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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那年去台湾演出，团里人都想着排练、演出、吃点好的、买点便宜货。
他倒好，拎着一颗心，惦记的，是一个活在传说里的人——张学良。
他不是去采风，也不是去拍纪录片。
他是想见个人，一个他从小在故事里听到大的名字。
东北人都知道，张学良，东北少帅，张作霖的儿子，西安事变的主角，被软禁了大半辈子，最后飘到了台北。
黄宏说，他小时候就听大人讲，张学良是咋样带兵的，是咋样和蒋介石干上的。
那时候听得热血沸腾，觉得人得有点担当。
到了台北，他特意打听到了张学良住的地方，一栋不高的小楼，门口也没岗哨，也没警卫，低调得让人有点心酸。
黄宏按了门铃，开门的是张学良的随从，过了一会儿，老头出来了。
灰夹克，茶色眼镜，头发稀疏，脸上有点老人斑。
黄宏愣了下，说实话，他脑子里装的那个“少帅”，和眼前这个人，差得有点多。
可就是这个人，几十年前，差点儿把中国历史的舵盘拧了个方向。
张学良请他们进了屋，客气得很。
黄宏一看气氛不那么拘谨了，就换上了东北话，想拉近点距离，说实话，东北人见东北人，不说家乡话都别扭。
张学良听了直乐，说：“别祝我高寿了，再高寿就成老妖精了。”一句话，全屋人都笑了。
笑归笑，黄宏没忘正事。
他表演了段小品，讲的是打电话泄密的事，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时不时还“哎哟”一声，笑得前仰后合。
可一说起东北，屋里就静了。
黄宏看准时候，说了一句：“少帅，老乡都惦记您呢，大帅府现在粉刷得可亮堂了，都盼着您回去看看。”
张学良没说话，沉默了。
那一刻，屋里连落地钟的滴答声都清晰得吓人。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轻轻说了句：“我眼睛不太好，就写个名字吧。”
黄宏递过去一张纸，张学良稳稳地写下了“张学良”三个字。
就这三个字，黄宏拿回了大陆。
有人问他，张学良没写句啥话？黄宏摇头，说：“他想说的，写不下。”
这事要从东北说起。
张作霖在东北那会儿，奉系军阀，说白了，地盘大，手里有货，铁路、矿山、粮食、军队，全是一手抓。
东北那块地儿，早就有了工业雏形，人口也多，资源也富。
张家父子把那片地方治理得还算有模样，至少比当时中原那一锅粥要强。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
张学良刚接班，局势一团乱。
可他没往后缩，而是把东北的旗子换了，归了当时的南京政府。
这一招叫“东北易帜”，也算是他人生第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
可光有决断不行，1931年，日本人闹事，打响了九一八。
张学良没打，选择了退。
有人骂他懦弱，也有人说他是顾全大局。
可东北三省说丢就丢了，工厂、铁路、兵工厂，全进了日本人口袋。
老百姓心里那个恨，不是一天两天。
张学良心里明白，他这一退，背了多少人情债。
可他没躲，1936年，联合杨虎城把蒋介石扣了，逼着他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震惊中外。
张学良那时候说：“我愿意为国家背这个锅。”
蒋介石后来放了他，但没放他自由。
从那以后，他被软禁，几十年没再踏过东北一步。
台北那栋小楼，是他人生最后的落脚点。
他活得久，活得清醒，也活得窝囊。
听说大陆那边每次提到他，都带着点复杂的味儿。
东北人骂归骂，但一提起他，又有点心疼。
张学良也不是没想回家。1945年日本投降，他以为能回东北，飞机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他以为只是暂时。
结果，这一暂时，就是一辈子。
后来，他的侄女张闾蘅说，张学良自己也说过一句话：“我回东北，情感上受不了。”不是怕丢人，是怕心疼。
1990年他终于恢复自由，但那时候他已经老了。
三年后，黄宏见到他，再往后，他就基本不再见外人了。
2001年，张学良在檀香山去世，享年101岁。
没有回过东北，没有见过大帅府的新门匾，没有走在沈阳的街头，没有再吃过一口家乡味。
那张写着“张学良”的纸，现在黄宏还留着。
他没说那张纸值多少钱，也没说那三个字代表什么大义。
但他知道，那是少帅写给东北老乡的最后一条“口信”。
有时候话太多，不如沉默。
张学良那天没落泪，可屋里的人眼圈都红了。
《黄宏李金斗等回忆少帅：“我亲眼见到了张学良”》，生活时报，谢言俊、苏文选
潘志：《奉系军阀时期的东北经济开发》，《党政干部学刊》，2016年第10期
蒋文祥：《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张氏帅府博物馆会议资料，2019年
黄宏：《我的运就是“走”出来的》，《北京支部生活》，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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