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初，谭延闿又一次下台，辞去湖南督军兼省长的职务，由湘军师长赵恒惕接任。赵恒惕初揽大权，好大喜功，于7月间发动援鄂战争，出兵湖北，令陈渠珍率部随之出湘援鄂。贺龙不愿参加这种不明不白的战争，按兵不动。经湘军援鄂前敌总指挥宋鹤庚一再电令督促出兵，贺龙才率部进抵湘鄂边境的公安县地区。途中，援鄂阵线已散，军事行动不了了之，贺龙奉命率部进驻桃源县，担任遭水下游防务。
贺龙驻防桃源县时，又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落脚点，有条件与知识界人士广为交往。他接触了当时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思想开明的桃源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彭施涤、以湘西政治摇篮闻名的省立二师校长田佐汉、陈伯陶等，都成为贺龙的嘉宾，交往颇多，使贺龙在思想上受到启发。贺龙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执着爱国和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很为钦佩。
不久，陈图南和他的同学花汉儒也来到桃源。他们住在贺龙的司令部里，每天与贺龙相聚一起，无所不谈。陈图南是当年介绍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引路人，但他的思想却有了变化。他大谈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大讲取消一切政府，取消一切法律，取消军队和警察，撤销监狱，要人人绝对自由等等。而花汉儒却讲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讲“五四”运动。这两位同学在贺龙的司令部里常常为各自的主张争论不休。贺龙对这些主义素无所知，听得很新鲜，也很入迷，他开始了对主义的思索，对国家前途的思索。
花汉儒带来不少进步书籍和刊物，向贺龙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俄消灭剥削阶级，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推翻俄国封建帝制的沙皇政权，打垮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工农当家作主的情况。又说，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人农民觉醒，一定会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和伟大意义等等。
贺龙对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理论、新思想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对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很为神往、很为兴奋、很为羡慕。他请花汉儒为他讲解社会主义学说，讲解进步书刊上发表的文章。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像小学生那样专心聆听，又像探索者那样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问：“世界上有没有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去奋斗的党？”
花汉儒说：“苏俄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指共产国际)。”
贺龙又问：“中国有没有共产党？”
花汉儒说；“以前有好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北京、上海，甚至在法国、德国，我们都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今年刚刚成立了共产党。”
陈图南和花汉儒都向贺龙讲过：光有人和枪还不够，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好像走路时的指路牌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贺龙明白陈图南所指的党自然是中华革命党，而花汉儒所指的一定是共产党。他后来说：“当时我听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和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理、有根据，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不久，贺龙奉命移防辰溪、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陈图南被贺龙留在军中担任副支队长，成为贺龙的主要助手。
1922年是中国大地上政治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一年。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并决定参加共产国际。
这一年，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军政府依靠南方各省原有的武装力量力图统一中华的大志已明显不能如愿，而且，南方各省武装力量矛盾重重，各有野心，分崩离析，有的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有的与孙中山貌合神离，孙中山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广东主要武装在陈炯明操纵下背叛孙中山，使孙中山受到了严重打击。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党也面临十分艰难的境地。
以皖系、直系军阀为代表的北京政府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已日益尖锐化和明朗化，多次兵戎相见，加上以东北三省武装统帅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实力日益加强，急于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在北方，形成了直、皖、奉三派力量的角逐。不过，无论这三派之间矛盾有多么严重，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诞生和逐渐形成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都是一致反对的。对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政权及其武装，也是力图消灭的。
在这种国内形势下，贺龙突然有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开阔视野的机会。
这年春天，拥护孙中山的四川第一军军长熊克武率部打败了依附北京政府的四川第二军军长刘湘所部。北京政府主将吴佩孚支持刘湘，令川军杨森、黔军袁祖铭部协助刘湘反攻，以图击垮熊克武，武力统一四川。熊克武孤军奋战，处境困难，电请孙中山予以支援。孙中山即在广东召见了原川军师长石青阳，令他返川支援熊部打击北军。石青阳这时已没有队伍，受命后路经湘西，向他的旧部下陈渠珍借兵援川。陈渠珍只想当湘西王，既没有服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大志，更没有舍去自己本乡本土和赖以起家的队伍到外边为别人打仗的念头。
于是，他向石青阳推荐了贺龙。他说陈贺龙是早年的老中华革命党人，又是年轻有为的一员战将，是忠于孙中山的。事实上，陈渠珍极力推荐贺龙，是有他用意的。他并不信任贺龙，委任贺龙为支队司令只是一种笼络手段，他清楚地了解贺龙坚定地拥护孙中山，终非池中之物，很担心贺龙久居其下可能生变。所以向石青阳竭力推荐，实际上是趁机堂而皇之地将贺龙遣出湘西，以消除自己身边的一大隐患。
贺龙后来回忆这段经过，在他的自传上写道；“石青阳返蜀途中路过陈渠珍防地，陈渠珍感到我对他威胁太大，就命令我随石青阳去四川。我向陈渠珍要正式命令，陈渠珍不给。入川之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事实上，依照孙中山的意图去援助革命派打击北洋军阀武装，却是十分符合贺龙心愿。他向部下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清朝政府怕他，北京政府怕他，就是因为这门大炮威力大。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门大炮威力还了得吗？”他愉快地接受了援川任务。
1922年春夏之交，贺龙率部随石青阳到达川东酉阳县龙潭，会见了熊克武的代表余际唐，但懋辛的代表吴咏南，石青阳的亲信汤子模。石青阳召开会议，传达孙中山的指示，研究扩军和讨伐北军等事项，并向与会人员介绍贺龙：“我请来了湖南一条龙，他才20多岁，却是孙先生的老党人，久经征战的勇将啰！”会上，石青阳被推举为川东边防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主要是贺龙率领的三四千人。对这支武装，孙中山很为重视，特地写信加以鼓励：“兄备历艰难，今兹再振，切望努力奠安川局，并预备向外发展，以襄洪业。”
不久，第一军熊克武部和第三军刘成勋部联合刘存原部打败了第二军刘湘部，刘湘辞去军长职务，由杨森继任第二军军长。第二军沿江而下，退往川鄂边境。
7月，贺龙率部随石青阳，攻占川东重镇涪陵，赶跑了黔军袁祖铭所部。贺龙被委任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负责长江上游的防务。涪陵是川东和黔北水陆交通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地流传着“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就是指重庆、涪陵、万县兰个重要地方。可惜，涪陵被黔军占领后，横征暴敛，疯狂搜刮民财，遏得许多商家破产，人民苦不堪言。
贺龙进驻时，富足的涪陵已是满目疮痍。贺龙严饬军纪，镇压宵小，废除苛捐，很受各界拥护。秋季，由贵州率部投靠石青阳的周西成师也来到涪陵，突然向贺龙的一个连袭击。贺龙为顾全大局，主动撤出涪陵，移防彭水县城，并电请石青阳主持公道：“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蒙惑，尚乞力主公道。”
贺龙移驻彭水县后，依旧废除苛捐杂税，惩处不法分子，对所部约束甚严，执法如山。连长阎俊臣是贺龙的亲属，严重败坏军纪，贺龙下令将其处决，告示全县。盐商曾绍阶多年操纵市场，盘剥乡民，被贺龙逮捕制服。平日为非作歹的团总周日摩也被贺龙审判处决。彭水县是川东边界县份，也是湘、鄂、黔三省商旅来往的地方，历来深受官兵土匪残害，而贺龙的部队如此军纪严明，惩处劣绅土豪恶霸，实属从未有过的，所以深得民心，为人们所敬仰、所称道，为之立碑赞颂：“德媲宗韩”。有些地方武装闻风来投，贺龙组编了一个骑兵团，增加了战斗力。
贺龙看到彭水县民风淳朴，但文化落后，偏于保守，即召集县长徐子鹤、教育科长秦晓泪商议，进行启蒙教育，倡办一所女子小学堂，并率先捐助银元四百充作开办费。城南小学校请贺龙视察，贺龙应邀到校，他见学生衣着破旧，当场捐赠600块钱，为学生做校服。他在讲话中勉励学生读书成才，为国效力。教育界为此将一面绣着“经文练武”的锦旗献给贺龙。为了方便行人，贺龙还带头捐款修筑了一座桥。在彭水驻防几个月，贺龙多有建树，给当地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