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志飞
北京2月的一个工作日下午，记者和阿乙约在朝阳区的单向空间见面，久违的见面仓促但又恰如其分。
一切都可以预见，他早早捧着书窝在咖啡厅一角等候，手边的便笺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其中就有他为接下来的采访所准备的叙述。对于两个都不擅长说话的人来讲，文字算是最精准也最体面的方式。
早在20多年前，阿乙还顶着“艾国柱”的民警身份，在江西省瑞昌市洪一乡过着闲适的日子。
阿乙鏖战3年的长篇小说《未婚妻》应声而来。图为阿乙近照。（图/ 由被访者提供）
年轻人容易产生爱情且更为投入，人类粗暴的基因在阿乙身上也并无例外，荷尔蒙的分泌使他对同样穿着制服在行政单位工作的“欧阳春”一见钟情，于是便陷入了“文学中的伟大命题”——怎么去接近她。
然而正如博尔赫斯所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往无数个未来。”
据阿乙自述，按照常理或大多数时候的可能性，他现在或许还在瑞昌，和当初订婚的爱人生活，生儿育女。而这个飘荡到北京的写作者倒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一个很稀薄的梦。
如今，这个像是梦里的他，却又真真实实地存在着，去追忆那个永远消失在生活中的、身为警察的自己和未完成的婚姻，从而成了《未婚妻》的全部内容。
《未婚妻》
阿乙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2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时间看起来好像完全消逝，其实不然，它正与我们自身融为一体。”他开创了小说的意识流写法。阿乙写回忆、写县城、写爱情，倒是误打误撞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另外，与他以往的小说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抛弃了简洁和果断，转而描述一件事从a到b中间那不胜烦琐的部分。
越是熟悉的经验越需要警惕，因为它把我们带入偏见的洞穴。在对回忆一层一层的解剖当中，阿乙尝试去抓住那些后知后觉的、还没来得及消逝的时空。
以下是《新周刊》与阿乙的对谈实录。
文学让我们重视日常中被忽视的细节
《新周刊》：你以往的写作很少描述爱情，这次新小说《未婚妻》倒像是一个压在箱底的惊喜，故事发端于年轻人的一次心动，但好像又不是在说爱情？
阿乙：爱情只是一个引子。事实的真相是，对于一个县城男青年来说，他对女性的爱更多地来源于男性的占有欲。
出于对真实状态的描述，我也就无法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写一个浪漫的恋爱故事。我真正要写的，是因为爱情袭来所引发的家庭波动，以及周边社会的流动变迁。
即使到了21世纪，县城里的爱情也并不只是谈情说爱，理想的爱情只占30%，表面看上去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实际上很快就能看到背后的地域性——甚至叫“中国性”。我下一本正在写的《未婚夫》也是这种方式。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新周刊》：用意识流的写作方式讲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可以说是既过了读“虚构”的瘾，也过了读“非虚构”的瘾。你在构思小说的时候，真实跟虚构的比例是如何协调的，或者说做了怎样的取舍？
阿乙：实际上都是虚构的，当然，我们所说的“虚构”，意思可能不太一样。
首先，我当然是在写我生活过的世界，只不过就像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一样，是被加工过的，并不是说有多少地方是真实的，有多少是假的。
小说也是，就像拿到一个房子，要对它进行重新装修。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如同房子的钢筋、水泥一样，是极其乏味、无聊的。所以与其说是做取舍，倒不如说是用文学的方式，把它重构了一遍。
《追忆似水年华》剧照
普鲁斯特说：“唯一真实的世界，就是文学的世界。”所以他用《追忆似水年华》重构了一次他的人生。否则到最后，他所经历的那些贵族和布尔乔亚式的生活就都是一堆粪土。
《新周刊》：在你的小说中，那个生活在瑞昌的民警“艾国柱”，其实也是在重构你的人生？
阿乙：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小说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对可能性的取舍。选择一种可能，意味着就会排除其他可能。
我最近猛然意识到，我写的小说其实都是对一个不存在的自己，也就是说对那个不是现在的“我”的描述。
我的所有小说，都在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就是尽量拼凑出“我”的各种可能性。
《天才捕手》剧照
《新周刊》：我们每个人一路走过来，其实都存在一种“幸存者偏差”，你对没有经历过的人生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这种想象力几乎是超越现实的。小说的意义就体现出来了。
阿乙：是这样。在我们的生活中，90%的事情都像暗物质一样，随着时间混沌地往前移动，没有人会去关心。比如，有的人早上刷牙要刷200下才心安，没刷够还会补足。这种小事我们在生活当中不会去查究，但是在文学里头它就会获得重视。
这就形成了两个渠道，一个是和人类的精神文明产生了联系，另一个是发现我们生活中那种最细微的价值，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重生。“
“飞鸟是所有瞬间的汇集”
《新周刊》：这一次的写作风格相较于之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给人的感觉更冷漠、简洁，而现在读起来就像是读《红楼梦》，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阿乙：文学是百花园，里头什么样的品种都有，但是一直以来，风潮使文学变得更具适应性，文学能适应影视，就像京剧一样。
这种适应可以拓宽它的表现方式，是好的。但我认为，文学还要逐步地去确立，或者说建立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我在前言里就提到了，简洁作为一种风气，正在给作者和读者带去一定的妨害。
小说要做的，是还原人的所有动机，他做一件事，包括了他身上的性别动机、家庭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甚至因为他的职业是民警，那他做出的反应也不一样，这些东西都是小说作者要去反映的。
我就想尝试写“永远完成不了”的小说，写“永远在路上”的小说。用北岛的话来说，叫做“飞鸟是所有瞬间的汇集”。
《在路上》剧照
《新周刊》：你在《未婚妻》的最开头自作辩解，讲事件从a到b要更多地去进入到中间的部分，达到“飞矢不动”的相对静止的状态，这要怎么去理解呢？
阿乙：你想知道的应该是，把一件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拆开来细枝末节地加以描述，有什么好处。
其实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受新闻写作的影响，写小说都跟写新闻一样，动词用得多，形容词用得少，多用对话、强调结论，等等。实际上看海明威、马尔克斯的短篇，也是这种新闻特写。
不过我后来发现，新闻恰恰不是在提供真相，而是只能提供表象真实，却无法提供本质真实，新闻实际上在简化事实，但每个人都是多面的、立体的。所以为了获得真相，“飞矢不动”的方式是值得的。
《霍乱时期的爱情》剧照
《新周刊》：比方说对你的采访也是有备而来的，事先预设好的问题反而限制住了话题的导向。
阿乙：我也曾经做过编辑，明白你说的（意思）。
编前会里讨论最多的是，我们要找到一个角度，比如说你们要采访阿乙，可能就会想到，他之前做过警察，又经常生病，然后是个写小说的。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这样，这可能就是新闻与小说的区别。
实际上，我们只能从读者的角度来建立这种方式的合法性，这倒也正常，因为刊物是给读者看的。但是从理解一个人的角度，就成了“扭曲”的动机，我可能还有很多面孔，可能还有“儿子阿乙”“暗恋者阿乙”，我在我的小说里寻找他们。
年轻时的阿乙。（图/ 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那在你的小说创作当中，从读者层面是如何考虑的呢？
阿乙：其实自从我写书以来，受过最多的批评就是，我的小说人物不讲符合他们身份的话。这个指责已经困扰到我，构成了对我写作的枷禁。我不认为读者的意见不合理，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能拿自己的审美标准，去对作者和自己形成专制。
如果按照读者的反对，放弃写“一个卖菜的妇女出现顿悟”这样的情境，如果我每次都这样做，我最后一定会成为读者的傀儡。我觉得我不是一意孤行，而是对自由和解放还保留了热爱。
他总是那只睡醒的兔子
《新周刊》：你在小说里描绘了一个县城“大舞台”，极尽书写了那里人性的丰饶，让人不得不联系上你在瑞昌的真实生活背景。“追忆过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阿乙：与其说是追忆，倒不如说是追赶。因为我发现自己有点像《龟兔赛跑》里的兔子，总是在醒来以后才猛地一拍大腿，反应过来自己错失了什么，于是再猛然去追。
《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所以上一个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就是在追一个事实——要在乡村社会消失之前，把乡村社会写掉。因为我出生在乡村，有乡村社会的经验，虽然乡村还在，但社会渐渐消失了。后来我从乡村去了县城，于是我又有了县城的记忆。
等我再像兔子一样醒来，人工智能ChatGPT已经在迎接我们了，它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快速进入了物理性消失的阶段，以前小说里经常反映的那种包子、油条的社会生活，也在小说里无情地消失了。
所以我要赶在这一切消失前，把21世纪初最后的人类生活、婚姻土壤和社会伦理，好好再讲一遍。
《山河故人》剧照
《新周刊》：消失是一种趋势，或者残忍地说，是一种必经之路。在你看来，抓住过去就等于抓住了未来吗？
阿乙：或许10年后，人的整个思维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就好比10年前，我根本不会想到，有人说手机会成为我们手上衍生的“器官”，但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自己也像个傻子一样，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滑手机屏。
我只能承认，自己已经彻底被无情地修改了。但我最近也在想，我是应该抵抗它，还是应该顺应它。
有时候顺应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是后觉者，基于一个写作者所应保持的敏感，我们能察觉到并在一切消失前去反映它，而且未来没有尽头，这种消失也没有尽头。
《新周刊》：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性的善恶美丑从古至今也没怎么变过，写20年前的县城社会，或者写20年后的智能社会，本质上应该都是一样的。真正好的小说可以穿透时代。
阿乙：《追忆似水年华》里面有个海滩叫巴尔贝克，传言那里风光无限，普鲁斯特写主人公到了海边发现海滩一无是处，于是就用了意识流的写法，把一盘吃剩的鱼骨比作教堂的穹顶，把鳞片比作彩绘玻璃，甚至带我们联想到史前时代的捕鱼人。
《追忆似水年华》（2010年）
小说一下就让古代和今天的事物产生了联系，我们在小说里获得了丰富的世界。
我现在有一种野心，就是在小说里改造我们的世界，使和我同一代的人，都能在小说里通过一些共同的证物获得更多的享受。这个世界我一写出来，他们就会觉得是他们的，并且令他们忘记所处的现实世界是一个孤独的世界。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新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小说里的世界是一个永恒的世界？
阿乙：我去过普鲁斯特的墓前，他的墓碑平躺在地上，黑色的大理石上写着“马塞尔·普鲁斯特”，还有他在世的时间。站在那儿你就会觉得，一切不过只是一块墓碑、一些泥土和一些塑料花。
但是如果不管眼前所见，我们去看普鲁斯特留给我们的小说里的世界，你就会看到里面的人物在永恒地走动。
我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死了，你在我的墓碑前找不到什么东西，但是你在我的书里面，多少还是能找到一些曾经在世界上经历过的事物。
如果我们去找我们现实中曾经的爱人，你永远都会失望，但是在小说里，她永恒地存在着。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631期
原标题：《阿乙：赶在一切消逝前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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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段志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