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王震的搭档，贺龙的战友，红军时期的核心政工干部，抗战却没能参与，建国后连军衔都没有。
张子意的履历，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普通党员”，但他，自己这么说。
“不要派陈洪时，我留下！”
1934年冬，湘赣交界，红六军团陷入敌军包围，前线等命，后方换人，中央电令下达：省委书记任弼时调走，换陈洪时接任。
张子意看着电报，一句话都没说。
他和王震一起坐在山洞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那时候王震还没“王副总理”那个架子，是红六军团的少壮军官，打仗不要命的狠人。
“我说话你同意不？”王震把烟头弹在石头上，“我们俩留下。”
“我干书记，你当司令。”张子意抬头盯着他，“我去找彭总说。”
他们不是不服中央调令，而是不服陈洪时。
这个人没打过硬仗，一上来就要换掉基层干部，搞政治整肃，张子意火了。
“敌人都围上来了，你换什么班子？人心都要散。”他对身边人说。
张子意不是猛人，但是狠人，他不指挥作战，但敢顶上去扛责任。
第二天，他和王震一前一后进指挥部，彭德怀坐在炕上，脸阴着，陈洪时也在，笑得客气。
“张子意说得对。”王震开口。
“你同意？”彭德怀问。
“我们俩，分头做军政工作，比谁都了解部队。”张子意补了一句，“这个时候换人，不合适。”
陈洪时没说话，脸色不好看，彭德怀看了看他们，没表态，只说：“先下去准备突围。”
这事最终没成，中央还是调了陈洪时来，但张子意那天晚上留下了一句话。
革命叛徒陈洪时
“要是真换了我们，那这仗就不好打。”
他是真的担心，不是为自己，是怕部队散，那时候他是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基层党支部、宣传口、纪律建设，全归他管。
他不是带枪冲锋的人。但他是那个握着军心的人。
“给我发报，我命令他不要回延安！”
1938年，张子意躺在苏联疗养院里，吐血不止，医生说是肺病，必须卧床，他知道，自己完了。
那年他才34岁。
之前两年他参加了长征，从草地走出来，又打过西征仗，到1938年实在扛不住，组织上批准他去苏联治疗。
他自己不想去，“我身体还能撑。”他对贺龙说，贺龙没搭理他，直接送去兰州转机。
谁都没想到，这一去就成了命运的断层。
1941年，病好转，他准备回国，路线只能走新疆，那是盛世才的地盘，中央已多次提醒：小心。
但那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对张子意说：“你走吧，我们护送。”
盛世才
护送路上刚进新疆，就出事了，盛世才扣押了他，理由很简单，怀疑是“托派”。
那时候新疆风声鹤唳，张子意不是第一个被扣，也不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他被扣了五年。
五年，张子意在狱中组织“百子一条心”活动，他找了上百个被关押的党员，搞学习，搞宣传，搞思想斗争，他说：“不搞这些，人就散了。”
牢里没灯，他晚上就用煤油瓶顶根小棍儿做灯芯，点着看报。
“老张，真要在这儿待到解放啊？”有人问他。
他不说话，继续写材料，他写的是抗战动态、八路军作战情况、延安干部学习制度。
“你还信得过？”有人冷笑。
“信党，跟人没关系。”他说。
这话在牢里传开了，很多人不信，说他装，可等1946年中央派人把他接出来时，他把自己藏了一本笔记本交上去了。
全是狱中记录，字迹密密麻麻，一页没落。
张子意走出牢门的那天，穿的是一件棉袄，五年前穿进去的。
贺龙元帅
“老张出来了。”贺龙收到电报，第一句话是：“给我发报，我命令他不要回延安！”
秘书愣了：“不回延安？去哪？”
“太久不在部队了，回来得先适应，直接调去晋绥，跟我一块干。”
贺龙不是调笑，是知道张子意心里那口气。
“让他闲着，他会疯的。”
晋绥分局成了张子意重回战线的起点，他在那里没等几个月，就成了副书记。
“这个政委，不是我，是他。”
1949年1月，解放战争收官在即，中央开始重组主力兵团，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即将成立，彭德怀亲自盯着这支部队的筹建。
司令员，王震，这个人从红军时期一路打上来，脾气大、动作快、下手狠，是“彭老总”最信得过的猛将之一。
王震上将
问题出在政委人选。
贺龙提议：“要不张子意回来？他懂王震。”
彭德怀皱了下眉，“他离开部队太久了。”
王震坐在一边，手里握着茶缸，“这事，我想过了。”
“他最适合，他不是会写材料，是能压住军心的人。”
彭德怀没吭声，王震接着说，“我可以指挥部队，但政治工作，必须有人帮我管。”
“我和他一起从红六军团走出来的。”王震把茶缸放在桌子上，“他是我唯一信得过的政委。”
王震上将
这是实话，红军时期，两人搭档多年，谁指挥，谁做思想工作，从不越界，那时候张子意一句话能把部队稳住，王震一句话能把仗打赢。
彭德怀听完，不点头也不摇头，“你们俩搭档过，那是十五年前。”
“他1941年之后，没带过一支连。”
“第一兵团是干大仗的，不是讲回忆录的地方。”
话说完，房间安静，没人再提张子意，政委的任命最后下来了：王震兼任。
消息传到张子意那，他没说什么，只问了一句：“我没资格？”
贺龙叹了口气：“不是没资格，是没位置。”
部队不是情谊的延续，是力量的调度，张子意懂，他比谁都懂，他什么都没争，回到西南局做地方工作。
可后来，王震在悼词里写了一句话：
“张子意同志，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军政领导人之一。”
王震上将
不是“同事”，不是“同志”，是“领导人”。
这句话压在档案室里几十年没人注意，直到后来有人翻资料，看到那张黄纸，字迹遒劲，落款清楚。
“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955年，全军授衔，那年是新中国第一次军衔评定，上将名单一公布，张子意的名字，不在其中。
他的部下贺炳炎、彭绍辉，全进了上将，他，什么都没有。
那年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在北京写政策、抓理论、跑基层调研。
张子意接到军队系统发来的“军衔候选人调研函”，他退了回去。
“我不符合条件。”这话是他亲自批的，写在函件下方一角。
没人逼他退，也没人劝他别退，他是自己把自己划出去了。
原因很简单，1955年评衔，是按战功、任职年限和战斗经历来算。
他1938年之后，几乎没有指挥作战记录，文件里写得冷静：
“张子意同志1941年起未再参与野战部队建设，调任地方党务及宣传口。”
有人为他抱不平，“张政委不比他们差，六军团时期谁没听过他训话？”
但也有人说：“讲公平，就得按章程来，战争不是回忆录。”
他没吭声，他做了一件别人都没想到的事：把自己补发的八年工资，全上缴给了组织。
那是他在新疆被囚的八年，中央决定补发薪资，他不要。他签了字，“退回，用于教育宣传工作。”
秘书小李当时正收拾档案，他问：“张部长，您这不是不要钱，是连命都不要了。”
张子意笑了一下，“不是命，是脸，我在那八年，拿不出一件正事来，我能要这钱？”
这话传出去，不久就进了中央文件，“张子意同志八年党性未失，主动上缴补发薪资，以精神作风为本。”
1981年，张子意病重，住进北京医院。弥留之际，身边是几个老部下。
他拉着护士的手，说了三句话：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
“我是一个有错误的共产党员。”
“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三句话，后来被印在西南宣传系统的一本小册子封底，没人提他是政委、是老红军、是王震战友，只说他是一个人。
一个，没有军衔，没有职位，却留下一句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