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Don’t Ever Want to Be Free From the Pain of Missing My Children’

只有通过写作,这位著名小说家才能直面两个儿子自杀的事实。但她的新书并非普通的悲伤回忆录。


“人们总说,你会挺过去的,”这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任教的作家说,“不,我不会。” 摄影:Hannah Yoon(《纽约时报》)

作者:亚历山德拉·阿尔特(Alexandra Alter)

2025年5月16日东部时间下午3:11更新

去年2月一个周五的傍晚,四名警察来到李翊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时,她没等对方示意就坐下了。侦探刚开口说“有些事不知如何启齿”,她就瘫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招手让丈夫过来。

李翊云已经预感到他们带来的是毁灭性消息,尽管她无法相信。侦探确认了最坏的事实:她的儿子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大一新生,在校园附近被火车撞死了。

警方称正在调查死亡原因,避免使用“自杀”一词。但李翊云和丈夫知道这不是意外——詹姆斯选择了和哥哥一样的方式结束生命。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在16岁时自杀身亡,同样是在附近被火车撞死。2017年的那个夜晚,李翊云回家时发现两名侦探等候已久。当时警方让她先坐下再告知文森特的死讯,这也是为何当他们再来传达詹姆斯的噩耗时,她本能地坐下了。

警察离开后,李翊云和丈夫大鹏坐在客厅里,目瞪口呆。她感觉时间在身边崩塌,仿佛被困在永恒的当下。

侦探的话“有些事不知如何启齿”让这位著名小说家既觉得陈词滥调,又无可否认地真实。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她失去两个儿子的崩溃。“破碎”“绞痛”“灼痛”这些近似的词汇显得毫无意义。但李翊云知道,文字是唯一能将她的思绪锚定在现实中的方式。


这张照片显示一名男子在雾蒙蒙的山坡公路上抱着两个小男孩。

2007年,李翊云拍摄的家庭照片中,丈夫抱着儿子文森特(左)和詹姆斯。 摄影:李翊云

詹姆斯去世三个月后,李翊云开始写作《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部回忆录讲述了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们的生死纠葛。在直白而毫不留情的反思中,李翊云不仅直面丧子之痛,还探讨了语言的局限性——她试图传达难以名状的痛苦。她最接近描述这种损失的说法是:自己生活在一个深渊里,一个不透光的阴暗之地。

“所有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文字:大多苍白无力;有些被保留下来,只是因为需要为詹姆斯留个位置,”她写道,“文字或许不足,但它们投下的长影,有时能触及无法言说之物。”

在某种程度上,李翊云的回忆录是对悲伤传统叙事的彻底反叛。开篇她就警告那些期待看到“治愈”或“慰藉”故事的读者止步:这不是一个关于战胜失去或继续前行的故事。

“我从未想过从思念孩子的痛苦中解脱,”今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她大学附近的家中见到她时,她对我说,“这种痛苦会永远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不想做任何事来减轻它,因为减轻痛苦意味着它是坏事,是一种疾病或折磨。”

李翊云与丈夫(一名软件工程师)和他们的狗昆图斯住在一起。这只患有白内障的白色可卡布犬已经13岁,仍蹦蹦跳跳地冲进客厅。昆图斯在两个男孩分别7岁和10岁时加入家庭,名字由文森特所取,拉丁语意为“第五”,因为他是家庭第五位成员。

她为我泡了一杯绿茶,带我来到花园旁阳光充足的起居室——她在这里花无数时间照料植物和花卉。她刚种下一些日本银莲花,要到秋天才会开花;院子里满是鲜艳的水仙花、风信子和郁金香。李翊云略带自豪地说,她种了1600颗球茎,欣慰地看到约一半已经发芽。她还为玫瑰丛中低矮的鹪鹩巢里的雏鸟命运担忧:“你就是会为那些小鸟操心。”

李翊云1972年生于北京,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说话轻声而审慎。尽管初看显得严肃而理性,她却时常露出微笑和笑声。她自嘲是个糟糕的游泳者和普通的钢琴手,还温和地调侃那些她称为“找光明面的人”——那些善意的熟人和陌生人,试图让她相信悲伤之外还有生活。

“人们总说,你会挺过去的,”她说,“不,我不会。”

李翊云告诉我,她常感觉到自己的处境让人们(尤其是其他父母)感到不安。她也清楚,自己从容平静的举止,以及通过坚持日常安排来应对悲伤的方式——在孩子死后直接回去教书和写作——与大多数人对“丧子后毁灭性后果”的想象不符。

“人们期待一个悲伤的母亲有特定的行为方式,而我从不认为自己需要按别人的叙事来生活,”她说,“人们期望你敞开心扉,展示脆弱,展示‘进步’,这些我都不做。”


李翊云所著《万物自然生长》封面

与李翊云交谈最令人惊讶的是,她似乎能同时存在于两种看似矛盾的现实中:一边是她称为“深渊”的荒凉状态,另一边是她在工作、友谊、婚姻以及琐碎时刻和回忆中找到的满足、乐趣甚至快乐。

“与痛苦共存是可能的,你每天做着日常的事,打理花园,听音乐,但心里想着……”她的声音渐弱,让未说出口的痛苦留在沉默中。

在李翊云安静宽敞的家中,文森特和詹姆斯的存在感触手可及。客厅旁光线充足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文森特明亮而充满奇思妙想的画作。壁炉上方是他小时候的一幅大画:一个孩子站在田野里,背景是三座棕色谷仓、一片翠绿的池塘和金色的天空。这幅画是他死后李翊云发现的,猜想他因为签名时拼错了名字而藏在衣柜里。

家中各处摆放着家庭照片、学校肖像和小摆件,反映着两个男孩的个性与爱好。她保存着詹姆斯的怀表收藏、他折叠的折纸动物,以及去爱尔兰度假时得到的毛绒小羊“橘子酱”。文森特的47只企鹅玩偶收藏也被完好保留。

李翊云和丈夫保留了儿子们的所有物品,包括警方归还的遗物——文森特边角破损的手机,詹姆斯的背包里还装着一支断成两半的铅笔。甚至日常物品都成了珍宝:詹姆斯的保持器放在书桌上的盒子里,文森特的则在架子上。

“对于他们的东西,我什么都做不了,”谈及儿子的遗物时,李翊云说,“哪怕移动一件物品都很痛苦。我们都有人性的局限。”

詹姆斯出生于2005年时,李翊云的文学生涯正蒸蒸日上。她放弃了免疫学博士学位,投身写作,进入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后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2005年,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千年敬祈》出版,随后推出《比孤独更温柔》《流浪》等备受赞誉的小说,探讨压迫与偏执,斩获一系列奖项,包括怀丁奖、古根海姆和麦克阿瑟奖学金。

尽管作品屡获殊荣,拥有两个聪明好奇的孩子和充实的家庭生活,李翊云仍在与抑郁症抗争。2012年一次精神崩溃中,她感觉自己“滑向虚幻”,两次试图自杀。这段困惑的经历她在回忆录《亲爱的朋友,我从生活中写信给你》中有所描述。

她曾想知道自己的濒死经历是否影响了文森特,而文森特的死又如何影响了詹姆斯,但她拒绝沉溺于这些问题——唯一能回答的人已经不在了。

一个令人痛心的巧合是,2017年9月文森特自杀时,李翊云正在创作小说《我必须走吗》,讲述一个因女儿自杀而失去孩子的女人的故事。


李翊云所著《理由结束的地方》封面

文森特死后,李翊云立即开始写下与儿子的想象对话,告诉他自己烤了芝士蛋糕,笨拙地尝试用他留下的黄色毛线织围巾。这些对话后来成为小说《理由结束的地方》,一场母亲与聪明、有趣、古怪的儿子在模糊“来世”中的简洁而私密的对话。李翊云说,文森特的声音来得如此自然,仿佛他真的在与自己交谈。“我想让他在身边多待一会儿。”她说。

但詹姆斯死后,李翊云起初发现自己无法想象他的存在。与富有艺术气质、善于表达的文森特不同,詹姆斯性格内向,理性胜过情感。

她说,任何试图用文字捕捉詹姆斯的尝试都注定“部分失败”,但她宁愿失败也不愿不尝试。

“詹姆斯死后,我有很多想法,但如果不通过写作梳理,这些想法就毫无意义。”李翊云说。

她花了几个月才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写他,但一旦开始,文字便倾泻而出。

“开始写作时,我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她很快自嘲地轻笑一声,喉咙哽咽,“我总说‘好起来’,好像一切真的会好起来,但没有什么会好起来。”

文森特的死虽令人震惊,却并非完全意外。即使小时候,他也容易陷入抑郁和绝望。四年级老师曾给李翊云发过一封忧心忡忡的邮件,提及他写的诗——那些关于生死的痛苦诗句。治疗他的心理医生警告李翊云,他可能会付诸自杀念头,并让她做好准备。

詹姆斯没有类似的预警信号。他也在接受治疗,显得坚忍而有韧性,没有表现出哥哥的情绪极端或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

詹姆斯热爱哲学、语言学和科学。小时候,他常在晚餐时随意解释神秘的量子粒子或深海无脊椎动物的行为,让家人惊叹。他擅长语言——学习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自学威尔士语、德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常常沉默寡言。幼儿园时,詹姆斯有一天回家戴着自己写的牌子:“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想说!”

有时李翊云会想,是否因为詹姆斯太过内敛,她才没注意到他的情绪恶化。

去世前几周,詹姆斯告诉母亲自己在读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这本书以“生命是否值得过”的问题开篇。李翊云记得,当时她对詹姆斯说,大多数人忍受生活中的单调或痛苦,是为了那些纯粹快乐的时刻。詹姆斯去世前的周末,李翊云和丈夫送他回宿舍时,问他在读什么,他说在重读《西西弗斯神话》。

回首往事,李翊云想知道自己当时是否察觉到了什么。但她说,她不再让自己纠结于“是否能阻止他的死亡”——这是文森特死后她曾陷入的陷阱。

“当人们死于自杀,留下的家人通常会问‘如果……怎么办?为什么?’”李翊云说,“这次我想,我们不想从这些问题开始,而是从别处开始——接受这是事实。这是他的决定,他去世了,他有理由做出这个决定。”

一个念头反复浮现:李翊云确信詹姆斯相信父母有能力承受他的死亡。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正是让她坚持活下去的力量之一。

“他知道我们会挺过去,因为我们挺过一次,”她说,“我想,我们必须尊重他的理解,尊重他的选择。”

李翊云说,第二次经历毁灭性的失去后,她知道需要用日常惯例来锚定自己。


李翊云站在普林斯顿大学楼梯底部的照片 摄影:Hannah Yoon(《纽约时报》)

儿子死后,坚持日程安排帮助了李翊云。她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

她知道自己需要睡觉、保持水分、每天锻炼,坚持日程:继续游泳、每周钢琴课、在普林斯顿的课程。她投身写作——每天早上写两三个小时,最近完成了一部新小说的初稿,这是一部关于19世纪初欧洲一群音乐家的历史小说。

李翊云和丈夫继续旅行——这是他们曾与孩子们热爱的事,并继续用自制蛋糕庆祝儿子的生日。“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的感受——就是他,”谈及大鹏时,李翊云说。大鹏喜欢低调,不接受采访。

她从挚友那里获得支持,包括作家伊丽莎白·麦克拉肯和莫娜·辛普森(她们连续数月为李翊云夫妇组织送餐),以及编辑布里吉德·休斯(詹姆斯死后那个周末,她赶来陪伴李翊云,并帮忙通知朋友和同事)。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休斯,她起初无法理解那条消息,以为是误发了关于文森特死亡的旧邮件草稿。

那个周末,李翊云问了休斯一个痛苦的问题:“我是不是世界上最坏的母亲?”休斯立刻回答,她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很荒谬。李翊云从不怀疑自己对儿子们的爱——她一直鼓励他们做真实的自己。她试图将这种接纳延伸到他们的生命和死亡。

“作为他们的母亲,我一直尊重他们,并努力理解他们,”她说。

写作《万物自然生长》时,李翊云曾怀疑是否该完成它。()

有一次,她让麦克拉肯读了初稿,问她是否值得出版。麦克拉肯肯定了她。

“我惊讶于这是一部如此清醒的作品,探讨那些似乎无法思考的事情,”麦克拉肯说,“失去两个如此出色的孩子,这是无期徒刑。”

坐在阳光房里,李翊云告诉我,她希望早年能懂得一件事,这样就能分享给孩子们:人有可能“更好地承受痛苦”,同时悲伤与快乐并存。这是她近几个月才领悟的。当她打理花园、读书、写作、听音乐,或与丈夫在树林里散步时,她感到快乐。

“我们很悲伤,非常悲伤,但我们并不‘不快乐’,”她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会带着对孩子的爱,即使他们已不在身边。”

如果你有自杀念头,请拨打或发送短信至988,联系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线,或访问SpeakingOfSuicide.com/resources获取更多资源列表。

本文作者亚历山德拉·阿尔特为《纽约时报》撰写关于书籍、出版和文学界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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