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诗词志业之根本而用非专业力量且其诗教之播布贡献亦有限论

叶嘉莹诗词志业之根本而用非专业力量且其诗教之播布贡献亦有限论

负堂学术讲座

叶嘉莹女士诗词志业之根本而用非专业力量且其诗教之播布贡献亦有限论

夫盖棺论定者，非谓论即可定，乃人之既逝，其作为遂止，故可总其一生，客观而论之矣。论以客观为基础，则其最高形式即学术文字，故无论生前身后，此类文字皆极正式，纵为批评批判，不可视为狭隘之世俗恩怨，乃极关乎学界之风气者也，其事极要，故非我之穷追猛打，此类文字之于我而言，不过牛刀小试耳，实不欲多作，亦无过多用心用力乃至润色之欲望。如我之与叶嘉莹女士，向无瓜葛，所论其事，但为客观之学术探析耳。当其逝也，盖棺论定乃即可矣，且就学术史而言，盖棺论定之学术文字，即以时间为序，在前者亦独具价值，非后来者所能比，故世俗勿以狭隘之思维以视此类学术文字也。

若夫叶嘉莹者，总其平生而观之，则其人也，其所贡献，我多认可，然见识有限、故作糊涂以谋利，其归大陆后之生存模态，乃取径犹然今日之网红学术明星者也；其学术、创作也，皆在我治学之范围，故早熟其水平、成就，晚年尤热衷于过誉之享受，故学术终无暇再加突破，而跻更高之境界。故以我之生平阅历、认知及其所坚守者言，则其人全无瑕疵又顺遂通达者，其绝为假也。过誉、假大空之类，皆学界不正之风也。叶氏之前半生，固多历坎坷，然此皆不足以对消其归大陆后之顺遂通达，极其罕见。其逝之当日，余有感于其大享过誉而安然之态势久之，此获致不正当利益之本质也，故撰《一切诸誉经》以名之、阐之。次日，又撰五千言长文《论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思维、路径而非上乘》，论其学术之所以不能臻致上乘之一因；若其生前，亦有数作，如诗《辛丑正月初七，闻叶嘉莹女士以“毕生致力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荣获“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感作（语感韵）》，如文《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成就及其定位》《论学术之精神品性》者，《论学术之精神品性》一文，则拈出叶氏之学术不足臻致上乘之又一因。《论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思维、路径而非上乘》一文引录钱钟书一九四八年私人通信评价叶氏才情、学术之论，当其时也，叶氏学术，尚未臻致其个体之极致，故可参考，自逻辑言即不足为定论，虽然其所言与定论大体不差也。故就迄今为止所见之资料言，生前身后能以客观评价叶氏之学术、创作，且撰作以正式之诗文者，余或为唯一一人；其身后之论其学术，且撰作以正式之文章者，余或为第一人；其生前能以客观评价叶氏之学术、创作之水平、成就，且专作以正式之诗文，明其过誉之性质，余或为唯一一人也。次日之文章既成，乃并唁电呈发，云：

南开大学叶嘉莹女士治丧委员会：惊闻叶嘉莹女士仙逝，深表哀悼，谨致意焉！学界风气，至关重要，学术之价值评判，乃学术之核心要义，有失公正，即为过誉，过誉则必产生不正当利益。矧当今学界风气不良，圈子化习气极其严重，捧场者多，客观而论者少，复有以量化为核心思维、逻辑之学术评价制度即游戏规则极其荒诞，天下学人，压力极大，我辈学人，宜当奋勇矫正。忆昔我导师之导师周来祥先生逝世，我所致唁电有云所附录之怀念文章：“文中所言有关问题，伏望全国学界及山东学界扪心自省，勿谓学界无人，贻笑大方也”，今我于叶嘉莹女士及过度过誉之者，亦敬告以“勿谓天下无人”也。近年来我数撰诗、文客观评价、批评叶嘉莹女士及其过誉现象，当其仙逝之日，复撰《一切诸誉经》论“过誉”之性质。次日，又撰五千言文言长文《论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思维、路径而非上乘》，补论其学术之水平、境界。所论实皆常识，但人鲜言耳，然过度过誉，世人岂能无动于衷，故除我而外，今日头条等处已多有网友言及过誉问题，望加关切、正视。今附上该长文，或为叶女士身后论其学之首篇正式文章也，如有纳入、发表、出版之类，此即等投稿。匆匆，再拜呈上，并祈为我中华民族新文化之创新创造、树立共同努力！负堂山东于永森2024.11.25拜上

由此可见，余所批判者，非专对待也，故弱冠著作，即以批判王国维、王士禛、钱钟书诸人之理论抑或其崇奉之理论，独力建构“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迄今为止仍为唯一，以此得为古今中外史上成功建构理论体系之理论家之最年轻者；又如近年以来，大力批判黄宾虹、王镛等人，以警醒中国现代艺术无可回避之整体“现代性”发展之历史使命，以促当代艺术家之知耻而后勇；广而泛之，则凡属不正当、合理、正义、客观、公正者，固守旧文化及其思想而不进取创新，故必遮蔽、障碍中华文化之（现当代则为真正之中国现代社会新文化）创新创造者，皆我所大力批判之范围也。故价值评判，不容不客观，如上述我之理论家之最年轻者之定位，即属客观事实，而非夸耀，且仅此一客观事实，即可明我之成就、地位，不必论及水平如何，更无需夸耀也。此等相关之最上乘之作为，叶氏自不悟，故亦无与也。余之此类因客观事实而见之无可替代之成就、地位，非仅此一例，此非本文重心，故不再波衍。故欲作价值评判，必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不可任意拔高过誉，如皇帝之新衣者，人人皆同口一声，皇帝亦无所忸怩矣，而渐自然矣，安然享之矣，此等神味荒诞淋漓之事，学界多有，而叶氏之未免，且为其尤者也。天下之专业文学者，好尚诗词者，其中高手，何止千万，故其逝世之当日，讯息刷屏，今日头条等处之网友即觉大反常，而大反感，如账号“立刚科技观察”者，即以为其水平不至于是也，虽其观点较为粗略，若干细节尚需完善、专业，然基本观点则有无误者，如云“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有些诧异的是叶嘉莹在文学界的地位被捧到这样了？”“又翻了翻她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大陆优秀的研究者面前，中等吧，可能也就是一个普通教授”“叶女士已经被吹成当今第一学者了，她的主要贡献无非是讲诗词，这当然还是有贡献的，但是对于文学研究，就不能说是大家了”，此意之类，我之诗文早道之矣；其人又例以乐黛云女士，言乐氏之学术地位、成就高于叶氏，而其逝世，亦未若是之喧嚣也；且言“叶嘉莹女士去世，我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其实我对她个人没什么意见，她首先是个爱国者，还有传播传统文化。这都是我欣赏的。说了几句的原因，是众多的附庸风雅的吹捧者，真是透着没有文化，让我实在不能忍。……还是那句话，对叶女士我没什么意见，那些肉麻吹捧者，真是没文化。”故此事之核心，仍在价值评判，仍在价值评判之当否，即度之一问题。叶氏生前身后之相关宣传，则无异于大过誉者也，故我当其逝世之日，见传媒讯息如此澎湃之情态，即特撰《一切诸誉经》，郑重阐释其性质云：“夫价值判断，乃人间一切诸事之最要者，故务求精当，此非专业专精叠加良知不可，否则绝无勇气拒斥不正之风也。故于事物之具价值者，缄口即等无良知，过誉即同罪恶，盖被过誉者久以当之，则想当然其为然，坐享其誉，终见为诸利之获致，其所得之利愈多，则人所应得之利益少，故其本质乃坐享不正当利益也。”人世间一切事物之最上乘者即文化，文化之核心即思想学说，学术为思想学说之最上乘样态，故学术相关之价值评判之客观、公正、合理与否，乃人世间最关键之问题之一也，岂可因叶氏诗教传播之类之贡献，混淆以之，并其学术、创作之水平、价值、成就亦连带水涨船高，至于荒诞不实之情态邪？此种连带，即不正当利益矣。故判定叶氏之学术、创作之水平、成就，乃盖棺论定叶氏一生之最核心者，此即其生前身后余所撰诗文之主逻辑、情态、性质也。钱钟书私人书信之判定，乃叶氏学术尚未臻致其个体高峰之时期，故客观为论，特别指出，此我之为叶氏所作为之一贡献也，他人之论则未之见。故客观为论，乃学者之最大原则，非仅我之论叶氏而如此，我之著作向来如此也，又如最典型者乃王国维先生，如其《人间词话》，其成就、缺陷皆极凸显，然论之者，或误解乃至曲解其理论，大加贬低，我之“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之建构即因缘于王国维“境界”说之批判，则自现实利益之角度言之，我不发声，即最利于我也，然为学术之客观公正，则我之见他人如此者，必为王国维辩也，虽然此类学术之矫枉，大耗费我之时间、精力，且并非学术之新创也。故就学术之客观、公正而究、见逻辑而言，古今中外未见如我者也。上述问题既明，然后可论此前数诗文所未及之叶氏之为人、学术如下。

其一，叶氏获致今日之成就、声名，所以被大过誉者，其根本原因，即非专业之勠力。若其学术水平之堪为中等偏上，略近大家段位之最低层次，创作水平仅堪中等，则往日文字多有言者，不复赘矣，网友亦有言者，如今日头条，如知乎，读者皆可察看参考。其非专业勠力之发端，即一九七八年之上书教育部。其后，复有上书国家最高领导之事。此类行为，国内罕有，故其效应，可想而知。道路既通，可无所不至也，若中国大陆顶级大学之为平台，皆其应有之义耳。故纵横驰骋于名校之间，本即颇有师友，其后更广结因缘，历年久之，其一己所累积之师友圈、师弟子圈，不可谓不大矣，故凡所作为，一呼百应，锦上添花者亦多得其相应之利益，故乐于锦上添花者比比也。故或活动，政要贺信云集，此绝非此类水平学术本身之所能者，国内学者，如民国时期之入新中国者，其学术、创作之水平大高于叶氏者甚多，然亦鲜见此象。钱钟书及我与数网友之论叶氏，必以学术、创作水平为先导者，盖水平乃决定作为之是否专业专精者也，叶氏之情形如此，则其所致力之学术、诗教之类，即难专业专精矣，此其肯綮也，故叶氏大用心用力于非专业之勠力维度，正可谓取巧、精致经营之最佳路径。所谓非专业者，即非纯粹，然宣传叶氏者大力渲染其纯粹，便非实际，如或云：“他（汪梦川）觉得几十年来，对学术圈里的一些世俗现实之物，叶嘉莹一直都‘不太懂’。师与生，教与学，在她眼里始终是很纯粹的关系。”（王京雪、刘梦妮、雷琨《回乡：叶嘉莹的世纪求索》，2023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后者所谓之纯粹，余无疑问，因师生关系之在学界，无论纯粹与否，均为同一利益之阵营，纯粹与否，不过为同一阵营之内之利益之调剂耳，除非学说思想相异，则我即是矣。叶氏晚年即条件裕如，则此类纯粹，不必质疑，然却不可因此逻辑，而转换话题，超出此一纯粹所见之语境、情境，普泛于其他情境也，即后者之为纯粹，非前者所言纯粹之证据也，由上所述叶氏上书之类之作为，即可见此种非专业之勠力，乃最不纯粹者。故如该文又云：“很多事情，叶嘉莹能做到，是因为她对精神与心灵上的追求有多全神倾注，对功利和物欲就有多敷衍应付。她认为：‘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此中叶氏所言之理极确，余平日授课，亦多有言于学生，且尝撰《一切诸物经》，以明“物质”“精神”二者之辩证、反比例关系，若其思想，则可溯及廿二之龄撰成之《红禅室诗词丛话》之后记，其言有云：“自余作为是书，蛰居蜗行，世事都忘，精神寂寞处，赖兹敷衍。余出身贫寒，志存高远，忧患屡撄，艰难仍在。惧年齿之徒增，伤修名之不立，景仰先贤仁人志士之所为，日夜追慕，未尝一刻不以节自励，今穷而有此，殆亦所谓精神之蜕迹者欤？则所谓雕虫小技，斯尤为甚也，琐屑骈枝，岂余本衷！夫物质境界与精神境界，两者本不相能，且学者宜有专一之心，则叩熊掌与鱼不可得兼之义，以余性情，安能舍精神境界而转求物质境界！其衡心也，乃沛然发乎其内，与天地造化相交感混融，顺其自然，有浩然而不胜、冥然而常中之慨，岂我能伪其姿态拗其性情而可得邪？真我与此在我相去愈远，则其战益烈，余宁为真我而受此代价也！苟我能追前贤于万一，于愿固亦已足矣！”故审视叶氏归回大陆之历程、生存情态，则可知其既以非专业之勠力开路，则属“不必懂”之性质，而非“不太懂”，盖其所欲，几无不可达，所作为者，平台抑或对象均视为锦上添花者，又岂能需其“太懂”学界之世俗人情之类邪！故其作为，非专业专精纯粹也，若用心、敬业，则我无异辞也。

其二，叶氏获致声名之质素，就学术、创作言，既非上乘，与较同仁，并无优势，若大学之为平台能以教学张大其效应，则其驰骋往来诸大学讲学者，助力亦甚巨。今日宣说叶氏之贡献者，最著者乃所谓诗教一事。诗教乃普泛性之事也，当其驰骋往来讲学也，其范围及所依托之平台，其普泛之效应均甚有限。诗教一义，自古而然，吾国最重诗歌，有唐且为诗之时代，吾国因之而成举世独有之诗之国度。故叶氏之力，仅为传承耳。然就传承言，亦仅一己之力。二十世纪以来之诗教，大略有是数者：一则国民教育也，此宣说张大诗教最历者也，自幼记诵诗歌，乃家庭教育有成最著之一事。一则大学之专业教育也，诗教乃跻升最具意义之维度，学者、学生众多，叶氏不过其中之一人耳。一则社团组织，如中华诗词学会者为力最巨，探其创立之历史，则叶氏于中未见显绩，不过为如水汇入之部分，远不足与学会之大局及其所贡献者相提并论。余尝撰文论当代诗词之三大弊体曰“仿古体”“老干体”“应酬体”，中华诗词学会迄今乃成诗教传布之最大力量，其下之省市县级学会层层架构，会员以数百万计，年产作品已成天量。叶氏纵贡献于中，然就其创作言，则实以“仿古体”为主，且特色不明，兼作“老干体”“应酬体”，故若肯定其诗教播布之力，以此水平、情态作为，其为幸否，尚不可确论，若以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者言之，则定非幸也。进而言之，三大弊体之愈演愈烈，表面之活动则愈益繁琐，颇为热闹，若叶氏播布诗教之贡献大可肯定，则其有助于三大弊体之愈演愈烈，即亦相应不得讳矣！复进而言之，则余为旧体诗、新诗并作而臻致上乘之唯一作者，旧体诗最先专攻，虽然，以学术之客观性言，则新诗乃新诗诞生后吾国诗歌之发展主流也，旧体诗虽多有新创之举，然就整体态势而言，比例殊小微，且艺术性尚未臻致最高之境界。即新诗而后之旧体诗之发展，于古之旧体诗并无甚客观之创进之成就，叶氏之播布诗教，用力于旧体诗之一领域数十年，若然大有效果，则旧体诗之发展情态不当如此；若以新诗为吾国现当代诗歌发展之主流及创新创造之主力，则旧体诗诗教之播布之价值之小，不言而喻，甚或可言，其旧体诗诗教之播布愈力，其为新诗创新创造之障碍即益大也。然则旧体诗何得可为新诗发展之助力邪？则必能兼作旧体诗、新诗且以臻致上乘之境界，知己知彼，故能得两者之长，而去两者之短。至若吾国现当代之旧体诗亦有特出之作者，旧体诗可纳入现当代之文学史，则我亦恒大力支持者也，如已梓行之《聂绀弩旧体诗研究》，即以二十世纪吾国最杰出之旧体诗诗人聂绀弩为研究对象，且为其首部研究专著也。

其三，叶氏诗学之性质、价值。叶氏诗教，一则过度评价诗歌之价值、力量，如其论有云以诗词为生命，然诗词不过为人生之一义，且诗词能以完美呈示其生命之追求与否，则又属他事矣，文学之在古代作用虽大，毕竟小众，今已然大被边缘化，故叶氏此类论调，未免太以诗词为中心，即太以自我为中心，须知即文学被边缘化之今日，诗歌之力亦远不如小说矣，以自我为中心，即不适当之自恋矣；一则弱化诗词之价值、力量，以今人通俗之语言，则类乎以诗词为高级心灵鸡汤者，以学术之语言，则以专力于沉浸于审美之维度、情境为主，以为人生之调剂，此本美学之常识，亦最低之义谛。其诗教之精神维度，尚不以诗可以怨为主，观其平生言行，反多以平和为趣，如上述所引文又云：“叶嘉莹说，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美好、高洁的世界”“很多人记得，在一次讲座后，有学生问叶嘉莹诗词有什么用，她毫不迟疑，朗声作答：‘让人心灵不死’”，“心灵”而非“精神”，即其中之秘妙，非高级心灵鸡汤而何？然其所崇尚之两诗人（杜甫仅算“半个”），即有屈原，然乃心灵已死者也。且此类观点，恰与下述文字相悖：“想不负此生，就要入世，就要能担起种种苦难。不需要靠隐居来追求清高，在尘世也可以保住本心不受沾染。顾随曾在讲课中说，人不能不踩泥、不吃苦、不流汗。批评南宋姜夔的词就是太‘干净’，是‘白袜子不踩泥’，这种人不肯出力，不肯动情。”盖“入世”“担起种种苦难”之类，本其师顾随之论，虽入乎心，然叶氏却未能真正行之，故其所尚，仍为古诗之“美好”“高洁”之类，乃吾国传统诗学趣尚平和、婉约、平淡、超越、高洁、高远、旷达之类者也，虽然叶氏于“旷达”之类尚不显也。叶氏平生所治诗学，远不及其师顾随，虽或能于其师之讲说心有所动，然或不能行之，或无体解精微而以行之之能力，即其于文学本非甚当行者，此乃天性使然，故钱钟书私人书信谓之“尚有Literary sense”，故如作“老干体”者，虽平生作品众多，然终难入门，当代勿论，即乾隆皇帝生平作诗四万首，即古代“老干体”之最大、最佳代表也。叶氏久与学术盘桓，亦有增益之法，即拙文《论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思维、路径而非上乘》所论之以西学释中，并相关作品所见之作者及其生平、文本主题蕴含及其情感、艺术特色之类之涵咏，前者虽非治学思维之上乘，然作为诗教传播及寻常文本探析之类，则绰绰有余也，后者则有基本套路，加之讲说者之同情、感慨之类，及文字之特色，可略保障其传播之效应也，若叶氏文字之特色，则属文言、白话之间之样态，乃典型之不伦不类者。又该文云：“顾随曾说，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而是感动人，是‘推’、是‘化’。因而，顾随讲诗，最重感发而不重书本上的知识，讲起课来，‘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有人说他是‘跑野马’，没有章法可循。”顾随之诗学，颇有想法，然根本缺陷亦可见，即乏理论之系统性，故其理论，仅为若干理论碎片之深入阐发，而非新理论系统之凝合，以独出己说（新说）。由此段文字可知，南开大学所发《讣告》所云“叶嘉莹先生融深厚的国学根底、精湛的西学修养与深刻的生命体验为一体，构建了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特色鲜明的诗学体系，在弘扬传统与文明互鉴中作出了独特的巨大贡献，同时实现了诗学探索与人生修行的交融”，即非客观之论，“构建”所对应者乃“理论体系”，然叶氏并无独创之理论体系，且本质仍为顾随诗学之发挥耳，故拙文《论叶嘉莹女士之学术思维、路径而非上乘》言：“所谓‘诗学体系’者，即大过誉者，皆非专业专精之价值评判之呈示；至若‘兴发感动’不过为吾国传统诗学之浅表者，美学之常识之境界，西学亦不乏，则更非其所深知矣。”余所发唁电，正对应此类者。顾随之学，尚大不及宗白华，无论王国维矣。由此事又可见，叶氏之学术素养、能力，根本不能出其师顾随之外、之上，若师并非旷代难逢之大师及其以上之人，则弟子不能青出于蓝，实师、弟子均大不足也。故叶氏致力于诗教之播布，而根本大用非专业之力量，正所谓极用心用力且极巧妙而最见效应者也。

其四，叶氏具体学术观点缺陷抑或不确之举例。叶氏之学术水平既如上述所言者，则其具体观点，可想而知。所以如此者，即本非理论之才具，又不能专攻也。余之治学领域多有重合，故凡观点相涉者，往往辩正、驳斥，如已梓行之《诗词曲学谈艺录》卷三第七则论叶嘉莹之误解温庭筠词；若其学术代表作《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理论甚弱，体解多误抑或不足精到，则余未版之专著《论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说》多有关涉，已梓行者敬请自行参阅，未梓行者，事涉个人成果，不宜透露，可待之梓行而后，余未梓行之专著尚有十余部计五百万言，若有资助者，我即梓行《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以速读者之需求。凡此，不再详加例证，此文仅就网上所见资料，略加析探。如上述所引文中有云：“在温哥华，叶嘉莹教两易友音律，告诉她们学诗与做人的道理。午餐时分，她给两个小客人讲中国的‘两个半诗人’：屈原、陶渊明和半个杜甫。为什么杜甫是一半呢？因为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一说这话，就说明还是有和别人攀比的心。而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不和别人攀比，是实现自己内心的一种价值。这个境界正好对应马斯洛提出的七种需求层次理论的最高层次，就是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发论评价，如此随意，学理不同，误解颇多，令人惊诧不已！除以西学释中而外，如此观点，若被过誉之叶氏影响之崇拜者见之，必多想当然以为无误，乃或以为新颖矣，实则大误矣，故其危害，可谓巨矣。叶氏所推崇之以诗为生命，杜甫、李贺皆吾国古之诗歌作者之最具代表性者！又叶氏以“兴发感动”为其诗学之核心，然杜诗乃吾国古之诗歌之最见“兴发感动”者之一也，非此，《登高》一作，焉能得誉古今七律第一邪？又其师顾随所言之“入世”“承担种种苦难”者，杜诗皆其最具代表性者。自我之学术需一以贯之，能以自圆其说于任一情境，如我之“神味”说新审美理想理论体系，数年来同仁反复诘问而能讲说、阐释乃至解决现实问题者，无不为其逻辑之圆满贯通也，非此，青红山水画派焉能创立？同仁水平，焉能突飞猛进，乃至半年许而至国手之境界？然叶氏转换一话题，即忘逻辑需圆矣，不知矛盾处处也，如此学术之素养、能力，又焉能建构理论体系？焉能臻致学术之上乘境界？以马斯洛之学说为据，如此曲解、恶意贬低杜诗，非崇洋媚外何？如此心态，其于吾中华文化之与世界其他文明、文化之竞争言，乃典型之无良学者之言行也！叶氏又大赞详说汉奸汪精卫之双照楼诗词，则其民族立场之基本意识何在？马斯洛之需求理论，所论以自我为度量，乃探析、阐释自我需求之逐次而高者，故纵为其最高境界，亦不过为“小我”，歪曲逻辑，误解其论，转移话题于人之竞心，可谓毫无逻辑之基本素养！叶氏以“不和别人攀比”为人生最高之境界，此本即大可议者：自人自身之成长言，则其对应之情境乃人世间也，人世间以利益为本质，故种种利益之分配，必以自身之价值为本，故人有竞心，乃积极上进之美义，学术又属绝用竞心之事也，若不与较他人，非此何来创新之谈？创作之呕心沥血，非竞而何？即叶氏之播布诗教，则其效应言之，又焉能无所竞邪？故利益非恶，但利益分配之不公，乃为恶耳。叶氏曲解杜甫诗句所言之竞心为“攀比”，其理解力实大可疑，所以如此者，即乏理论素养所致也。故不攀比之为自足抑或心理之调剂，自无问题，然与此问题无关也。且杜甫此一诗句，亦非攀比，乃自我范畴之诗艺之追求，道、技两美乃人世间一切诸事之理想境界，技之美妙者，乃可进乎道，此《庄子》庖丁解牛早喻示之矣。故技之追求，乃人世间一切诸作为之无可避免亦不当回避且应大力赞许者，叶氏反以为恶，其脑路确乎精奇，归根结底，则仍无不因其并无自我独立之思想，遮蔽精神之最高境界，大为高级心灵鸡汤之类文字所惑耳！人生之最高境界，必为精神之最高境界，且既为最高，岂能无所竞？语若惊人，侔乎化工，“化工”本即文学最高境界之一义。且以诗而论其人生之最高境界，混淆两者并非一事，则又可见逻辑思维之乱。诸如此类，稍加分析，即可见叶氏之学术能力之不佳，问题繁多矣！然其自我过誉，则不遑多让，如上述所引文又云：“叶嘉莹身体力行地提供了一部分说服力。正如她经常说的那句话：伟大的诗人用生命来写诗，用生活来实践诗。叶嘉莹用自己的生活，实践了每一条她深信的理念。”即此事、义而言，杜甫不远胜叶氏乎！叶氏之毫无自知之明，乃至于此！若叶氏之无竞心抑或攀比，则何至于两度参评“感动中国”邪？其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明矣！又如其生造“弱德之美”理论，如上述所引文云：“在研究朱彝尊爱情词的美感特质时，叶嘉莹创造了一个叫‘弱德之美’的概念。‘这种美感所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就是豪放词人苏轼在“天风海雨”中所蕴含的“幽咽怨断之音”，以及辛弃疾在“豪雄”中所蕴含的“沉郁”“悲凉”之慨，究其实，也同是属于在外在环境的强势压力下，乃不得不将其“难言之处”变化出之的一种“弱德之美’的表现。’叶嘉莹写道。”人生之欲有所作为，尤其反抗不合理之现实世界、拒斥不正当利益、创新创造之相关者，外在强大之压力何时不在？以辛稼轩词论，本即风格繁多，而以豪放之风格为最上，为豪放词之最高境界，亦为吾国词史上成就最高者。辛稼轩生平，尤其南渡而后，何时不面临外在强大之压力？故就其创作时之具体情境而论，则其所以选择、呈示何种风格、情态者，实诸多原因所促成者，岂能生造此类理论，狭隘化之邪？甚此类阐释之理论，本即并无新意，终却生造此一话语，令乍见者莫名其妙。理论若如此作为，则岂不荒诞？学界乃因过誉其人，连带视此为合理之理论矣，故过誉叶氏，乃极为严重之问题也！

嗟乎，学界之风气如此，令人不胜唏嘘！余时间、精力有限，此类文字又“出力不讨好”，故点到为止，不多琢磨、蔓延矣，仅客观论说如此，以供世人体察，以正学风也——篇终再复其言曰：勿谓学界无人也！天下之学界同仁，当有羞耻之心，勿以为可借若干非专业之力量，遮蔽他人悠悠众口，乃至视他人为弱智，甚或以他人之不敢言者为大自得也！凡我平生所见之过誉者，皆将作文大力批判之，令其显露原形也！

2024.11.26负堂于永森撰于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