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3年，当66岁的鉴真终于踏上日本土地时，他可能没想到自己竟成了中日千年争议的导火索。
日本人将其奉为“天平之甍”（文化天花板），连都对他多有礼遇。
反之在国内，其虽在教科书上被定义为文化交流使者，但他的行为一开始就被诟病，千年前被弟子举报，千年后又被后人指责。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鉴真之所以在日本享受着近乎跪拜式的追捧，是因为他给予了日本多维度且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在鉴真东渡之前，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相当混乱，处于自我认证的野路子状态，僧人自行授戒，导致僧团素质参差不齐，戒律松弛。
鉴真到来后建立起了正规且严格的受戒制度，他以大唐成熟的佛教规制为蓝本，设立戒坛，为僧人举行正规受戒仪式，极大地提升了日本佛教的整体质量与规范性，使得日本佛教得以健康发展，其影响延续至今。
他还主持设计了唐招提寺，后者融合了大唐建筑的精髓，无论是建筑布局、结构设计，还是细节装饰，都展现出大唐建筑雄浑大气、精致典雅的风格，对后世日本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时，唯有鉴真所进药方有效验，令日本皇室及民众对其医术信服不已。
就这样之后他带着自己的弟子开始在日本传播医药知识，著书立说，所以如今的日本人仍尊他为汉方医药之祖，其地位宛如中国的神农氏。
更为重要的是，鉴真东渡的时候还带去了许多饮食、茶叶、各种小吃的制作技术以及酿造技术等，如日本的豆腐制作术，日本豆腐业尊鉴真为祖师，还有奈良的鉴真酱油，也是其酿造法传入日本的体现。
同时唐朝的绘画、雕塑、印刷、榨糖、缝纫、烹饪等应用技术也被带到日本，促进了日本相关行业的发展。
里面还包括王羲之的行书真迹《丧乱帖》等，这些东西基本都拿不回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资敌，这也就是为何后人会对他有些看法了，其实一开始就有弟子因为鉴真的举动给他举报了。
公元 743 年，鉴真首次东渡，同行的道航认为高丽籍僧人如海品行不端，想让他留下。
如海不满，就去官府诬告道航勾结日本意图谋反，官府派人搜查，逮捕了荣睿、普照和道航，并没收了海船，第一次东渡宣告失败。
但这并没有让鉴真歇了心思，公元 748 年，鉴真开始第五次东渡，这次他没人举报却又遭遇了可怕的天灾套餐。
在海上漂了足足半个月，众人被迫生啃大米，好在船只最终漂到了海南岛。
可虽然他们等来了陆地，弟子祥彦却因长期的劳累和恶劣环境病亡于途中，日本僧人荣睿更是不堪重负，累死在漂泊的路上。
而鉴真自己，也因热毒攻心，双目失明。
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都到这份上了，鉴真还是没放弃，要知道当时官方压根就不支持他的举动，他的所作所为只能暗中进行。
鉴真第六次东渡是乘坐日本遣唐使的船只，于 753 年 11 月 15 日从苏州附近黄泗浦出发，12 月 20 日抵达日本萨摩。
回顾鉴真的东渡历程，耗时长达 12 年，历经 5 次失败，有30多人为此丢了自己的性命，那么为何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他都要往日本钻呢？
鉴真作为唐朝声名远扬的律宗高僧，在戒律传授与寺院管理方面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他所秉持的严谨律宗理念，正是日本佛教界所欠缺的。
日本僧人荣叡、普照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四处寻觅能够前往日本传法授戒的高僧，最终他们将目光聚焦在了鉴真身上。
他们向鉴真表达了日本佛教界对其殷切的邀请，希望他能东渡日本，整顿佛教乱象，让日本佛教回归正轨，这一邀请与日本当时的社会刚需相契合，也成为鉴真东渡的重要外部推动因素。
当然这其中不乏原因就是佛教的发展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713年唐玄宗刚上位不久就禁止王公贵族将庄园宅院改建成寺院道观，以免太多有心人借此逃避赋税。
次年的时候，有3万多僧尼背淘汰，约占当时僧尼总数的1/4，寺庙不仅不让盖新的，就是旧的想要修缮也得特意跟官府报备。
这种种举措都跟鉴真的想法相悖，或许正是这些里里外外的因素架在一起，让其有了东渡的想法。
鉴真刚到日本的时候，可谓举国欢迎，随后天皇还赐地为其建造唐招提寺，封其为大僧都，赋予他统领全国僧尼的重任。
可惜的是，很快这位天皇就因为内斗倒台，鉴真也成了没人在意的存在，之后更是被解除职务整日待在寺庙里，763年就孤独地圆寂了。
