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英国皇家海军将远在东方的日本海军设定为最大的假想敌，并构思了远征东瀛的战略计划，选定新加坡作为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英国海军选择日本扮演假想敌的角色，一方面是为了在战后的裁军浪潮中尽可能保持舰队实力；另一方面，随着《华盛顿条约》的签订，英日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日本海军确实也有能力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构成威胁，使得对日战略更具现实意义。然而，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使得英国海军对日战略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欧洲战争的爆发再次牵制了英国海军的主力，当太平洋的战争阴云最终演变为狂风暴雨后，英国的对日战略也因备战不力而归于破产。
战术理念与造舰策略
本文上篇《日本海军曾是英国海军头号假想敌，皇家舰队谋划万里远征东瀛》提及，在一战结束后出任英国第一海务大臣的戴维·贝蒂海军元帅决心对英国海军的战术进行改革，强调贯彻纳尔逊式的突击近战理念。作为富于决断力的海军军人，贝蒂不会让改革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真正付诸行动，而且涉及面很广，包括修改教范，以及对军舰设计思路的革新，而所有变化均有其合理依据。
■20世纪20年代，英国海军主力舰队进行演习，最前方是“反击”号战列巡洋舰。
在贝蒂看来，一旦拘泥于实施日德兰海战那样的远距离炮战，即使能给予敌舰队重创，丧失战意的敌舰队也很可能选择在彻底被歼灭前逃离战场。在远离本土的远东海域，如果让敌主力逃之夭夭，要想获得西太平洋的制海权至少要被拖延数个月，这就意味着与日本的战争将变得长期化，即便最后取胜也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相比远距离炮战，主动出击实施近距离炮战，在给予敌主力舰队致命性伤害的同时，能够不让残敌逃走得以全歼，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外，日本近海海域气候多变，常有暴风雨、大雾等影响视界的天气现象，都会影响远距离炮战的效果，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若想取得战果，近距离炮战是最佳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一架舰载机从“勇敢”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航空母舰的实用化对英国海军的战术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航空母舰的实用化。当搭载航空鱼雷的攻击机在战场上空飞翔，互相向对方的主力舰队施以雷击，舰队为了规避舰载机的攻击被迫进行机动，此时远距离炮战所要求的整齐划一的舰队运动便不可能实现。
总而言之，远距离炮战能力本身相当于增加了一个战术选项，如果能够成功也会产生相应的效果，但是，如果战斗的目的是歼灭敌方主力，这就不是最佳的战术选择。按照贝蒂的想法，一旦接敌就要不计损失地果敢突击，不管目标是主力舰还是辅助舰，都要保持高度积极的攻击性，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海军战术变革的核心特征。根据《华盛顿条约》，英国海军获准新建2艘装备406毫米舰炮的战列舰，其首舰命名为“纳尔逊”号，即源于英国海军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海军将领霍雷肖·纳尔逊。结合当时的背景，这一命名别具深意。
■1937年参加皇家阅舰式的“纳尔逊”号战列舰，是英国海军仅有的2艘装备406毫米舰炮的战列舰之一。
巧合的是，作为英国海军假想敌的日本海军也制定了相似的战术，对美国海军主力舰队主动出击，重视近距离炮战。尽管在两次大战之间，日本海军意识到主力舰交战距离延长的趋势，对现役战列舰进行改装时，采取了增大主炮仰角、提升舰桥高度等措施，以延长射击距离和观测距离，研究航空校射技术，强化远程炮击能力，但同时也认识到，远距离炮战只有在天气晴朗、海况平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果，认为远距离炮战只是辅助性战术。
如果持有相似战术思想的英日主力舰队真的相遇，或许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1933年5月，完成改装后进行海试的“扶桑”号战列舰，其高大的宝塔形桅楼正是为了提升观测距离，以适应远距离炮战的需要。
以近距离炮战为主的战术思想对军舰设计也产生了影响。在近战思维下，英国海军不再倾向于建造适合远距离炮战的大型战列舰，而认为数量较多、尺度适中、机动性优良的战列舰更符合战术需求。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两次海军裁军会议上，英国提出进一步限制战列舰的排水量和主炮口径，但遭到其他缔约国的拒绝。战列舰小型化方案的出现并非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口水战，其背后是英国海军战术思想的转变。
虽然在1930年的《伦敦条约》中，英国海军未能实现对战列舰舰型和主炮口径的进一步限制，但其推进战列舰小型化的策略并未改变，即使日本退出裁军会议，也无意建造类似大和级那样的超级战列舰，其理由之一仍是近战思想的影响。在1936年的《第二次伦敦条约》中，英美法三国同意将战列舰主炮口径限定在356毫米，英国海军随即设计建造了装备10门356毫米舰炮的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
■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豪”号，基于战列舰小型化的理念，英王乔治五世级选择了356毫米舰炮，而同时期的各国新造战列舰的主炮口径多在381毫米以上。
巡洋舰的建造也深受近战思想的影响。在英国海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中，巡洋舰的主要任务是破交战，以确保主力舰队的行动自由。此前英国海军的巡洋舰主要适合在英国近海和地中海作战，在对日作战构想的背景下，英国海军对巡洋舰的续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住性和航海性能也都有所改善和提升。
航空母舰的设计也加入了新的考量要素。随着舰载机的发展，其航程延长，可在150海里以外进行警戒，敌我双方都会利用舰载机尽早发现对手。一旦航母脱离主力舰队，就极有可能被敌方水面舰艇，尤其是高速巡洋舰发现，或者容易受到潜艇的攻击，同时也会受到敌方舰载机/岸基机的威胁。在远东海域，英国海军尚未拥有完善的陆地航空基地，如果失去航空母舰，那就意味着舰队失去侦察和防空的有力手段，这对于舰队作战是致命的。因此，提高生存能力成为航母设计的重点指标，并促进了光辉级装甲航母的诞生，以牺牲载机量的代价铺设了装甲甲板和防护装甲，即使中弹也能维持舰载机的使用。
■1940年刚刚建成服役的“光辉”号航空母舰，光辉级开创了装甲航母的先河。
可以说，在整个间战时期，英国海军的造舰计划都深受对日战略的影响，使其主力舰队的作战范围突破了传统的本土近海和地中海，具备适应对日作战的远征能力，也提升了皇家海军的全球作战能力。
纯海军对日作战脚本
1924年，英国海军初步制定了对日作战计划，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具体内容直到二战爆发前还进行修改。
第一阶段为“新加坡救援”。开战后，由澳大利亚海军、新西兰海军与荷属东印度的荷兰海军共同组成远东舰队，牵制攻击新加坡的日本海军主力部队，同时配置在新加坡岛的航空兵力攻击日军舰队和运输船队。
■根据对日作战计划，英国海军主力舰经苏伊士运河驰援新加坡的航线。
在战争爆发同时，完成出动准备的英国海军主力舰队从本国、地中海经由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中途停靠中间基地完成补给，在45天后驰援新加坡，与日本海军主力展开决战，给予对方毁灭性打击，一举将其歼灭。不过，这一计划存在许多难以确定的变数，比如在开战最初的两个月时间里，日本海军主力不可能一直新加坡海域或附近海域滞留，而且日本海军会不会不遗余力地投入兵力，去攻击并无主力舰队驻泊的新加坡基地，也很难确定。
假设新加坡坚持到英国海军主力舰队抵达，那与日本海军展开的“新加坡决战”万一未能取胜，又该如何？那么，第二阶段的“夺回香港”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新加坡决战”没有按照预期获得成功，那么英国海军就要进行反击，夺回可能已经被日本占领的香港，并在此构建前进基地。
■1941年12月，日军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骑马敬礼者）在香港街头检阅部队。按照英军预想，开战后香港将被日军迅速占领，事实也确实如此。
与此同时，巡洋舰和商船改造的辅助巡洋舰展开封锁行动，在法属印度支那、婆罗洲、菲律宾南部一地实施破交作战，切断日本海军的海上交通线。如果通过破交行动能够重新引诱日本海军主力出击的话，英国海军就能再次捕捉进行决战的机会。如果日本海军主力不为所动，就将封锁行动扩展到日本本土，总之做好两手准备。
第三阶段就是“封锁日本”，计划将前进基地推进到冲绳等日本近海岛屿，加紧对日本本土的海上封锁，逼迫日本海军主力出港决战，最终达到夺取日本近海制海权的目的，通过封锁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迫其投降。
■英国海军“伦敦”号重巡洋舰，按照对日作战预想，英军巡洋舰将主要执行破交封锁任务。
从整体看，英国海军对日作战计划的重点无非是通过两种手段达成击败日本的目的，一是舰队主力决战以夺取制海权，二是通过长期海上封锁窒息日本经济。但是，这一计划与美国海军的对日战略研究存在相似的缺点，就是仅考虑了海上用兵，却没有涉及进攻日军控制地域的陆战兵力。例如，在“夺回香港”阶段计划并未给出保证战斗取得成功的陆军部队数量，也没有夺回香港后如何维持前进基地运作的内容，对于在台湾、冲绳等地建立前进根据地所需的地面力量同样缺乏具体规划。归根到底，英国海军的对日作战计划仅仅只是着眼于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根本不重视与陆军、空军的协调合作，是名符其实的“海军计划”，本身自然存在诸多有欠合理的地方。
时局剧变、危机四起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加紧在大陆的侵略扩张。1933年，纳粹党在德国掌权，1935年德国公开重整军备，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逐步土崩瓦解。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德意出兵深度干预。欧洲局势愈发紧张，战争阴影再度笼罩欧陆。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势头，英国不得不着手对德备战。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德两国再度兵戎相见。1940年法国被德国击败，意大利也加入德国阵营对英国宣战，迫使英国海军主力部署于本土水域和地中海，深陷兵力不足的困境，无力顾及远东的军事需求。
■1939年9月3日，英国首相张伯伦在BBC电台发表讲话，宣布对德国宣战。欧洲战争的再度爆发牵制了英国海军的主力，使之无力东顾。
虽然从整体实力而言，重建的德国海军的兵力规模远不及英国海军，但是英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土和确保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都需要庞大的兵力，而德国瞄准了英国的命门，以破交作战为主要任务，只需少量兵力就能给英国人制造严重的麻烦，因此英国海军承受的压力甚至比一战时期更为沉重。如果日本参战，英国海军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实施对日作战计划了。
■1941年10月夏威夷珍珠港鸟瞰，当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已驻泊在此。
此时，英国海军只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指望尚保持中立的美国将其太平洋舰队部署到新加坡基地，以震慑日本的侵略野心。新加坡的军港设施和燃料储备足可以支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行动，而且从防卫菲律宾的角度，进驻新加坡对于美国海军而言也极为有利。但是，美国方面只是让太平洋舰队主力前推至夏威夷，而没有西进新加坡。实际上，在战争初期，美国海军也存在兵力不足的问题，防卫菲律宾并非易事。
东方的直布罗陀
英国海军对日作战构想的立足点是在新加坡建立大型海军基地，但正如前文所言，新加坡最初是作为商业港口开发的，没有可供大舰队停靠、维护和补给的军港设施。1922年，英国海军正式决定在新加坡岛北部的三巴旺兴建基地，1923年获得政府批准并动工修建，起初进展迟缓，直到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远东局势日趋紧张后，工程进展才得以明显加快，最终于1938年完工，耗资6000万英镑。
■1941年9月，一艘轻巡洋舰在新加坡海军基地的浮船坞内进行维护，该船坞是世界第三大浮船坞。
新加坡海军基地的规模相当可观，占地面积达54平方千米，在建成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干船坞和第三大浮船坞，基地储备的燃油足够整个英国海军六个月作战所需。为了保卫海军基地，英军还在新加坡岛海岸修建了十余处海岸炮台和岸炮阵地，部署了超过30门大口径岸防炮，其中包括5门381毫米岸炮，此外还修建了登加空军基地，为海军基地提供空中掩护。为了构建新加坡的防御设施，英国累计花费了约5亿英镑！难怪新加坡被温斯顿·丘吉尔吹嘘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新加坡海军基地内的司令部大楼。
然而，看似无比坚固的新加坡要塞在防御上存在致命的缺陷。海军基地的选址充分考虑到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进出航道相对狭窄，不利于敌方主力舰队的靠近，也难以受到敌方舰炮的攻击，但没有考虑应对来自陆地方向的威胁。最初选定新加坡作为基地的理由之一就是，马来半岛的密林和柔佛海峡是阻挡陆地进攻的天然屏障，但是这一判断忽视了随后十多年间当地基础设施的发展。实际上，为了便利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英国殖民政府修建了一条纵贯马来半岛南北的公路干线，并延伸出部分支线公路，以连接半岛各个城镇和港口。柔佛海峡也不是难以逾越的天堑，水深较浅，部分地段在落潮时甚至可供步兵徒涉！而且，1924年横跨柔佛海峡的新柔长提建成，进一步便利了两岸的交通，但也削弱了海峡的防御属性。
■横跨柔佛海峡的新柔长堤，于1924年建成，成为连接新加坡岛和马来半岛的陆路通道。
在这种状况下，于1925年出任新加坡防卫司令的西奥多·弗雷泽将军向伦敦报告称：“战争爆发时，日军将登陆泰国和马来半岛，从贯穿半岛的道路进击到柔佛海峡北岸，再由此登上新加坡岛。”这份报告精准预测了1941年12月日军的行动，但并未引起英国军方的重视，伦敦的高级军官们依然坚信马来半岛的密林是“不可通行”的。
总之，新加坡要塞北面柔佛海峡一侧被英军视为安全地带，其防御部署着重于东西两侧和南部海岸，而面向北方的防御则相对薄弱，用空门大开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没有得到改善。
新加坡战略的破产
二战爆发前夕，新加坡的军港设施以及防御设施基本完工，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设施齐全，燃料物资储备充足，海岸防御也达到要塞化的程度，英国海军对日作战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然而，英国海军难以按照预想派出大舰队远征东方，其主力被牵制在本土近海、大西洋和地中海，而且在对德作战中损失惨重，到1941年11月已经失去了3艘战列舰和3艘航空母舰！
■1941年8月，一支澳大利亚部队乘船抵达新加坡，准备下船登岸，仅仅三个月后他们就要面对日军的挑战。
兵力短缺导致新加坡基地配属的舰艇实力极为羸弱，到1941年秋季，仅有3艘一战时期的旧式轻巡洋舰用于航线保护，另有少量炮舰执行岸防任务。空中防御力量也不充足，皇家空军部署了14个中队，装备215架飞机，而且机型都较为陈旧，按计划需要31个中队，566架飞机。陆地兵力状况同样堪忧，整个英属马来亚共有8.8万驻军，大部分是来自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部队，训练不足，缺乏经验、士气低落。
■英国皇家空军部署在新加坡的F2A“水牛”战斗机，性能落后于日军战斗机。
与远东英军的糟糕状况相比，日本人正磨刀霍霍，准备实施蓄谋已久的南进作战，夺取南方资源地带，而地理位置优越、设施完善、物资储备充裕的新加坡是日军最优先的攻略目标。对此英国人当然心知肚明，但苦于兵力不足，难以增援。随着远东局势的恶化，丘吉尔首相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遏制日本的步步紧逼，英国海军奉命抽调“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开赴新加坡，然而此举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两舰于1941年10月从英国启航，于12月2日抵达新加坡，此时日本的入侵计划已箭在弦上，袭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已行至半途，准备南进的日军部队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南岛、台湾、帕劳等地厉兵秣马，局势已经不是两艘姗姗来迟的主力舰所能逆转的。
■1941年12月8日，“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驶离新加坡，前往截击日军入侵舰队，然而此去再也没有回港。
12月8日凌晨，在珍珠港打响之前，日军就开始在马来海岸登陆。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和“反击”号在新加坡以北海域落入日本海军岸基航空兵的陷阱，在围攻之下双双沉没，包括舰队司令菲利普斯上将在内的800余名官兵阵亡，新加坡基地彻底失去海上防御能力。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日本陆军如水银泻地般穿越马来半岛的密林，在1942年2月初抵达柔佛海峡北岸，进而登陆新加坡岛，早已被失败情绪笼罩的新加坡守军于2月15日向数量少于自己的日军投降。
■1941年2月15日，日军与英军谈判现场，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左三）逼迫新加坡英军司令珀西瓦尔中将投降。
新加坡的陷落标志着英国海军自一战结束以来苦心筹划20多年的对日战略归于破产，也是大英帝国在二战中最痛苦的至暗时刻，正如英国媒体《每日镜报》对新加坡战役的评论：“日本人摧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的基石，并把它竖起来作为一块嘲笑勇者的纪念碑。”
■今日在新加坡战争纪念公园内竖立着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在二战时期死难的新加坡平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