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06年戴鸿慈（中右）与端方（中左）考察美国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雪珥（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
当中国宪政考察团从旧金山踏上美国本土的那一天开始，罗斯福总统所派出的特使，就开始全程陪同。
中国考察团对这位特使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并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他也是“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的成员，参与了大清国金融货币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
他的名字叫做Jeremiah Whipple Jenks，有个看上去有些古怪的中文名：精琪。
一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中国币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如今以总统特使的身份，为中国宪政考察团导航，正因为中美两国的精英都认识到了：宪政改革，并非务虚空谈，而涉及大量具体工作，其中，币制改革就是硬骨头。
铸币机上的问题解决不好，宪政就无从谈起…
银子蒸发
困扰大清国、甚至到了致命程度的金融问题，有两个，一是银价的持续下跌，二是币制混乱。
银价长期下跌，开始于1873年。由于美国遭受金融危机，宣布禁止银币的自由铸造，实际上废止了以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的“金银复本位”制度，而采用金本位制(因美国特色的社会制度，这一变革到1900年才被国会正式确认)。大清国所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对遥远的中国造成了远比金融危机更为深远的影响。
其实，西方人早就不爱银子了—他们更爱金子。银子之所以不受待见，是因为它的产量太大。在19世纪之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金银复本位”制度，但是，随着白银产量大幅增加，金银比价陷入混乱，扰乱了金融市场。英国率先在1816年实行“金本位”制，其他欧洲国家相继跟进。
银子被废，身价狂跌，而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国，便成为接盘的下家，大量国际游资带着日益贬值的白银，开始涌入中国抢购各种商品、主要是原材料。1876年大清海关的报告指出：“欧洲银价的跌落及银两对英镑逐年贬值的结果，使商人觉得以进口货款购买中国土产运回，比购买银行汇票汇回本国更加有利。”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天津的外企数量，从1866年的15家迅速增长，到1890年就达到了47家。
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海关洋干部马士的记录，1873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银价便走入了为期40年的下跌周期。以1873年的比价为基准，到1903年探底只剩36%。在这期间，继续实行银本位的大清帝国，总资产被蒸发了2/3。
但是，大清政府对于这种基于国际金银汇率的巨大变化，却十分迟钝。1874年，沈葆桢为了对抗日本，从英商汇丰银行获得200万两“福建台防借款”，其条件就是“借银还金”。此后，以英镑、马克、法郎等为货币单位而“借银还金”的外债，逐步增多，银价持续贬值造成的“镑亏”(汇率损失)成为大清国的沉重负担，仅庚子赔款的“镑亏”每年就要支付1100万两白银。
当然，看到汇率风险的人还是有的。1877年，左宗棠受命到西北平叛，胡雪岩为他谋划引进外资贷款500万两。汇丰银行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借银还金”，年息一分(10%)。胡雪岩却以汇率风险不可测为理由，改从愿意“借银还银”的德国银行借款，但利息却是月息一分二厘五毫(12.5%)，比汇丰高出了十多倍，经手各人获益颇丰。
李鸿章1896年出访欧美诸国，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到处哭穷，请求各国同意大清国提高进口关税。大清帝国的进口关税，世界最低，仅为5%，而且还一律“照银计征”。1858年在英法刺刀下确定关税税率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但此时，1金镑可兑换白银3两，30年内白银几乎贬值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大清帝国关税实际上只有 2.5%，再度刷新世界最低纪录。大清帝国的关税税率，本是当年在列强武力下签订的“城下之盟”的一部分，也即所谓的“协定关税”。税率的任何修改，必须征得签约国的同意。李鸿章提出，希望将关税提高到10%，实际上，这依然是世界最低关税，只能补上镑亏而已。但还是遭到各国的婉拒。
1900年，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之后，世界上使用白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是中国，一是墨西哥。经墨西哥政府提议，中墨两国联合向美国发出了呼吁，请求美国为两国的币制改革提供帮助，美国因此成立了“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牵头协调国际社会，推进中墨两国废止银本位。
铜元救亡
此时，困扰大清国的，还有货币发行上的极大混乱。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要货币，一是银两、二是制钱(即所谓的“孔方兄”)，分别用于大额与小额结算，但都存在计量不规范、铸造粗糙、使用繁琐的问题。
在第一轮改革开放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1887年引进西方的新式铸币机，轧制新式银元，并于1890年开始流通。他调任湖光总督后，又获准在湖广铸造和发行银元。甲午战争以后，各省纷纷争取银元铸造的政策，却普遍存在平色(重量和纯度)不一的问题，难以在辖区之外流通，即便在辖区之内，实际市场价值也低于“鹰洋”(墨西哥银元)等外国银元。
各地为了多获得铸币的收益(硬币面值与铸造成本的差额)，大量铸造面值二角的小银元—这种小银元的铸造收益高达10%，超过大银元的2%，这又造成了两种银元之间的比价混乱。因此，中央不得不开始考虑大规模铸造和发行铜币。
1900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
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该省搭铸通行”。
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
袁世凯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接任直隶总督，首先面对的是严重的金融危机，史称“贴水风潮”。袁世凯稳定局面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直隶银元局，开铸铜元。1903年6月(农历五月)，该局的1100万枚崭新的铜元，投向了直隶市场，成色整齐，形状划一，铸字清晰，在直隶的乱后维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