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颗售价0.27美元、产自印度的仿制药胶囊。
或为抗高血压药物，美国5500万成年患者需依靠此类药物控制血压、维持心脏健康；亦可能是抗艾滋病药物，美国超110万人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但这款药物或许永远无法进入美国药房货架。
受阻原因并非药效问题，而是源于“印度”这一产地属性。
2025年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印度药品加征25%关税。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并非印度药企，而是依赖仿制药维持治疗的美国患者。这场围绕药品的纷争，发起者并非药企而是美国总统，选择妥协退却的不是医生群体，而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此次事件中，印度并未存在违规获取药物技术行为，而是美国主动关闭了市场大门。由此衍生出关键问题：当美国民众连仿制药都难以负担时，其医疗保障将何以为继？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场仿制药领域的贸易争端。
有人认为现代医学的重大成果多诞生于美国实验室，这一观点存在事实依据，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企业中，半数来自美国。美国医药企业能够长期保持领先优势，源于其过去百余年形成的成熟商业模式：通过高额资金投入开展药物研发，历经漫长周期完成临床试验，最终凭借专利保护实现市场垄断。
以辉瑞、强生等头部企业为例，其每年研发投入均超过100亿美元，且长期保持这一高强度投入。这种发展模式实质是通过资金堆砌，构建起技术与专利的双重壁垒，对于资本实力薄弱的企业而言，即便想要获取突破技术壁垒的途径，也面临着难以承受的成本压力。
印度的医药产业发展路径却独树一帜。印度既不愿等待药物专利自然到期，也拒绝接受国际药企主导的定价体系，而是以自身方式开辟市场空间。印度企业在未获专利授权的情况下仿制美国原研药，并以低价策略打入美国市场。这一行为引起美国药企强烈反应，在他们看来，印度仿制药企业的市场渗透不仅威胁商业利益，更动摇其行业主导地位。至此，一场围绕医药产业主导权的竞争在美国与印度之间展开。
印度众多医药企业中，兰伯西实验室在开拓美国市场方面表现突出。兰伯西实验室为印度知名家族企业，历经三代人经营发展，曾位列印度第一、全球第五。2003年起，兰伯西开始与美国药企展开正面竞争，其中与辉瑞公司关于药物“利普拓”的市场争夺尤为激烈。
谈及仿制药，需明确“原研药新手保护期”概念。通常情况下，原研药研发企业会申请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期一般长达20年。在此期间，其他企业不得生产相同配方药物，原研药企业得以实现市场垄断。专利保护期结束后，其他企业方可仿制并推出仿制药。
但印度专利法未将医药纳入版权保护范畴，这为印度仿制药企业提供了法律空间，使其能够在专利保护期内开展仿制生产。兰伯西实验室正是利用这一法律环境，通过仿制“利普拓”，在全球市场实现年营收130亿美元。不过，受辉瑞公司阻击，兰伯西长期无法进入美国本土市场，2003年其主动发起全球专利诉讼，直接挑战辉瑞专利权益。
兰伯西采取主动诉讼策略有其历史经验支撑。2001-2002年，兰伯西与葛兰素史克（GSK）围绕两款原研药专利展开全球诉讼。诉讼过程使仿制药概念得到广泛传播，消费者了解到存在药效等同但价格更低的替代药物，导致GSK原研药市场竞争力下降，被迫大幅降价。
兰伯西在新药研发方面表现平平，但仿制能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992年，米莱公司头孢霉素药物专利即将到期，罗氏等国际知名药企纷纷参与仿制竞争，最终仅兰伯西成功实现仿制量产并占领市场。米莱公司为维护市场垄断，提出以四倍价格收购兰伯西生产的原料药。
凭借一系列成功仿制案例，兰伯西逐步发展壮大并进军美国市场，低价仿制药迫使众多国际药企调整市场策略，部分美国药企甚至主动寻求与兰伯西开展合作。但辉瑞公司对兰伯西的市场挑战采取强硬反制措施。
2004年起，美国FDA介入兰伯西与辉瑞的争端。
FDA对兰伯西工厂进行20次突击检查，抽取200份药品样本检测均合格，但第三年发现工厂存在系统性问题。对于医药企业而言，被FDA列入黑名单意味着失去美国市场准入资格，这对兰伯西造成重大打击。
同时，2005年辉瑞在全球范围对兰伯西发起新一轮专利诉讼，双方诉讼持续至2008年达成和解。辉瑞承认兰伯西制剂工艺不构成侵权，兰伯西于2011年获得仿制“利普拓”进入美国市场许可。此时的兰伯西已元气大伤，同年日本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以46亿美元收购其51%股份，这家由印度三代人打造的仿制药企业沦为日本子公司。
2024年，美国法院判定辉瑞和兰伯西涉嫌垄断市场、操控药价，处以9300万美元罚款，曾经的仿制药反抗者最终成为垄断行为参与者。
事实上，美国才是仿制药领域的先行者。二战前，美国制药业受欧洲企业垄断，美国药企通过仿制欧洲药物实现发展。战争期间，美国制定《敌国贸易法案》，以战时特殊情况为由，允许企业使用敌对国专利生产药物，为仿制药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长期仿制过程中，美国药企意识到研发新药成本高、周期长，仿制药盈利更为迅速。如今美国指责印度、起诉中国仿制药企业，却选择性忽视自身依靠仿制药实现产业崛起的历史。
1928年，美国国内曾就仿制药与原研药合法性展开争论，最终官方认定仿制药不合法。但当时美国药品监管主要依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该法案规定仅新药需提交安全性数据并通过审批，仿制药因不属于新药范畴，可跳过审查直接销售。这一监管漏洞使美国仿制药市场快速发展，出现同一药物多个仿制版本共存现象，为美国药企积累原始资本。凭借仿制药带来的利润，美国高校医药教育体系逐步完善，新药研发平台得以建立。
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在新药数量和专利数量上超越欧洲。此后，美国药企利用FDA制定严格标准、强化专利保护，阻止其他国家复制其发展路径，形成“美国可仿制他国不可仿制”的双重标准。但美国很快面临新问题，缺乏仿制药导致药品价格过高，无法满足社会保障体系需求。
1965年，美国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推出“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由于仿制药受限，药品价格持续攀升，无法满足政府对廉价药物的需求，仿制药再次成为市场重要力量。这也解释了为何以原研药为主的辉瑞等企业会设立仿制药生产线——商业利益驱动下，企业不会放弃任何盈利机会。
1984年，美国颁布《药品价格竞争与专利期补偿法》（Waxman-Hatch法案），该法案对仿制药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其一，完善仿制药申报流程，要求仿制药企业证明与原研药生物等效，但无需重复动物实验和人体临床试验；
其二，设立仿制药首仿独占奖励机制，首个成功仿制并挑战原研药专利的企业，可获得6个月市场独占期，期间可制定接近专利药的价格；
其三，允许仿制药企业在原研药专利到期前180天提前申请上市，即便面临原研药企业专利侵权诉讼，仍可在诉讼期间正常销售并享受独占期权益。这一政策使仿制药企业在180天内的利润远超后续多年收益，吸引全球仿制药企业参与竞争。
以色列梯瓦制药是利用该政策崛起的典型企业。
梯瓦成立于1901年，自以色列建国起，其将自身定位为仿制药企业。1984年美国放宽仿制药政策后，梯瓦通过一系列并购快速扩张：1985年收购美国特种化学品企业WRGrace、同年收购Lemor，198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此后，梯瓦发起40多起并购，收购对象包括南美、日本、加拿大等地仿制药企业，甚至在并购中击败辉瑞。2016年，梯瓦以超400亿美元收购仿制药巨头ActavisGenerics，成为全球最大仿制药企业，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16%，也是全球前十医药企业中唯一以仿制药为主营业务的企业。
梯瓦的快速扩张引起美国政府警惕。
2012年，美国FDA推出仿制药费用法案，并成立仿制药办公室。2012-2016年，该办公室处理了过去十年积压的95%仿制药上市申请，大量仿制药涌入市场，导致竞争加剧，梯瓦在美国市场占有率在四年内跌破10%。美国通过政策调整，在鼓励仿制药发展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限制非美国企业市场扩张，确保本土企业利益。
印度发展仿制药有其特殊历史背景。1947年独立时，印度因长期殖民统治，药品依赖进口，民众缺医少药，1950年人均寿命仅31岁。1966年英迪拉・甘地当选总理，其对西方医药企业在印度的垄断经营不满，认为这些企业忽视人道主义需求。1970年，印度通过新专利法，不承认药品专利，为仿制药产业发展提供法律基础。这一举措不仅改变印度国内医药供应格局，也引发印度与西方国家在医药领域的长期争议，推动全球仿制药市场格局变化。
2014年，中国颁布《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未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延误诊治，且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定为犯罪。这一法律规定并非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妥协，而是基于中国医疗现实，对民众用药需求与法律规范的平衡考量。
仿制药与原研药的竞争，本质是商业利益、国家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和民众医疗需求的复杂博弈。各方在规则制定与市场竞争中不断权衡，其结果不仅影响医药企业发展，更关乎全球患者的医疗保障和生命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