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脱险记
刘志平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了血腥的皖南事变，杀害我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将士近万人。在这一事件中，我亲身经历了突围、脱险的全过程。虽然事隔60年，我也90岁了，但至今仍记忆犹新。
1939年秋，因国民党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由此反共高潮掀起，摩擦不断发生，在此情况下，我们中共特别支部奉命从国民党薛岳部撤出。我回到桂林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后，曹瑛(当时名石磊)同志说：新四军迫切需要大批干部，现在广东来了一批进步青年，你去担任支部书记，带他们一起到那里去，8月初，我们到达新四军总部，军政治部组织战地服务团，我任宣传队长。一个月后军部成立统战部，派我到新一支队政治部任统战科副科长。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
(一)突 围
1941年过了元旦，新四军总部开始转移准备北上。头天晚上就遇上狂风暴雨，一晚走了三四十里，疲惫不堪。第二天下午，在茂林就打上了，国民党早已在那里布置好口袋。打了3天，晚上分路突围。
我随一支队傅秋涛部突围时，风雨更大，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脚下又滑，行军时后面的人员拉着前面的衣服。王参谋长带着特务营和枪支，天亮走到丕岭时，发现已和主力部队及傅秋涛、江渭清等支队领导失去联系，且并未突出重围，在这里又打了一天。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了，唯有北边枪声较稀，但有一条河相阻，水不深，约有五六十米宽，国民党在两边山头上用火力交叉封锁，看来这里还是一个突围的口子。天黑以后，王参谋长下令突围过河，枪声像下冰雹一样，在这里我们伤亡不少，但是还是突出了一部分同志。
突过去后，部队失掉建制，也找不到王参谋长了，我认识的只有政治部秘书忻唤民。大概走到晚上十多点钟，前面枪声响了，我们就上山。没有路，抓着小树枝往上攀。半夜以后没爬到山上，又走到了一个小高地，天亮了。发觉还有一个成建制的重机枪连，另外有带枪的四十来人，徒手三四十人，但群龙无首。我和忻唤民就出来召集大家，把队伍组织起来。持枪的编一个队，徒手的编一个队，重机枪连编一个队。一共编成三个队，选好队长、指导员，大家搜索前进。中午12点钟到了一个村庄，老百姓都跑了。大家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发现有一缸玉米粒和一缸咸菜，就分给三个队，大家吃了一顿饱饭。下午3点来钟，发现山上有部队吹号，一听是与我们联络的。忻唤民同志上去联系，是3支队3团，他们说军部就在我们东面的石井坑，我们守住这个山头，你们就守住村子，有事与我们联系，听候命令。我们就找了些门板，在村边做了简单工事。到了天黑，我们见山上没有动静，派人上山去联系，发现他们走了。我们连忙向东走，到了军部，项英同志听说我们是1支队来的，就把我和忻唤民同志找去，我们把简单的情况汇报后，项英同志说：好吧，你们现在就归3团指挥。又把副官叫来，让他想办法给我们弄饭吃。副官弄来大米和一个20来斤的猪，还有一包盐，部队吃了一顿饱饭。这晚是最后一次突围，仍然是风雨交加。敌人的包围缩小了，兵力更多，火力更密集。我们是3团的后卫，这一夜究竟突了几个山口也说不清，突来突去都出不去，结果跟3团主力也失去了联系。我们共100多人，而且被此都不熟悉。部队召集不起来，重机枪连也不知哪儿去了，最后我们这一股约有40来人，转来转去，找到一个火力较弱的地方，突出去了。
这时天快亮了，走了十几里路，看到一个大村庄。距离二三百米时还未发现敌人，当走到附近准备进村时，突然出来一群敌人。可能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留守单位。他们有的拿着卜壳枪，有的拿着冲锋枪，高声喊叫抓赤匪!我们就转向另一个山上跑。这时我的鞋烂了，干脆甩掉鞋赤脚走，上山时踩在老百姓砍柴的尖桩上，脚上扎了七八个洞。那也顾不得了，只管跑呀，跑呀!跑到上午10多点钟就听不到枪声了。
(二)失 散
走到什么地方了，谁也不知道。到了一个村庄，迎上来六七个老乡，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他们说，这里没有国民党，但你们白天走不行。北边有条小河，河边有个小树林，你们隐蔽在那里，中午我们给你们送饭，天黑后你们再走。我对一个干部说，你看我这脚扎伤了。他就用棉花替我包住伤脚，再用油布扎上。中午他们送来两箩米饭，一桶雪里蕻菜汤，还有一盆咸菜。大家几天没有吃顿饱饭，这次可痛快快吃了一餐。这时我们还有六七十人，吃了饭我们在小树林里休息。到了下午3点多种，来了一个干部说：不行，你们还得过河，前面村子来了国民党，正在向这边搜索。大家穿着棉衣，过了河全湿了。走到山脚下一个村庄，便分散到老白姓家烤衣服。天黑时国民党已到河对面，我们晚饭也未吃又上山。看到山上有工事，有3个带短枪的干部出来说，我们先上去看看有没有国民党部队。去了好久没有消息，我们就上去。到山上有人认出，下面就是军部驻地老鸦村，大家商量：这里山很大，我们化整为零，三五人一组分散隐蔽，天黑以后再走。
(三)隐 蔽
我和忻唤民一起走了两三里路，看到有座独立小草房，门口摆着东西，里面肯定有人。我们轻轻地敲门，出来的是几乎双目失明的夫妻俩，是贫民。他们说：这里驻有国民党部队，人不多，但主要的出口都有岗哨检查。天快亮了，你们就藏在床底下吧，他们把缸缸罐罐堆在床的周围。我们很疲劳，一下就睡着了，还以为就是迷糊了一会儿，实际上睡了一整天。醒来时他们已为我们做了饭，还把准备过年的咸鹅给我们吃，然后说，我送你们到主任那里去。他带着我们，我拄着棍子由忻唤民搀着，沿着小路走下山。到了老鸦村，找到青救会主任家，另外还有一个干部在，互相作了介绍。他们说，这里不安全，国民党经常来搜查，送你们到农会主任姚理事那里去，他们那里靠山，由他帮助把你们转移出去。当下就给我们换了便衣。
一会儿，姚理事来了，我因脚伤已走不动了，他二话没说，背起我就走。走了七八里路到了他家。天亮了，他一面给我们弄饭吃，一面叫他弟弟上山弄来草药，捣烂后用盐水洗净敷在脚上，再用棉花和布重新包扎上。他家村子背后就是山，到上午九十点钟时，国民党来搜查，姚理事叫他弟弟背我上西山。山越来越高，人家也越来越少，隐蔽得很，大概走了20余里，到了一个独立房舍，里面有个50来岁的老人。姚的弟弟说，你们就在这儿歇脚，天黑我们派人来送。
天黑，来了一个40来岁的人，牵着一匹骡子，把我扶上骡子后说，送你们到油坊找某某人，他是党员，由他把你们转移出去。到了油坊就碰到问题了，这个人已经动摇，说国民党保长天天来找我，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也无法转送。我们说了许多好话还是不行，并威胁说，你们再不走，我就去找保长了。我们要离开时，那个牵骡子的人早已走了。这样我们与党的联系就断了。
怎么办？我对忻唤民说，我们在南陵县的童村街包冲有两个统战关系，一个叫王兴华，一个叫罗风楼，这两家比较好，我在那里工作时，都住在他们家。现在党的联系断了，只好去找他们。忻唤民同意，他搀着我往包冲走。我已是到了寸步难行的地步，大概也不过20余里，我们从天亮走到天黑才到王兴华家。王对我们热情接待，说这儿白天紧张，你们就上山，晚上没有事，他家屋后就是蕾盈山，一片松林，很隐蔽。我给了他一块银元(突围前部队发给每个干部两块银元)，叫他给我买药，他不肯要，我坚持要给。他第二天去南陵县买来药，开始治疗脚伤。我的脚逐渐消肿，鞋能穿了，我早晨上山慢慢走动，加强锻炼。这时当地党的支部书记王文亮知道我埋伏在这里，过去我们在工作中有几次接触。但他的言谈表情对党有些悲观疑惑，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些鼓励和教育。但还没有意识到他会叛变。
我的脚伤已基本好了，和忻商定过江到无为找部队。并托罗风楼通过他堂哥(当两面派的保长)开了通行证，准备过了阴历正月初五就走。
春节晚上，冯达飞同志突然来看我们。他也是因脚伤，埋伏在周冲孙品三家，他从地方干部那里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见到首长很高兴(他是教导队的教育长，从黄埔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我们把已搞到通行证，准备过了初五就走的计划告诉他。他说，我已派人到繁昌找游击队，让他们来接我们，你们跟我一起行动吧。我们想这样当然好了，过了春节，我们就搬到孙品三家。因冯的穿戴较讲究，孙家来往人也多，3人一起目标太大，和孙品三商量，他说，离这三四里路的山上，我舅舅在那里住，他也是穷人，就搬到那里去住吧。我们就搬山上去住了。
(四)脱 险
派到繁昌去联络的老人，已经去了三四天了，还没有回信。我们在孙品三的舅舅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天不亮，叛徒带了国民党南陵县的4个特务，先到王兴华家，没有找着我们，又追到孙家，孙品三跑了，他母亲就说我们在这儿。我们3个人正在床上闲聊，突然听到外面有动静，我们刚冲出门口，发现草房四周被4个特务包围，特务持枪对着我们大叫：不许动!进屋去，动一动就开枪了。正在这混乱的时候，我看到王文亮站在特务背后，才知道他叛变了。急中生智，我急忙跑到叛徒前面，拉着他的手说，咱们找孙品三家想办法去。叛徒也可能是一时的心慌意乱，也就跟我走了。特务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冯达飞身上，大概见我和叛徒王文亮拉在一起，就没管。我拉着叛徒走了约四五十米，敌人的手枪打不到了，就丢开叛徒说，你怎么能这样，这是犯罪，你要想办法救他们才是。我急忙向东面山上跑去，爬了几个山头，走到一个大凼里面，钻进荆棘丛中。一直等到天黑才出来，想找个百姓家弄顿饭吃，询问这是什么地方，走了没里把路看到前面有一户人家，敲开门一看，真巧极，这是孙品三的表妹夫家，他逃到这儿来了。他把白天的情况告诉我：你跑了以后，他们就将冯达飞、忻唤民两人逼到屋里绑起来，吃了晚饭就带到南陵县去了。同时繁昌县也派了国民党部队来抓你们，因为派出联络的老人，被国民党假冒游击队捕获，受刑不过，供出你们的情况。结果被南陵县抢了先，看来你们这次怎么也逃不过去。
和孙品三商量怎么办呢？他妹夫说，你先隐蔽起来，我正在搜购猪鬃，以后带你到芜湖去。后来他就把我带到山里一户独立人家，他家很穷，但待我很热情，一天三餐饱饭，不时还给我蒸个鸡蛋吃。过了六七天，孙的妹夫一直没有来，我考虑再三，觉得夜长梦多，别再出意外，我得走。
经再三考虑，决心要到江北找新四军，但长江沿岸盘查非常紧，且无通行证，不容易过去。只有迂回到后方，找到地方党再转部队。徽州路近，封锁也松懈了，我在徽州地下党工作时有些关系：徽州有王任之，他家祖传中医，本人20多岁在当地小有名气。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当时是我们的青年骨干，我做过他的工作。也可到屯溪找骆耕模，再不然到金华找计惜英，决心已定，就把衣服脱下，与房主换了一身破棉衣，都是补丁打补丁，上面还有虱子。我这里路不熟，请房主带我到包冲的山口。
晚上10点钟的样子，到了王兴华家。敲门后他妻子出来见我。我对他说：我准备到大后方去，请你们再帮我一下。她说她家曾被国民党来抄过了，恐怕将来老头子非请客不行。我说你们最后再帮我一次，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他妻子还好，满足了我的要求，给了我一条麻袋，一付绳索、扁担、一顶斗笠、5斤米，还有1元钱的国民党角票。我化装成挑夫，编好说词，就是从屯溪来送老板回家去的。这时已过了个把月，国民党正规部队已撤了。就剩下地方保安部队。我到了茂林小河口，见到有国民党乡丁站岗，就买了两根油条，说是给孩子吃的，又买了5分钱的灯草，拴在扁担上。他们见我连问也没问。过了这道关，就算脱离虎口了。
(五)流 浪
到徽州走了5天，一路通顺，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可是身上带的那几斤米吃完了，沿途讨了两天饭。这家讨一口，那家讨一口，有时讨了个把小时，还没有吃饱，就算了，继续上路。晚上没有地方住宿，没钱，也不敢住旅馆，随便找个旮旯躺下。这中间还下过一场雪，好在那时年青力壮，还挺得住。
到了徽州我首先找王任之，走到他家门口一看，大门给封了。到对门裱糊店打听，才知道他被国民党抓走了。我在徽州共有3个关系，除王外还有周斯木和王士独。去找周，他母亲说出门去了，我问上哪儿去了？回答不知道，态度很生硬，分明是拒绝的意思。我想坏了!徽州3个关系完了。于是就到屯溪找骆耕模，其实我并不认识他，只知道屯溪有这个进步人士，曾读过他的文章，徽州到屯溪不远，结果到那儿一问，早走了，不知去向。近处的关系都断了，而且没有饭吃，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在徽州时看到西门小旅馆前有一招贴，上面写着：云记公司招募工人，到浙江衢州修飞机场。报名就有饭吃，还不愁到金华的路费。衢州离金华不远，且通铁路。找计惜英去!于是就返回徽州去报了名。一到那里马上就吃上大饼，而且不怕抓壮丁了。包工头姓王，是安徽宿县人，兄弟4人，又招来20来人。从徽州沿新安江经过兰溪，走了几天到了衢州。我做了两天工就跑了，爬火车到了金华。计惜英是我们党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特派记者，但他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到国际通讯社打听，门房问楼上，计惜英在哪里？上面回答这人早走了，不在了。我问他到哪里去了？回答不知道(解放后始知那时他已被捕，弄到上饶集中营，后来从赤石暴动逃出来的)。我听口气不对，知道反正找不到了。
几条线都断了，没有办法。就想：还得找个地方落脚，第一有饭吃；第二有固定地址通信。我在大后方有关系，湖南衡阳大刚报有陈家梁；广西桂林有章浩(改名乔章棣)，还有我弟弟在那儿摆了个书摊。有固定地址好与他们通信，与大后方的党接上关系。但眼下上哪里去落脚呢？还是回去做工。工头问这一天你到哪里去了？我说真倒霉!我想上街看看，结果被国民党抓去，抬了一天东西，累了一天还没有饭吃。工头也不管这些，只要你给他干活就行。
挖土方每人每天平均要挖三四立方米。两人一搭挡，一个耙一个挑轮流干。人家有力气，一钉耙下去就是一畚箕，我三四耙子也装不满，挑土也不行。工头不做工，天天上赌场，由老二管事，老三做饭。包工头借口完工结帐后才能拿到钱，实际上都给他拿去赌了。一天管你吃饱饭之后，每人一包黄烟，5天一包火柴，一双草鞋，那么累的活，除了吃个饱，抽口烟以外，一个钱也没有。有特殊困难的可向工头借一点。这时真正体会到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痛苦。
我写信给衡阳陈家梁、桂林乔章棣和我弟弟。那时交通不便，与桂林通信一次来回要一两个月，后来乔给我回信，我弟弟也给我寄了点钱，我这才买了一身蓝布单衣。把破棉袄替换下来。他们叫我到大后方去，我表示已决心到苏北找四叔(新四军)去。
这时，包工头请了个老乡帮他给老婆写信，写了半天写不通，我就说我来写写看。照他说的意思写完后念给他一听，他发现我不是一个干苦力的，是读过书的人。他是一个久混江湖的人，会猜测到我出来做苦力定有特殊原因，可能是出于江湖义气吧，对我有些侧隐之心。对管事的老二说，读过书的人干活不行，叫他去做饭，让老三去干活。做饭比干活当然要轻松得多，但做20多人的饭也很忙。天不亮起来做饭，吃完饭上街买菜、担柴火。领米面挑回来做中饭、晚饭。一天忙下来也够累的，但比挖土方要轻松得多。
到7月底，工头从赌场回工地来了，对我说，我有个拜把子兄弟姓许，在金华开了个华北饭馆，请了个账房先生是当地人，可能手脚不干净，对他不放心，想找个咱们老乡替他记帐，因此介绍你去。我到了金华，他们把原来的账房先生辞了，叫我替他记账。因效益不好，后来又把跑堂的辞了，叫我做跑堂兼帐房。这饭馆一楼一底，卖牛肉汤、牛肉面、牛肉、馒头、大饼，专门卖给北方人吃的。
(六)考 查
我赶快给桂林写信，章洁给我来了回信，叫我到金华东南图书公司找虞炳南先生，并附一字条：“炳南先生，刘福田(我的化名)在金华请你帮助。”这下我可高兴了，但第一次去我就碰了壁，一位店员说虞先生不在金华。问到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回答不知道。过几天我又去，回答还是那句话。我急了，说我有要事找他，就把字条交给他，在那儿买了一本斯大林传。大概从9月份开始，直到快过春节也没有人和我联系。在这期间，有一个人常到店里吃牛肉面，他在国民党税收机关工作，觉得我谈吐不俗。彼此谈得来，我始终没能摸清他的底。
过了春节不久，突然来了一个姓潘的，西装革履，上楼吃饭，他问：你是刘志平吗？我说是，他说明天上午8时，咱们一块到上海做生意。我听后高兴得差点跳起来。便跟老板说：我有朋友来，说好明天一道去上海做生意，你另外请人吧。第二天上午他来了，还有一穿长衫戴礼帽的人帮他提箱子。我弟弟给我寄了钱，饭馆老板又付给我一点工资，我买了棉衣棉裤，但没有长袍，前面提到的那个人说，我这儿有件棉袍你穿上吧。我估计这个人是党派来考察我的，他姓什么我忘了。
我们3人走山路往义乌方向，出了一个山口，外面有一小镇，这儿有船通绍兴。我们上了一条民船，共二三十人挤得满满的。船上挂国民党的旗，开出十来里就把日本旗挂起来了，这里是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结合部。晚上到了绍兴、上虞之间的漓渚，在这儿下船。这儿有鬼子检查，姓潘的穿的西装，和大家不一样，所以鬼子比较注意。我们在漓渚住下来，第二天到钱塘江边，还是坐民船过江。过了江那个穿长衫的人就不见了，大概他是个交通。在海盐上岸，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到硖石车站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到了上海先去姓潘的妹夫家，那是法租界一个小洋房，很气派的。第二天到浦东姓潘的自己家里，他母亲和哥哥在家。姓潘的在这儿待了一天就走了，以后再没有见面，我就跟他哥哥打交道。
姓潘的临走时把带来的一个字条交给我，上面写着：“去法国工商会找徐宝莲先生转舒先生。”第二天我带了条子到法国工商会，那儿有白俄站岗，传达是60来岁的老人。我说明找徐宝莲先生，他说这儿没有叫徐宝莲的，去了三四次答复还是一个口气，没有此人。姓潘的哥哥问我，你在上海还有熟人吗？我想了一想，在地下党一道工作的一位女同志叫吴大群，曾因身体不好，准备回上海看病，也不知回来没有？他说你登报嘛!我就在新闻日报上登了寻人启事。过几天吴大群的母亲来了信，她要见我。我去她家，见到吴大群的母亲、姐姐。她说看到你登的报了，吴大群没有回来，她在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说原来我们在一起工作，她很好，就是身体差些，曾有准备回沪治疗的想法，不知是否回来。她们说没有回来，连信都没有。我说既然没有回来，就说明现在病好了，你们放心吧!就告辞了。
找人找不到，潘的哥哥又说：要不你在上海找份工作，伪军那边要人哩!我说那不行，我还是要到江北去。看来他们还在考察我。我还是到法国工商会找徐宝莲，最后一次得到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传达老人说你找的徐宝莲，我们以前知道这个人，你到九江路东南建筑公司，找××先生问问看。我一听有眉目了，找到那里一问，他们说，啊呀!徐宝莲先生可是很久没有见面了，你住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信吗？我就把条子交给他。他说我帮你找找看，找到找不到可不一定，你把地址留下，有消息再告诉你。我觉得大有希望了，回来把情况向潘的哥哥说了。
过了两天，徐宝莲带了一个人来潘家，做了自我介绍，说舒先生很忙，没有空见你，请你谅解。明天上午6点你在××路口等，我们一起到苏北去，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觉也睡得甜，饭也吃得香了。
第二天我准时到了指定的地点，徐宝莲带了一个胖子，他的妹妹，还有一个女孩，连我共5个人，他给我买了毛巾、牙刷，他们每人背了一大包袱小商品，装扮成做小生意的。上了轮船到江北新生港上岸，鬼子检查放行。快到天黑时走到一个小镇上住进了交通站，徐宝莲说，到家了，没有问题了。
吃过晚饭，站上的人说你们去看戏呀，今天文工团来演戏。到了根据地我没有包袱了，看戏去!演员中有王莹等四五个人，是原军部战地服务团宣传队的老队员，我在那里当过队长，见面都十分激动，我抱着他们哭出声来了。我辞别了徐宝莲和兵站，和文工团住在一起，第二天到新四军一师师部，先见到老首长夏征农，他是师部秘书长，经他请示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指示我在管理科住上待分配。从而终于又回到新四军。(1999年12月15日，王瑜源整理)（选自马苏政等著《战斗在大江南北：新四军一师老战士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