我们于12月25日中午12时回到北京。因为在苏联的几天活动过于疲劳，我又生过一次病，所以回家后就休息。
12月27日一清早，我刚起来，沈锡麟同志即来接我，说李一氓老要我速去汇报，只有很短的时间，李老还有别的事。我上车时，见李侃同志已在车里，沈锡麟同志原想再去接周汝昌同志，但李老正在等着，只有很短的时间，怕李老着急，所以直接把我们送到他家里。李老已经在等了，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将通过的协议草案交给他，很简要地说了谈判的情况，并说明双方还要有对等的签字，才能生效。李老当即就说由我驻苏联大使杨守正代表中方签字，这样问题立即就解决了。因为李老另有事，一共只谈了十几分钟，我们就告别了。
李老是一位热肠快性的人，事事讲求实际，他认为这部书的序言不必写长篇学术文章，只需写一篇短文介绍此书的来龙去脉，说清原由就行，所以文字限定在三千字以内。并嘱沈锡麟同志通知我，先由我起草，因为我较为年轻，可以快，然后交周汝昌同志改定，名字周汝昌在前。
记得序言是5月29日写好的，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因为只要三千字，而且只要介绍性的文章，所以并不费事，文章的署名是周汝昌在前，我在后。我将文章很快就寄给了沈锡麟同志转李老。由李老看过后再转周汝昌同志改定。到很晚，我才知道周汝昌同志不同意我的初稿，也不同意共同署名，只同意用他已发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上题为《“在苏本”旧抄本〈石头记〉论略——中苏联合影印本代序》这篇文章，由他独自署名，并将他的文章寄给了李老。李老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两国合作出书的协议写得清清楚楚，要两位学者共同署名。后来没有办法，由李老决定，序文用我写的稿子，署名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名义，后者是我的建议，因为我不愿署名，以免不必要的纠葛。
与吴恩裕的交往
左起：蓝翎、李希凡、冯其庸、周汝昌、
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
大概1974年的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个同志叫王宏钧，拿了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抄本到吴恩裕先生那里去，请教他，这一点薄薄的抄本有没有意义？吴恩裕先生看了这个本子以后也拿不定主意，他初步有一个判断，这像是己卯本流散出来的部分，但是找不到依据。
他就跟他的夫人骆静兰一起到张自忠路我住的地方，五层楼上，跑到楼上来找我，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你是书法家，你辨别笔记比我强，能不能辨别一下这个本子？我说，要判断这究竟是不是原来的己卯本散失出来的部分，只有到北京图书馆去查。如果这几回北京图书馆藏的己卯本里有，那就不是它散失出来的；如果它残缺了，那就有可能了。也可以对笔迹，是不是那几个人抄的，笔迹总归是可以对得上的。他一听我讲得有道理，他说，那咱们一起到北京图书馆去核对。
他还发现这三回又两个半回的《红楼梦》的残抄本里，有一个“曉”字，少一个弯勾，他说，这个“曉”为什么会少这么一笔？我们两个人共同想到，这是避讳，就是晚辈避长者的讳。当时就想，那会是避谁的讳呢？他想到纪晓岚，会不会是纪晓岚家里的本子？所以避“曉”字的讳，这个猜想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有一个“曉”字。我就说，要查它究竟是不是己卯本散失出来的部分，这也是查的一个证据，看北京图书馆藏的本子里有没有避讳的字。吴先生说，那就很难说，因为避讳只跟抄主有关，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其他人就不避讳了。他认为避讳捉摸不定，只有对字迹才行。我说，两个都要查对。
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图书馆。吴先生说，你找避讳的字吧，我来对笔迹。我说，也好。没有想到，他对了半天，老是犹豫不决，看看笔迹又像是一个人，又不像是一个人。
后来我们再仔细把这两个本子合在一起，发现己卯本的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是六七个合抄的，有六七种笔迹都对得上。这几回是这个人抄的，这几回是那个人抄的，都对得上。
我再北京图书馆藏的己卯本里，发现了“晓”字的另外一处避讳。同样的，“曉”字也少了一个弯勾，这一下证明是对上了，己卯本也避讳，凡是碰到“晓”字都少那个弯勾。说明抄主规定他们这个字要避讳，要缺末笔。
特别是我在查“晓”字避讳的时候，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字也避讳，就是“详”字。元妃省亲那一回里，当时元妃命题，叫贾宝玉他们写诗，中间有一句叫“华日祥云笼罩奇”，这个“祥”字，右半边的“羊”字只有两点三横，没有中间一竖。这个“祥”字也避讳，除了“晓”字避讳以外，有多出一个“祥”字避讳。
我再找，在打贾宝玉的一回里，“打得不祥”了，那个“祥”字，右半边两点三横没有一竖，是“羊”字少一竖。与刚才那个“祥”字的避讳完全一样。这证明己卯本里凡是遇到“祥”字也都避讳。那就不会是纪晓岚家的本子了。
后来我们查到康熙的第十三个儿子叫允祥，通称十三阿哥，他的儿子叫弘晓。如果能确定是怡亲王府家的抄本，就更了不起了。
那么能不能找出别的证据来证明己卯本是怡亲王府家的呢？我在北京图书馆随便翻，意外地发现一个卡片——《怡府书目》，那是怡亲王府的原件。我高兴极了，就请北京图书馆的同志把这个书目帮我取出来。
拿出来一看，这是怡亲王府的藏书书目，第一页上盖了好几个图章，都是怡亲王自己的图章，“怡亲王宝”“讷斋珍赏”“怡王讷斋览书画印记”，“讷斋”是怡亲王的别号，证明这个《怡府书目》是怡亲王府家的原件。我们翻了半天，翻到了“晓”字一样也是避讳，但是整个书目里，当天没有找到“祥”字。
第二天，我因为要上班，没有去。吴恩裕先生又去了，专门拿这个《怡府书目》仔细翻。幸亏看了第二遍，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宝元天人祥异书》，这个“祥”字也避讳，也是少一笔，这下我们十分高兴。在怡亲王府自己的藏书书目里找到了跟己卯本同样的两个字的避讳，这是铁证如山，两相对照，再也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当时就决定写一篇文章，第一，王宏钧拿给吴恩裕先生看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就是己卯本散失出来的部分；第二，己卯本是怡亲王家里的抄本，因为有两个避讳的字放在那儿，铁证如山。这篇文章是我回来写的。吴恩裕先生说他也写，结果他没写。我把我写好的稿子交给了吴先生。等了快一个礼拜，吴先生老是犹豫不决，一直拖着。
吴恩裕先生的夫人骆静兰同志着急了，就跟吴恩裕先生说，你自己也不写，你也不改他的文章，我看这篇文章讲得非常周到了，你们赶快发表吧，你不发表，别人写个简短的，先发表了就是别人发现的了。这下把吴先生说动了，就决定发表了，照原文一字未动。
我尊重老先生，他比我年龄大，给他看稿子的时候，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前面，也没有说是谁主笔，就是我们两人合写的。《光明日报》拿到这篇稿子，非常重视，觉得这是个大发现，马上就在最显著的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一公布，就轰动了。我就得这是1975年。
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
人人都知道冯其庸先生是蜚声中外的红学家，或许是因为他在红学方面的成就太突出了，以致掩盖了他在许多其他方面的造诣。殊不知，冯其庸先生更是一位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学者，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是一位堪称一流的书画家。他除多部红学著作外，还出版有戏曲论文集《春草集》、古典文学论文集《逝川集》、散文序跋集《秋风集》，以及《蒋鹿谭年谱、水云楼诗词辑校》《吴梅村年谱》《朱屺瞻年谱》，大型摄影集《瀚海劫尘》等等。今天像冯老这样知识渊博、虚怀若谷、视野远大、多才多艺的学者真是太少了。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在《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一诗云：“红学专门众所宗，画书摄影更能工。何人一手超三绝，四海堂堂独此公。”
冯其庸先生是一位真正的诗人，读他的诗会使人深深感受到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非凡的才华。他写过许多旧体诗，尤其是纪行诗，写得气势磅礡。例如1990年11月到武威北面的腾格里大沙漠中调查新发现的汉代古城时，他赋诗云：“大漠孤城雁字横，红河东去杳无声。汉家烽火两千载。我到沙场有余温。”随后当他在风雪中登上嘉峪关城楼时，又赋诗一首：“天下雄关大漠东，西行万里尽沙龙。祁连山色连天白，居塞烽墩接地红。满目山河增感慨，一身风雪识穷通。登楼老去无限意，一笑扬鞭夕照中。”冯其庸先生的诗曾得到国画大师刘海粟老人的高度赞赏。有一次。海老请冯其庸先生在他刚画好的八尺大幅红梅上题诗，只见冯其庸先生挥毫写道：“百岁海翁不老身，红楼一树见精神。丹心铁骨依然在，不信神州要陆沉。”海老见诗，极为满意，说这幅画要自己收藏，不能送人了。冯其庸先生的诗读来真是令人痛快淋漓，心胸为之一畅。
诗、书、画融汇一体
冯其庸先生不仅诗写得好，而且能书善画。他的草书行云流水，飞逸倜傥。有人说他的草书深受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束，别具一格。而他的青藤、泼墨花卉，更是兼有吴昌硕齐白石的风格。而他更爱画葫芦、葡萄，那真是一绝。刘海粟老人就曾称赞冯其庸先生的画“全是青藤笔意，此诗人之画，学问人之画，气质不同，出手就不凡，故不与人同也。”冯其庸先生的书法、绘画被称为文人书画的代表，尤其他的画运古入新，自出新意，而且往往是诗、书、画融汇一体，堪称文人画的上品。他的书画已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许多博物馆珍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