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于枢的书法非常有名，其笔法飘逸洒脱，毫不凝滞，与赵孟頫齐名。
宋朝的书风崇尚意，因此越来越有丑书的意味，即使是宋朝的大书法家，也写成了丑书。赵孟頫、鲜于枢、李倜等人追求复古，重启魏晋遗风。因此，拯救了元朝的书风。
鲜于枢与赵孟頫情谊笃厚，堪称元代书坛的一段佳话。二人相识于早年，因对书法的热忱走到一起，常并肩研习草书，于墨香中交流心得、分享创作感悟，结下了深厚情谊。
赵孟頫对鲜于枢的草书造诣钦慕有加，曾由衷感慨：“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 这番直白表露，尽显其对鲜于枢书法的认可与推崇，更映照出二人坦诚相待、毫无保留的真挚友情。
鲜于枢，生于 1246 年字伯机，晚年自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斋号 “困学之斋”，祖籍德兴府，生于汴梁，辗转寓居扬州、杭州，在当时书坛地位斐然，与赵子昂、邓文原并称 “元初三大家”。
其墨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为 2004 年北京翰海拍场现身、成交价高达 4620 万元的手卷，纸本，笔锋中锋直下、圆劲丰润，尽显雄浑朴茂；另一本作于元大德五年（1301 年），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此卷款署 “大德辛丑夏六月”，彼时鲜于枢已五十六岁，距其逝世仅一年，堪称绝笔之作，满含一生书艺凝练的精华。更有相传的岳雪楼藏本，用笔沉着老到，气象雄浑，引得诸多后人赞叹。
《石鼓歌》 虽是草书，却并非肆意挥洒、连绵无度，多以中锋运笔，沉稳扎实，既有魏晋小草及孙过庭《书谱》的典雅精到，又饱含怀素草书的奔放豪迈，字与字间虽少大草那种笔笔牵连，却字字独立又意态连贯、呼应紧密，恰似将灵动与庄重完美融合，结字庄严规整，毫无轻浮之态。
鲜于枢在取法路径上独辟蹊径，直溯源头，从晋人 “阁帖” 汲取养分，深入研习怀素《圣母帖》，从而铸就自身稳健高古、气象博大的风格。观其笔锋，笔笔中锋，锋芒内敛，恰似藏锋于墨间，尽显含蓄醇厚。
其中既能寻得怀素《自叙帖》行云流水之影，又可嗅出《十七帖》的古朴典雅气息，更有章草笔法的古韵悠悠，将晋唐书法的精妙集于一纸，重现古人笔墨神韵，让观者得以透过此作，窥探晋唐笔法之堂奥。
中锋直下是其根基，稍敛毫芒则添几分含蓄蕴藉，笔画圆劲丰润、笔力遒健，这般扎实功底，绝非朝夕之功可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其传承自米芾的 “悬腕法”，以肩带肘、以肘运腕，纯用腕力掌控毫端，无论字体大小，皆悬肘书写，确保笔笔中锋、字字力透纸背，恰似赋予文字生命与力量，使其跃然纸上。
酒酣之际挥毫，更是奇态百出，笔墨酣畅，气势跌宕，将书法的艺术感染力发挥到极致，楷书的雄逸、行书的洒脱、草书的奔放，在其笔下融为一体，各展风姿。
鲜于枢扎根晋唐，广纳张旭、怀素之长，融合汉魏章法与篆籀笔意，笔下满是 “古雅”“侠气”，格调超凡。赵子昂自叹 “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足见鲜于枢草书在同辈眼中的卓越地位。
鲜于枢行草《石鼓歌》诞生于元代复古风气正盛之时，彼时宋朝书风重 “意”，乃至出现偏离正统审美、趋近 “丑书” 之态，鲜于枢与赵孟頫等人力倡复古，重启魏晋遗风，挽元朝书风于狂澜。
石鼓文作为现存最早刻石文字，历史文化价值极高，韩愈曾赋诗呼吁保护，鲜于枢多次书写《石鼓歌》，借行草之体，既表对石鼓文尊崇，更展对晋唐书法追慕，以笔墨践行复古理念，为后世传承古典书艺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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