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为全面掌握我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情况，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国务院决定于2023年11月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是对中华文明家底的系统性梳理，也为进一步构建文物保护利用新模式筑牢根基。
近来全国各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心统筹谋划，整合资源力量，强化协调联动，有条不紊地持续推进“四普”实地调查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和扎实成效。本栏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多方位、多角度呈现“四普”的进展、重要成果、典型案例及典型人物，为读者讲好“四普”故事。
▲老队员为“四普”新队员现场讲解文物知识 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供图
▲ “四普”新发现的文物点：上思县思阳镇旧州屯石拱桥（宋代建造，清代重修）。 防城港市“四普”实地调查组供图
穿丛林，走边境，下海滩……一年来，广西中越边境，防城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工作组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慧眼探寻文物，为散落在南国边疆的历史遗珍立档造册，激活沉睡的密码。
这个“四普”实地调查组由防城港市、县两级文化文物部门派出的35名工作人员组成，其中有资深的老专家，也有年轻的新手，还有擅长测量的工程师和善于考证的历史学者，肩负着摸清文物资源家底的重任。
上山下海 遍访寻文物
防城港自古便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东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要港口。这里不仅有漫长的边境线，还有延绵百里的十万大山，文物分布具有“海、边、山”的特征，也决定了此次普查的与众不同。
“交通方式需要不断变换。比如，由于海岛众多，许多调查需要借助船只。众多调查点分布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要依赖汽车。那些埋藏在深山密林之中的边境界碑、十万大山古商道等，就得全靠双腿。”防城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市文物局局长、防城港市“四普”实地调查组组长何守强说。
史料记载，1947年至1949年，上思地下党游击队以及隶属粤桂边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十一团的上思独立营成立后，总部设在上思县公正乡那齐村西边芭莱山的悬崖里。这里地势险峻、山脉纵横，利于隐藏。在对这处旧址进行复查时，实地调查组8次蹚过同一条河，才到达目的地。
在十万大山的丛林里穿行，不仅要注意脚下坎坷不平的地面、时刻避免蛇虫的侵扰，还要及时跟上队伍，以免迷失方向。“镰刀、砍柴刀、急救包……甚至还有割草机，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标配。”实地调查组副组长左思涵告诉记者，为了在普查中不漏查，队员已经习惯了丛林穿越和攀爬于峭壁之上。
“与陆上调查不同，在沿海地带，我们必须提前掌握潮汐情况，只能在退潮时对文物点进行复查，所以每天只有半天的时间可用。”队员饶芯羽说，箭猪笼遗址就是一处沿海遗址，在此次普查中，新发现了三国墓葬遗物，清理采集了玛瑙、水晶饰件和钵、罐等一批珍贵文物。
据专家论证，箭猪笼遗址出土的琉璃、玛瑙等饰件及越南钱币，与海洋贸易密切相关，表明防城港是古代北部湾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地点。该遗址及出土的大量文物是防城港参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意义非凡。
科技加持 数据更精准
在防城港，由于文物位置散布于北部湾畔、中越边境、十万大山之中，不少历史遗存都在人迹罕至之地。“‘二普’时，我们只有一台老式相机、一把尺，全靠自己的眼睛、手和腿。‘三普’时有了GPS定位、电脑，如今‘四普’又有了新的高科技。”从“二普”到“四普”，防城港市上思县文物管理所原所长王善初一路走来，见证了文物普查设备的更新与进步。
第一次参加文物普查工作的饶芯羽，任务是为文物点绘制精确的图纸并记录详细尺寸。包括准确记录遗存、遗迹的位置、范围和地形地貌，对遗迹和文物进行精确的测量和绘图，准确了解文物的形状、大小、结构等特征，为文物的研究、修复和展示提供科学依据。“科技赋能文物普查，提升了数据质量和工作效率，特别是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全面性。”饶芯羽说。
如今，数码相机拍照、无人机航拍、RTK（实时动态载波相位差分技术）、三维扫描建模等已成为“四普”标配，先进的技术手段与传统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详尽地记录每一处文物的信息。截至2025年5月6日，防城港市“四普”共确认登记新发现文物点85处，主要包括史前人类遗址、古商道、古建筑、古墓葬、近现代工业遗址等；核准消失文物点共8处；完成全部317处“三普”复核文物点材料的修改。
目前，“在守护中发现——防城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成果汇报展”正在防城港市博物馆举办，首次展出“四普”过程中新发现和接受捐赠文物179件，向社会公众普及“四普”的重要意义。同时，展览生动呈现文物普查的艰辛历程与丰硕成果，受到广泛关注，已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
新老传承 共走文保路
说起防城港的文物，王善初如数家珍。自1983年进入文博领域，他连续参加了“二普”“三普”“四普”工作。在40多年的文博工作中，王善初从当年的青涩少年成长为普查队中公认的“老专家”。
从“50后”到“00后”，在“四普”队员中，年龄最大的王善初今年已经66岁，年龄最小的陈文海只有22岁。“从全市各文博机构抽调人员组建队伍，并争取参加过‘二普’‘三普’的人员加入，形成了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具有工作经验、能吃苦、善战斗的普查队。”何守强说，在老队员身上，新队员学到了他们对文博事业的热爱和坚守，从新队员身上，老队员看到了文物保护的未来和希望。
“在绘制古建筑平面图时，老队员会反复核对门窗尺寸与墙体比例，甚至为0.5厘米的误差重新测量。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让我明白绘图不仅是技术活儿，更是守护文物信息的责任。”从老队员身上，饶芯羽领悟了“以图存史”的严谨态度。
何守强是一名从“三普”中成长起来的文博工作业务骨干，他全程参与了“四普”工作。“‘三普’算是我文博工作的起点，坚定了我的职业信心和选择。”何守强说。如今，在“四普”田野路上，他时常跟小伙伴们讲“三普”故事，传递前辈的事迹、精神。
“文物保护事业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坚持和奉献。”王善初说。
2025年5月14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中越边境线上的文物普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