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联军基干的第五军部队发现了内部出现了叛降的企图，这就成了威胁抗联生存的根本问题。
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是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本人是小知识分子，一九二九年参加共青团，一九三○年转为党员，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斗争，
因为他表现积极进步，有"理论修养"，作战指挥勇敢、机敏，因而受到党的信任，升以军事政治重职。
但党也不断同他的"左"右倾小资产阶级偏向作斗争。当四、五军西征主力回到牡丹江地区时，他背着五军党委同志们，在暗中拉拢动摇分子，进行叛卖活动。
他以"抗战胜利遥远、客观形势险恶"为出发点，提出必须"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的"战略战术"，可以同敌人取得暂时的"妥协"来保存实力等谬论，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动摇士气。
柴世荣
十二月下旬关书范借口深入侦察，瞒着五军党委，瞒着五军军长柴世荣同志，秘密前往敌据点三道通会见日寇工作班特务头子小林和斋藤，
同他们两人初步"协商"后，一同到佳木斯日寇军管区会见北部顾问，在那里签订了"协定"，
主要内容：(1）接受五军投降，以五军为中心，收编牡丹江抗联部队，改编为一个师独立旅；(2）划定刁翎及土城子地区为特别地区，由独立旅驻防。
日寇在叛徒关书范的帮助下，加强了重兵压迫紧缩包围，妄图把那一地区的抗联部队一网打尽，然后进而消灭整个伪三江省地区的游击活动。
二路军总部估计到关书范等的变节行为，情况是十分严重的。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在牡丹江东岸椰树河子台召开吉东省委干部会议。
到会者十九人。主要讨论当前斗争趋势，必须坚持革命，战斗到底；克服五军部队中的动摇情绪，巩固内部。
开除关书范、赵子超、郭郁洲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军政职务，并将为首者关书范判处死刑，捕捉就地枪决。
次日召开四、五军党团员积极分子大会，到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拥护省委的决定。
会后积极分子回到各自部队作了必要的传达，揭穿了关书范等的卑鄙恶毒阴谋，进行了教育解释和宣传鼓动。
全军战士对叛徒关书范等深恶痛绝，愤激异常，表示愿为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坚持战斗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军事行动上，总部决定以警卫部队作中坚，集中掌握八、九军和救世军，向老爷岭西突围，进入方正和延寿地区。
五军军长荣世荣、四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同志领四、五军部队，向北佯动，
然后从东面突破勃利、林口间敌人的二重封锁线，向南宁安间转移，五师陈翰章、侯国忠两同志率部队协同行动。
一月十五日，叛徒关书范等穿着日军服，随带走狗工作班人员张清等二人，乘坐汽车自佳木斯地区赶回刁翎区，企图寻找我五军部队，进行叛党卖国的公开活动。
吉东省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逮捕了关书范，示以宣判书，关表示"一时错误"，后悔莫及，但求宽恕，愿立功赎罪，供出与敌人合谋诱歼我抗联的全盘计划。
省委会决定，将关书范、张清等二人立即执行枪决，并向全体战士宣布，真是人心大快，斗志更加坚定。
省委和二路军总部将江岸残留的根据地伤病员作了安置等二人立即执行枪决，并向全体战士亘布，具是人心关伏，斗志更加坚定。
省委和二路军总部将江岸残留的根据地伤病员作了安置处理，清检和焚毁了党政军各种秘密文件，
较好的步枪、轻机及重要文件需保存者，分别埋藏深山密林中，较次的大批武器，包括重机、迫击炮等悉沉江底，准备万一。
当时的斗争方针是：坚持忍耐，力图避开敌人，保存实力，但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即身裹红旗，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埋葬在沙场上，亦在所不惜。
宁愿高举革命红旗作光荣的毁灭，绝不苟且偷生，玷污伟大的革命战士气节和贞操。于是，第一次分路相机突围的残酷斗争开始了。
在叛徒关书范还没有被枪毙时，日寇对二路军总部行动方向是捉摸不清的，
但是因为关书范案的从犯、五军军需处处长赵子超和教导团三连指导员郭郁洲得到缓刑，趁机逃脱，投降敌人以后，将我方情况全部告知敌人。
日寇指挥部深恨其阴谋诡计被破坏而大失所望，但同时已经获知我吉东省委和二路军总部的确实所在。
叛徒被处死，我部团结更加坚固，因而引起寇军更加疯狂狠毒，以誓必破坏我省委及总部首脑机关为目的。
一方面派出大批特务走狗，四处活动，散布传单、流言，悬奖金十万，购周保中首级；
另一方面命令在该地区的所有"讨伐队"积极行动，加紧牡丹江沿岸依兰、林口、勃利各地互相衔接的包围封锁。
漫山遍野，满坑满谷，四处搜索进攻，并以飞机数十架轮香侦察、扫射、轰炸，还以战车和骑兵交替搜索目标。在刁翎土城子及江岸地区敌人搜索殆遍，敌我接触不断发生。
我总部及直属部队与八、九军和救世军部队联络屡被中断，四、五两军部队亦被割断在乌斯河以北，陷于苦战中，暂时无法突破敌围，只好采用分散活动。
延至一月二十七日，我总部及直属部队才和九军救世部队取得联络，在刁翎大百顺沟一带迅速集结兵力，约九百五十人。
在极度饥疲困乏中鼓励士气，经两昼夜急行军，穿空绕越敌人三道通封锁线，由柳树河子过牡丹江西岸，进入夹皮沟转四道河子上掌，
脱离了江岸敌兵的包围圈，向故军防守比较松懈的老爷岭西的方正、延寿方面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